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總說過去中華文明一直處在世界的最前方，我們技術最厲害，我們有四大發明，我們的宋元時期的槍炮是世界最前端的。并且，中國當年造船技術也非常先進，熟悉的鄭和下西洋。而且其他各方面技術都非常完備，包括火藥、熱兵器，包括指南針、羅盤，包括造紙印刷都是中國發明，而且西方的技術也是隨著成吉思汗突進到歐洲和非洲帶過去的，比如造紙術技術傳過去使得古騰堡活字印刷得以發生。

火藥是熱兵器的來源，羅盤是早年藍色貿易和海洋文明的基本工具，沒有羅盤就不可能遠洋。造紙是整個人類文化勃興的先決條件，而活字印刷在歐洲導致宗教改革，導致歐洲整個神學文化變更，最終使科學得到發展。

可是為什么中國沒有發生工業革命，為什么沒有開啟近代文明的秩序呢？這些東西在中國宋代實際上全部基本具備，可卻沒有帶來任何社會變革的效應，別忘了我們是有海洋的。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奇怪的問題，本期內容，將幫助大家從東西方文化各個方面進行對比從而對我們提出的這個問題進行解答。

大陸國家和海洋國家—中華文明與古希臘文明

北部：西伯利亞高寒凍土地帶；西部：帕米爾高原；西南部：青藏高原；南部：云貴高原+橫斷山脈；東部太平洋

中華民族的農業社會與經濟類型（東亞封閉地貌）

先講中華民族的農業社會與經濟類型，或者叫文化構型。古代中國和古代希臘生活于不同的地理條件，我們是封閉地貌（北部：西伯利亞高寒凍土地帶；西部：帕米爾高原；西南部：青藏高原；南部：云貴高原+橫斷山脈；東部：太平洋；）在這樣的情況下，農業文明為主流基調。所以相應的社會類型和經濟條件也是一種適應匹配關系，所以中國作為大陸國家，古代中華民族基本只有以農業為生，在民國時期，中國人口中從事農業的占比達70％。

無論是埃及還是中國，土地和人口是所有財富的根本基礎和來源，同時也社會財富的主體構成成分。所以貫串在中國歷史、社會、經濟、文化等思想和政策的核心總是圍繞著土地如何利用和分配，所謂階級也是這其中產生的。正因為土地和人民在農業文明中如此重要，這才有了孟子所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西方你聽不到這樣的話。

《呂氏春秋》是一本很重要的典籍，是由秦國丞相呂不韋集合門客編撰的一部雜家巨著，于秦始皇統一中國前夕成書，算是中國的第一本百科全書。其中一篇題為《上農》。你聽這個名字就能聽出褒揚農的意思。在這期內容中，不知道是誰對比了農和商兩種人的生活方式。但我要提醒，這里的農不單單指農民，而是一切和農業有關的內容，這里的商也不單指商人，而是一切商業行為都叫商。古人是沒有多少復合詞的，所以請注意。

原文的意思是農很樸實，所以非常順從且容易調動。還認為農是不自私，這是從性格來說。然后從經濟來說，農民很愛自己的土地，并且他們的財物都很大物件不容易搬動，如果國家有難了，他們不會輕易的棄家而逃。夸完農之后，開始數落和批判商。

《上農》中講：商的心腸很壞，從來是不順從的，并且他們詭計多，非常自私。由于他們的財產比起農來說很簡單，他們對于土地沒有任何感情，于是一旦國家有難，這些人就會舉家逃離，總是逃往國外，在那時人口很重要，這就相當于人口流失。

《上農》于是斷言：不僅在經濟上農比商重要，因為一切生產來源于農，而在品德上來看農也比商高尚。所以叫上農。不知道作者是誰，但是你要明白，這不是一個人那樣想，而是那個時代人們的生活方式受其所處的經濟背景的影響，致使目光受到限制，于是大家都得出這樣的評價。

我們經常用一個詞叫做“本末倒置”。這從哪里來？就是《上農》中對比農和商所產生的，“本”是指農業，“末”是指商業。《上農》里說：農業關系到生產，而商業只關系到交換。商業交換也得是生產才可以交換。為什么中國古代重農抑商、重本輕末，就是因為在農業文明體系之下，所有的生產，農的主要形式，所以中國歷史中，社會、經濟的理論和政策幾乎全部都是壓抑工商業。

所以歷朝歷代，從事末作的人是什么人？是商人。這就是熟悉的四個傳統的階級“士、農、工、商”。在古代“士”是指讀書階級，但是他們通常就是地主，古代的財富結構就是土地，所以他們跟土地掛鉤，收成的好壞意昧著他們命運的好壞，盡管不親自種田，卻也是高尚。所以你在古代的文學、詩歌和藝術中贊美農的不勝枚舉。

