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12日下午四點半，毛主席把頭探出車窗，半開玩笑地問：“老胡，你說這雨算不算給我接風？”

成渝鐵路上的專列正緩緩靠近資陽。遠山模糊，車站月臺上積起的雨痕像墨汁一樣濃。毛主席突然提議臨時停車，想摸摸川南的脈搏。這不是計劃里的站點，陪同的李井泉、胡景祥對視一眼，知道又是一場即興考察。

毛主席為何執意下車？先前在車上聽李井泉講到自貢氣礦、隆昌炭黑廠，“我這輩子還沒親眼看過天然氣。”一句話把眾人嚇得背后出汗：路線、車輛、警衛統統得現找。可誰都明白，他的興趣就是命令。

資陽站附近沒現成車。雨越下越密，李井泉急得圍著站臺轉圈，忽見保衛科拖來一輛掉漆的小吉普。他抹把雨水，對主席說：“車舊點，能走。”毛主席笑：“舊車好，好像我當年坐的吉姆車。”一句話，把緊張氣氛沖散。

十幾分鐘后，隊伍又添一輛臨時征來的拉煤車。吉普在前，煤車跟后，車燈在爛泥里晃動。胡景祥心里直打鼓：這可是黨和國家的領袖。李井泉卻清楚，主席更在意的是看到真實的生產現場，而非排場。

車到隆昌站，縣里干部總算趕來，個個滿身泥點。見到主席，縣委書記脫口而出：“接站遲了，失職！”毛主席擺手：“忙工作要緊，我毛澤東不是皇帝。”樸素一句，眾人臉都紅了。

雨沒停，反而大了。長坡泥濘，燈光昏黃。炭黑廠不到兩公里，可那段石渣路像洗過的玻璃一樣滑。謝奉露和王大芬抬來麻繩，系在吉普保險杠上，二十來個小伙子分兩邊牽引。毛主席推開車門問：“怎么？讓我坐滑竿？”眾人哄笑，雨夜的緊張一下就斷了線。

剛進炭黑車間，熱浪裹著煤焦味撲面而來。上百支火嘴噴著藍紅火舌，屋頂黑亮。毛主席抬頭看火，“怪不得叫炭黑廠，連雨水都成了黑的。”他用手背擦了擦額頭的灰水，又指指大家說：“我們都成了黑炭頭。”一句玩笑，工人們笑得前仰后合，場面一下子活了。

梁錫遠給主席介紹脫硫、冷凝、包裝流程。毛主席問得仔細：“硫化氫回收了嗎？放空可惜。”話剛落，身后記錄員忙不迭寫下。站在一旁的李井泉悄聲嘀咕：“看吧，他連螺絲釘的事都惦記。”

炭黑廠看完，眾人還想上山去氣井。路難走，李井泉勸：“天黑雨大，留點力，改日再看吧。”毛主席點頭，卻不忘叮囑林國濃：“鉆井千萬注意防噴、防毒，命比氣重要。”這句重話，讓在場的石油人沉了沉心。

短短三小時，主席提出的技術細節不下二十條。胡景祥后來感慨：“他問的問題，連我們系統里有些工程師都答不全。”

夜里回到專列，車廂燈未熄。李井泉擦著滿身泥點，想起八年前自己被派回四川剿匪的情景：也是這樣一身灰、一身汗。那年毛主席一句“你辦事我放心”把他推上前線。從殲滅川西匪患、發動土改，到拆渠筑堰、修復都江堰，他沒讓那份信任打折。

如今站在主席身邊，李井泉心里明白，隆昌的意外一停，不過是毛主席檢驗四川八年變化的一張考卷。成績單不靠官員匯報，而是靠雨夜泥路、靠爐前火嘴、靠工人的笑臉。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這趟川南行結束后的第二年，隆昌氣礦開始建設國內第一批國產化脫硫裝置，炭黑年產量較1958年翻了三倍。很多技術建議，直接采納了那天車間里回答過的問題。老工人回憶：“主席問一句，我們就得跑十里路去找答案。”

說到李井泉，他在四川并不僅僅留下大型水利、重化工。這位省長最常掛在嘴邊的是“先把田修平，再談機器”。他主持制定的《四川農業發展十項措施》，后來成了成渝、川南多個縣區治理山坪塘的藍本。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只記得隆昌那句“黑炭頭”，卻不知道同年秋收李井泉專程去綿陽看早稻試種。稻穗低垂，他蹲在田埂邊掐了粒谷子，突然冒出一句：“糧食才是四川人的天然氣。”周圍書記一愣，事后都說，這話比口號管用。

回到1958年的專列，雨敲窗壁，車廂里只剩輪軌聲。毛主席低聲說：“井泉，四川大得很，路還長。”李井泉把雨帽往下拉了拉：“主席，您放心，路越長，腳印越多。”

那一夜，沒有慶功宴，也沒有歡迎詞。第二天清晨，專列離開川南，駛向重慶。后來寫進檔案的不過寥寥數行：“1958年10月，毛主席冒雨視察隆昌氣礦、炭黑廠，提出安全生產與綜合利用要求。”文字干癟，可當事人都記得，燈火下那句大笑——“我們都是黑炭頭。”正是這句隨口而出的玩笑，把最高領袖與普通工人拉到同一條生產線，留下一段津津樂道的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