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機構：一站式服務，給錢就能發三甲醫院醫生：松動職業底線，敗壞醫護聲譽地方探索：“臨床為主、科研為輔”的分類評價

（健康時報記者 徐婷婷 周學津 生命時報記者 田雨汀）當下，多地醫院已啟動今年的職稱評定工作，是否發表論文基本上是醫生“必填材料”。而社會上關于醫生論文質量的質疑聲，還未平息。

日前，一篇醫學論文中提及“52例輸卵管妊娠男患者”，引發廣泛關注。隨著輿論發酵，數十篇存在常識性錯誤的論文接連被曝光：男性患上“宮頸癌”“妊娠糖尿病”，女性查出“前列腺炎”……這些違背基本常識的論文，公然發表在醫學期刊中，令人啼笑皆非。

記者檢索發現，上述離譜醫學論文涉及多家期刊，包括《實用婦科內分泌電子雜志》《中國醫藥指南》《當代醫藥論叢》等。其中，《實用婦科內分泌電子雜志》是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主管、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主辦的期刊。

本該象征權威的學術交流期刊，為何會出現如此低級的錯誤？近期《健康時報》《生命時報》記者針對醫學論文亂象展開聯合調查，發現了一條從“代寫”到“代發”的產業鏈。

與記者想象的“隱秘交易”不同，在一些醫藥交流微信群里，部分論文中介機構工作人員會主動添加好友，明目張膽地兜售代發服務。在社交平臺上，搜索“代發醫學論文”“期刊發表咨詢”等，可直接找到相關內容和賬號，甚至有網頁彈窗詢問需求。在網購平臺，售賣相關服務的店鋪雖表面避諱，表示“不提供論文代發”，但會引導“加微信私聊”。

“找我們，這些雜志（編者注：上文提到的雜志）都能發！只要今年有版面，百分百保證錄用以及見刊。”一家論文中介機構的工作人員向記者保證“給錢就能發”，其底氣是“和一些雜志有內部合作渠道”。另一家中介機構的業務更廣泛，自稱“中文能搞定、英文科學引文索引（SCI）也可以。”

當記者表明代發需求，說明專業、心儀期刊后，便可得到機構的報價，從幾萬元到十幾萬元不等。比如，“英文科學引文索引”影響力排名靠前的一區期刊“代發13萬元”，次之的二區“代發7萬元”，四區降到2.5萬元；國內期刊方面，一家機構表示“科技核心不指定期刊，一口價19999元；北大核心不指定期刊，一口價29999元。”

如果確定合作，中介機構和客戶要簽署包含費用支付、保密條款、論文著作、違約責任等內容的協議，客戶先付定金，文章錄用后再付尾款。“代寫發”服務涵蓋從文章擬題、撰寫，到見刊、出版的“一站式服務”——根據客戶的專業方向或大致思路，專業對接人員擬定一個或多個題目，直到客戶滿意；確定題目后，自稱有專業背景的寫手根據目標期刊的發稿要求進行撰寫；成稿需經客戶審閱、返稿修改，直至同意刊發；在投稿階段，客戶需按要求注冊投稿郵箱，并等待錄用。“代發”服務則需客戶自備稿件，報價相對便宜。

對于期刊最終錄用時間，不同機構的答復有所差異。同樣是一篇三區期刊的“代寫發”服務，有的機構承諾從擬題到發布只需3~4個月，有的則需8個月以上，也有機構稱期刊版面要排到2027年。

記者調查發現，論文中介機構普遍具備攬客、對接、寫作團隊，但其學術專業性存疑。所謂的“專業寫手”，一般不會透露真實身份，醫學背景無從考證。一家機構出示的營業執照中，主體為生物科技公司，主要經營范圍是科技推廣和應用服務業，與醫學業務毫無關聯。

中介機構無孔不入，部分期刊早已與其形成利益共同體。近日，國家審計署在工作報告中披露，2012~2024年，國家衛健委主管的中華醫學會將其一份期刊交由民營企業運營，該企業從中獲利達4166萬余元。一旦商業化運作讓學術期刊變成牟利工具，專業審核將形同虛設，這或許就是論文中男性“患上婦科病”的原因之一。

2025年初，英國《自然》雜志發布的一項針對撤稿現象的研究發現，醫學期刊論文堪稱撤稿“重災區”，2014~2024年撤稿率超過1%的136家機構中，約70%來自中國，其中約60%是醫院或醫學院。

