當曹盾+雷佳音+馬伯庸的“王炸組合”遇上高考檔期，當騰訊視頻與央視八套雙平臺保駕護航，《長安的荔枝》的開局卻像一顆被摔爛的荔枝——外殼精致，內核寡淡。這部被寄予“年度劇王”厚望的S+項目，首播收視率從1.78%跌至1.4%，云合市占率僅3.7%，甚至不及同平臺播出的《藏海傳》。資本獨寵的馬伯庸，這次又栽在了“質感與內容”的失衡里。

高開低走：S+項目為何失靈？

從《長安十二時辰》到《風起洛陽》，馬伯庸IP改編似乎總逃不過“首播即巔峰”的魔咒。《長安的荔枝》同樣復制了這一軌跡：首播當日，#長安的荔枝 質感#沖上熱搜，觀眾盛贊其“唐風美學天花板”，但次日#長安的荔枝 無聊#便接力登榜，收視率與討論度呈斷崖式下跌。

問題出在“錯配的期待值”。劇集以電影級美術設計開局，高飽和度的唐風服飾、考究的建筑復原、曹盾標志性的光影美學，確實撐起了“S+”的排面。但當觀眾抱著看《藏海傳》式強反轉、快節奏的預期點入，卻被慢吞吞的“荔枝運送日常”澆了一盆冷水——沒有權謀斗爭的高潮，沒有人物命運的跌宕，只有李善德（雷佳音飾）如社畜般奔波于長安與嶺南之間，活脫脫一部“大唐快遞員生存實錄”。

“我們花了99道工序做拍黃瓜。”觀眾這句吐槽精準刺中要害：當制作班底把所有預算砸在視覺層面，卻忘了給故事注入足夠的戲劇張力，再精美的畫面也不過是動態壁紙。

質感與內容的博弈：馬伯庸IP的“原罪”

馬伯庸小說的影視化困境，本質是“文學性”與“娛樂性”的撕裂。他的原著擅長以微觀視角切入歷史褶皺，如《長安的荔枝》借小人物運送荔枝的荒誕任務，勾勒盛唐背后的官僚機器。這種“留白式敘事”在文學領域自成一派，但搬上熒幕卻成了致命傷——沒有強情節驅動，沒有鮮明的人物弧光，只有綿密的細節鋪陳，注定與大眾觀劇習慣背道而馳。

劇版試圖通過增加權謀線破局：原創角色鄭平安（小舅子）的朝堂爭斗，本應與李善德的“荔枝線”形成雙線敘事，但兩條故事線卻像平行線般毫無交集，反而稀釋了原著的緊湊感。反觀《藏海傳》，首集即拋出“癸璽”“復仇”等強懸念，用快節奏鉤子牢牢鎖住觀眾，這種“爆款方法論”恰恰是馬伯庸IP最欠缺的。

更諷刺的是，當劇組用“喜劇元素”調和嚴肅敘事，如李善德與嶺南官吏的插科打諢，卻因節奏把控失當淪為“尬笑片段”，進一步消解了故事的厚重感。

資本為何執迷“馬伯庸宇宙”？

盡管拍一部撲一部，馬伯庸仍是資本眼中的“香餑餑”。《長安的荔枝》之后，還有《兩京十五日》《大醫》等超10部IP待開發，且清一色配置頭部班底：劉德華、大鵬、丁黑……資本的“極致寵愛”背后，是馬伯庸IP獨特的商業價值。

其一，馬伯庸小說自帶“文化溢價”。在“國潮崛起”風口下，其作品中厚重的歷史考據、對傳統文化的創新性解構，天然契合政策導向與平臺內容戰略。如《長安十二時辰》對長安城108坊的復原，曾帶動西安旅游熱，這種“文化賦能”是純娛樂劇無法比擬的。

其二，馬伯庸IP具備“工業化潛力”。相比依賴編劇靈感的原創劇本，其小說已提供完整的世界觀與人物框架，便于制作方進行標準化開發。正如《長安的荔枝》與《長安十二時辰》的“夢幻聯動”，通過季姜等角色的成長線，資本試圖構建“馬伯庸影視宇宙”，以系列化開發提升IP長尾價值。

但問題在于，當制作方沉迷于“文化正確”與“工業流程”，卻忽視了觀眾最樸素的需求——講一個好故事。

破局之道：如何跳出“叫好不叫座”怪圈？

馬伯庸IP的困境，本質是藝術追求與商業邏輯的沖突。要打破魔咒，需在兩者間找到平衡點：

1. “輕量化”改編：保留原著歷史考據的精髓，但刪減冗長鋪墊，強化戲劇沖突。如《風起隴西》若能壓縮權謀線，聚焦陳恭與荀詡的“雙雄對決”，或許能避免收視崩盤。
2. “類型化”創新：將歷史懸疑與動作、喜劇等類型融合。如《長安十二時辰》若增加張小敬的武打場面，或李必的幽默臺詞，或能拓寬受眾圈層。
3. “用戶思維”敘事：在保留文學性的同時，用閃回、插敘等手法加快節奏。如《長安的荔枝》可穿插楊貴妃的視角，用“她何時能吃到荔枝”的懸念驅動主線。

回到《長安的荔枝》，其后續走勢仍存變數：若權謀線能與主線交匯，或雷佳音能憑演技帶火“社畜逆襲”人設，或能復制《長安十二時辰》的逆襲軌跡。但無論如何，這場“荔枝保衛戰”已為行業敲響警鐘：當S+項目淪為“質感PPT”，再豪華的班底也救不了內容空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