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是中國革命史上的一個偉大轉折點，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革命真正走向成熟。

同志們也擺脫了國外勢力的過度干涉，在毛主席的帶領下，用中國人自己的辦法來解決革命問題。

這次會議還出現了一些不破不立的情況，博古就是其中一位主角。

他被解除職務之后，還鬧出了一陣風波，幸好有一個重要人物出面，才把局勢穩定下來。

博古身上發生了什么？平定局面的那位重要人物又究竟是誰？

博古的前半生，說起來也是相當精彩。雖然他是個很有爭議的人物，但不可否認，他人生中也有過高光。

1907年，他出生在江蘇的一個書香世家，家里雖然不是什么鐘鳴鼎食的豪門，但最起碼衣食無憂，他能夠安安心心做學問，做個純粹的文人。

換句話說，當時社會上雖然存在著壓迫剝削，但博古和他的家人并不是受害者。

在這種情況下，十多歲的博古一心向往馬克思主義，還在17歲那年毅然決然加入革命隊伍，這就更是顯得難能可貴。

一個少年，在革命中成長為更有擔當的青年人。可是僅僅過了兩年，青年人就遭了殃。

19歲時，博古參加革命活動，不慎被松湖警察署逮捕。

那個時候的警察，可不像大家所以想象的那樣正義。他們為虎作倀，心甘情愿充當既得利益者的打手，專門負責對付革命者們。

像博古這樣的年輕人，就是他們的首要打擊對象。在警察署，博古受到了一些身體上的折磨。

那些可恨的警察逼著他出賣革命隊伍，逼著他脫離革命組織，無所不用其極。

別看他只有19歲，但他的骨頭卻相當硬，扛住了這次艱難的考驗，所以他的志向和理想，至少在當時，根本不用懷疑。

后來他前往蘇聯留學，認識了一幫朋友，還和共產國際的人有了一定的接觸。

這段留學經歷深深改變了他，從他后來的所作所為來看，很難說是好還是不好。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的確從蘇聯學到了很多先進的革命理論，這些理論知識也被他帶回國內，用來指導我國的革命斗爭。

可是，大概是受到蘇聯文化荼毒太深，博古對于蘇聯共產主義思想有著一種莫名其妙的崇拜。

在他眼里，蘇聯的月亮更圓，蘇聯的面包更香，蘇聯的一切都更好。

他壓根兒沒有考慮過，中國和蘇聯的革命情況完全不同，一條能夠在國外走通的路，放到中國，卻不一定能夠走通。

正是因為包括他在內的很多人做出了錯誤指導，工農紅軍才會被迫面對第五次反革命的失敗，也才會被迫開啟長征。

長征的確鍛造了紅軍的意志，但在這趟漫長的征程中，紅軍同樣也遭受了慘痛的損失。對于這些，博古都是要負責的。

所以在1935年年初召開的遵義會議上，博古首當其沖，受到了批評。

對于自己的錯誤，他一方面是認同的，但另一方面，卻沒有那么容易服氣。

事實上，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博古都覺得自己是個天之驕子，留學歸來，見多識廣，有志氣有追求，比他眼里的那些農村人要強上許多。

哪怕實踐證明，錯了就是錯了，他也沒那么容易放手，更不可能輕易把手里代表著黨中央權力的信物交出去。

博古的心態和情緒出現了問題，黨中央許多領導干部都看在眼里。怎么轉變他的思維，這的確是個大問題。

對于這個情況，周總理想盡力做出一些改變。所以他私下找到博古，和博古進行了一次長談。

這次談話，歷史資料上記錄得并不多，但博古和自己的朋友潘漢年講過很多，潘漢年也做過相應的回憶。

當時，周總理把博古叫到面前，并沒有對博古的一些個人情緒展開批評。

相反，他充分包容博古目前的錯誤，并且對自己的情況進行了自我批評，從而讓博古意識到錯誤。

在留學和本土實踐這方面，他們和毛主席，走的其實是兩條路，雖然殊途同歸，但過程終歸還是有所不同。

博古和周總理一樣，他們都是留學派。博古留學蘇聯，而周總理留學日本，留學法國，去工人革命的啟蒙之地感受紅色文化。

不過他們不同的是，周總理見到的世界更大，內心世界也變得更大。

他走過許多國家，然后深刻地意識到，中國和這些國家都是不同的，中國要在借鑒經驗的基礎上，走出屬于自己的道路。

所以回國之后，周總理一直在探索，從來沒有用生搬硬套的方式來干革命。

而博古的情況則完全相反，他把共產國際當成權威，把蘇聯當成檢驗革命成效的萬金油，什么事都要跟著蘇聯的腳步來行走。

所以好好的游擊戰，被他給打成了正面交鋒，這完全是在用自己的弱點去觸碰敵人的長處，怎么可能不失敗。

他會反省，會總結，這是好事，但這還不夠。

他必須放下對本土實踐者的成見，真正意識到自己在思想層面的不足之處，只有這樣，他才能夠進步，而不是不進則退。

至于本土實踐家，代表人物當然是我們的偉人毛主席。

想當初，毛主席并沒有選擇和好朋友蔡和森一行人一起去法國。

他說，中國太大了，中國工人和農民的情況太復雜了，他要先把中國的問題弄明白，才知道未來的路應該怎么走。

正因為如此，周總理才會告訴博古，他們兩個人，對中國的了解和理解，都沒有毛主席透徹。所以他們得正視這一點，尊重和重視毛主席的意見。

無論如何，大家的目標是一致的，革命勝利，中國才會有未來。

在我黨的最高原則和最高目標面前，沒有什么個人利益是不能放棄的。

周總理這番話，一語驚醒夢中人。博古終于不再糾結，不再執拗，把該上交的東西全部交了上去，并且正式退出了領導核心。

遵義會議是我黨的蛻變，同時也是博古的蛻變。經此一事，他成為了毛主席的堅定支持者。

在后來黨中央出現內部問題，有人試圖搞分裂搞破壞的時候，他站在了毛主席的身后，與毛主席一起同反動勢力作斗爭。

再后來，博古深耕新聞工作領域，握好手里的筆桿子，在新聞宣傳這方面貢獻良多，被很多人稱為革命區新聞事業的有力推動者。

值得一提的是，我國第一個提出毛主席旗幟的人，其實就是博古。

一個犯過錯誤的人，他的錯誤沒有辦法被抵消，他造成的惡劣影響，也已經是既定的事實。

不過，他改正之后的行為作風，他的痛定思痛和自我檢討，這些也都是值得肯定的。

人性本來就很復雜，用全面的視角看問題，不失為一種公正的立場。

遺憾的是，“改邪歸正”的博古，卻沒能看到新中國的太陽。

好不容易見到抗日戰爭勝利，1946年，他卻死于一場飛行事故，這時候，他也才只有39歲。

博古這一生是跌宕起伏的，同時也是傳奇的。

他不該作為罪人而被定性，但他同時也算不上一個光明偉正的人物，算是有高光有黑點。

當然，片面刻板地認識他，或者只研究他一個方面的事跡，其實并不可取。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終其一生，他都在不懈追求著共產主義的理想，沒有違背自己探索馬克思主義的初衷。

參考資料：

1、轉折之城——遵義會議紀實⑤ 博古在遵義會議后的轉變——《老同志之友（上半月）》2011年第5期12-13,共2頁

2、博古在遵義會議后的主要任職及活動——《黨史文苑》1996年第2期42-44,共3頁

3、博古在遵義會議前后——《共產黨員》2010年第7期56-56,共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