有需求才有市場。這條灰色產業鏈的根基，或許是臨床醫護職稱評定的現實壓力。

醫護人員的職稱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專業水平，關系著職業發展，更是很多患者就醫時的參考依據，而職稱評定常需論文、專利等成果支撐。“臨床醫護需發表2~3篇論文，包括普刊和核心期刊；行政人員發表1篇核心期刊”，北京某社區醫院醫生顏茜（化名）告訴記者，這是她所在醫院晉升職稱的硬性規定。但一線醫護的時間被臨床工作填滿，難有余力從事科研。另外，基層醫院往往缺乏科研條件，臨床業務能力強的醫生可能因論文不足而錯失晉升。于是，顏茜的同事花費4萬元購買了一篇論文，1個月收稿，半年就見刊于醫學核心期刊。

呼和浩特一名三甲醫院副院長也告訴記者，當地職稱評審尤其是高級職稱評審，對論文數量、級別的要求逐年提高，部分醫院已將論文作為“硬指標”，擁有“一票否決權”，讓很多醫護頭疼。

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原副院長、國家衛健委醫院管理研究所專家王吉善認為，在晉升壓力下，一些醫護對科研誠信重視不足、對學術規范認知模糊，甚至將學術不端“合理化”，認為這是“生存所迫”的妥協。一旦造假成為公開的秘密，出現“身邊人受益卻未被處罰”的示范效應，或許會松動更多醫生的心理防線、松動整個職業的底線。

對此，上海市某三甲醫院主任醫師發出警告，“論文工廠”的存在具有嚴重危害性。

扭曲評價體系。一旦“為論文而論文”的不良現象泛濫成災，真正扎根臨床、解決實際問題的醫生便會在晉升中處于劣勢，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性循環，可能因此導致醫療水平的下滑。

阻礙科研進步。“工廠化”論文存在圖像重復、數據套用、拼湊洗稿等問題。例如，不同機構生產的多篇論文均出現同一把帶劃痕的測量尺，暴露出批量復制的痕跡。這些低質論文擠占期刊版面，壓縮真實研究成果發表空間，讓醫學數據可信度大打折扣，更會阻礙科學發展和社會進步。

污染醫學聲譽。醫療行業涉及生命安全，最該一絲不茍。頻發學術不端事件，會影響整個醫療行業的公信力。

縱觀醫學發展，臨床與科研常是相互促進，但這不意味著能在職稱評定中簡單地將論文作為晉升指標。對此，中國工程院院士、天津中醫藥大學名譽校長張伯禮院士曾說：“一名醫生發表論文再多，如果不會給病人看病，就稱不上是一名好醫生。”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原副院長丁潔表示，并非所有醫護都能做到臨床加科研“兩條腿走路”，可將醫學人才劃分為臨床型和研究型，區別考察。

為了破除“唯論文”，2021年《關于深化衛生專業技術人員職稱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提出，要科學合理對待論文，取消職稱申報時對論文篇數的要求；《全民健康素養提升三年行動計劃（2024-2027）》中，健康科普被納入衛生專業技術人員職稱考核的內容之一。

地方上的探索更為具體：浙江省實行“臨床為主、科研為輔”的分類評價；安徽省允許臨床病案、手術視頻、護理案例等替代論文；廣東省明確基層緊缺人才在中級職稱崗位連續工作滿10年，可直接認定副高級職稱；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創新性地提出醫療推優、教學推優方案，表明“以實績論英雄”的用人導向。

多位醫生表示，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制度來推動、時間來檢驗。

重構職稱評價體系。呼和浩特某三甲醫院副院長建議，應按崗位性質差異化管理：教學型醫院集臨床、科研、教學為一體，可科研和臨床并重；科研型崗位（如學科帶頭人）的職稱評定，保留論文和科研要求，并將高級職稱名額向真正有科研需求的崗位傾斜；臨床或護理一線崗位弱化論文權重，側重臨床能力和患者評價等，允許以其他成果（如技術革新、典型案例）替代；基層社區醫院聚焦日常診療實績，剝離不必要的科研指標。

強化學術道德教育。王吉善表示，制度改革的同時，需同步強化學術道德教育，明確科研誠信是不可逾越的底線。可建立全國學術誠信數據庫，記錄、公示學術不端行為；鼓勵社會監督舉報；處罰力度也需升級，除了撤稿、通報批評外，對情節嚴重或屢禁不止者吊銷執業資格、解聘。

加強智能監管網絡。面對日益組織化、隱蔽化、人工智能化的論文工廠，監管也需技術升級，通過智能系統篩查圖像重復、數據異常等問題，彌補人工核查的不足，筑牢學術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