所以你會發現，農業文明其實建立在一個血緣結構中，也就是周圍都是你的親戚，只有這樣大家才能和以所謂的道德和倫理壓制種內競爭，只有這樣才能精耕細作，互相協作，方得溫飽。這叫農業文明的協同方式，這是農業文明的基本特點，于是強烈壓抑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提倡集體主義，這叫血緣族群結構的穩定，孔老夫子的那一套才會有效。如果周圍都是陌生人，這事情就辦不到了。

剛才說《呂氏春秋》發生在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前，那么試想秦朝也應該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受到影響。所以，秦朝說白了也是這樣的農業經濟觀念，秦朝的發展就是通過一些對人口和土地的合適的分配與相應制度改革煥發了強大力量之后實現統一。

其實不僅是秦國，那時候各國都在變法，比如吳起、李悝等人都是變法的最先發起者，所以，戰國時期(公元前480一前222年)，很多國家都高度重視當時所謂的“耕戰之術”。只是看誰真正能夠落實，把原本的利益結構打破，重新洗牌煥發精神面貌，所以你看變法者的下場都很慘，比如商鞅，但是他們對國家的貢獻確實是無比的。

秦國在七雄爭霸的過程中，因為在耕和戰兩方面都獲得優勢，從此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實現了統一并且由秦王嬴政開啟了帝制集權時代，稱秦始皇，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破除分封制度，諸侯、貴族和氏族大家全部被打破，建立郡縣制，中央直接任命各地長官，這是中國的第二次社會大轉型，稱之為周秦之變——封建社會轉變為帝制集權社會。

古希臘的工商業社會與經濟類型

（環地中海開放地貌）

古希臘的工商業社會與經濟類型為什么和中國古代差別這么大？或者說古希臘地區工商業為什么發達？其究極原因有兩個。

• 環地中海地區的開放地理地貌，大家看地圖，那里沒有如上面我介紹的東亞的封閉地貌；
• 那里的地理環境不適合發展農業且在環地中海地區適合航行，由于早期腓尼基人進行航海貿易啟發和帶動工商業貿易的發展，古希臘人只需要學習他們的這種方式完全可以達到很富足的經濟社會，不需要自己在石頭山上種糧食，它可以借助地中海的狹小海道可以進行物質交換，可以制造工藝品去小麥盛產的北非尼羅河流域以及近東兩河流域換取糧食。

這樣一來農業文明早期的那種聚集性群居，也就是類似中國的血緣宗族結構被打破了。有點類似今天的城市化，鄉村城鎮的青年都外出打工，然后發達了之后家里人也都去城里居住，逐漸大家族拆成了小家庭，我們想想幾十年前周圍都是自己的親戚，而現在去趟親戚家都要跨區開好長時間的車。

所以商業結構和農業結構是完全不同的，因為商業結構無法以血緣方式力行。所以你看西方歷史在荷馬時代時期，以至于之后的環地中海附近的人，他們是散布在整個環地中海周邊，互相之間缺乏血緣關系，所以在那個時期，人們得有一個共同的出處來幫助自己重新構建除了血緣之外的人際關系。

比如《史記》就是給中國人定一個老祖宗炎黃，是一樣的道理。所以那時候的得以神來作為人類維系自身關系的中介。在那個時期神學和法學發展令人驚訝，但是古希臘的神和其他地方的神不一樣，這也就是說他們因為早已打破氏族部落的血緣關系，所以對于神的理解和其他地區不一樣。

所以古希臘地區因為貿易的頻繁致使陌生人大規模的涌入到發達的城邦，與至于后來的羅馬時代，產生了羅馬公民這么一說，人民為了爭取公民的身份而努力。所以你會發現，這樣的陌生人大規模聚集的環境中，什么民族的人都有。互相之間你不認識我，我不認識你，咱倆做生意憑什么信你？所以得有貿易規則和體系。

你要知道在古代貨幣經濟不發達，不像今天都是數字貨幣。你倆做生意不可能是你拿著一船物資，我拿著幾車貨幣來交換，而是倆人寫一份合同，把雙方的分成以及方方面面內容寫在紙上，然后撕開各一半，最后等到結算的時候，倆人拿出合同一對撕開的縫隙，這誰也做不了假，這叫“合同”，所謂“合則同”。

契約精神與政治制度

希臘人生活在海洋國家主要是靠商業維持其繁榮。在他們的社會商人才是主流，但是他們也不排斥農民。剛才我們講過，商人要打交道的不是具體的貨物，而是用于商業帳目的抽象數字。直到談妥了可能才看到具體的貨物，如何將一船內的全部貨物清點明晰，唯有通過數據才能直接掌握這些具體的東西，然后大概估算出其價值或者貿易的利潤。這個其實可以說是由假設然后得到的概念。

數學和數理推理起點也是由于這里。以至于為什么古希臘哲學有對本體論的探討以及為什么他們會有知識論，而且語言的邏輯體系必須嚴格，不然語言若不明晰，生意無法做。原因就在此。

在他們這樣的環境下 必須得講契約精神、必須講規則，不然無法正常進行貿易。只有規則能壓抑工商業文明的種內競爭，如若不然全成搶奪和掠殺了，規則被破壞大家生意都做不成的，所以每個人都是嚴守規則，一旦有人肆意破壞規則，必然群起而攻之。

在那時候對待海盜，這幫商人經常是拿出巨額的財富來召集敢死隊去消滅海盜。并且這種講規則，講契約的社會導出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選舉投票，古希臘與雅典政治就是這樣，包括刑法也是公民來拿黑白石頭去投票，決定一個人到底有沒有罪，至今他們的參審團制度也是如此。

所以一個人制定規則讓其他人必須遵守的強權和霸權必然不會長久，得是全部人都來參與制定這個規則，或者說全部人的共同觀念最終形成規則，這也是他們后來必然走上那種民主制度的原因。

在環地中海地區，各城邦之間的政治結構不斷地發生變革，古希臘哲學家們一直在探討這些問題，著名的蘇格拉底之死一直被探討到現代，就是在說民主制度。還有就是亞里士多德他們探討的各類政治制度之間的好壞區別。

以及西方很重視的伯羅奔尼撒戰爭，這是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與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聯盟之間的一場戰爭，探討的就是斯巴達農業文明集權和雅典為傲的民主以及其他制度之間的優劣，你會發現他們有探討的余地，但是中國古代這邊是無法探討的，因為農業文明沒有這么多變化，畢竟血緣結構沒有被打破。

雅典學院

他們因為地緣關系被打破之后你若想進行工商業交換頻繁，最重要的是和陌生人溝通。就好比今天的人到處亂跑，城市化之后周圍全是陌生人，這不同于過去的村子和小鎮，周圍沒有了親緣安和血緣結構對你的強烈壓抑，那你如何獲取安全感？

試想你周圍不是你親戚，不是你爹媽，都是一些陌生人你能信任誰？或者說一個自由的個體人生地不熟的，怎么會接受隨便來一個人用強權統治他？亦或者在沒有規則的情況下隨意進行工商業交換？你一點是不放心的。

拼音文字的產生

而且，咱們剛才提到了拼音文字，這就是工商業發達、開放地貌下不同民族的互相交流的必然導出，也就是將具象化文字向語音拼音文字過渡，就好比你從老家出來進入大城市，可是你的口音沒有幾個人聽得懂，于是你必須學習標準的普通話才可以方便交流。而這個標準的普通話是有一套方法的，這就是西方語言中的語法邏輯體系。做一個類比幫助大家理解拼音文字的產生。

十二銅表法與羅馬公民

提到希臘和雅典，最典型的就是公元前六世紀發生在雅典的梭倫變法。那時候叫首席執政官，他做了一項重大的改革，有點類似我們這邊的唐宋之變 （豪族社會到平民社會），但不是一回事。梭倫以執政官的身份作為制定和仲裁角色在貴族和平民的利益矛盾中尋求平衡，不然階級矛盾愈演愈烈。他用新法廢除了貴族在政治上的世襲特權，確立了公民和公民權利這樣的文化概念。

接著還確立了公民大會這樣的政治制度，在今天看來依舊并不公平，因為他把公民按財產的多寡分四個等級，各自的權利并不平等，可重大意義就是，這種辦法是第一次嘗試去平衡了各派利益之間的關系，難道直接一次徹底？那成了共產，在古代是不行的。

商鞅等人變法都是那么慘的下場，所以梭倫大膽的嘗試，這個做法很值得稱贊，因為他使得所有自由民在利益上有了妥協和讓步的余地。契約社會由此才建立，前面我只是說了人們需要契約，但是這只是前期，真正的契約社會真正建立，一定是落實到法制上去的，但是那時候還沒有所謂的成文法制，但是這個做法等于一個不成文法的法治社會。

古希臘和雅典等地被蠻夷所滅，直到后來他們的這些文化被古羅馬繼承，古羅馬雖沒有文化，但是他們很喜歡學習，尤其是希臘文化，很多羅馬人是希臘迷，且在政治制度等方面效仿希臘，所以出現了歷史書中鼎鼎大名的“十二銅表法”（公元前五世紀中期）。

意義如下：

1. 是第一部羅馬的成文法典。
2. 開辟了西方法治的先河。
3. 奠定了羅馬法系的基礎.
4. 是當今世界現代法律的淵源。

要知道公元前五世紀之前，羅馬的法律還是習慣法，它的解釋權操在貴族法官手里。法官利用這個權利為貴族謀利益。平民要求制定成文法，經過長期的斗爭，于公元前449年逼使貴族成立十人委員會（十人團）制定和公布了成文法。因這個文法刻在十二塊牌子（銅表）上而得名。

十二銅表法基本上仍是按舊有習慣法制定，還是維護貴族奴隸主的利益，但它對奴隸主私有制、家長制、繼承、債務和刑法、訴訟程序等方面都作了規定，限制了貴族法官隨心所欲地解釋法律的權力。十二銅表法反映了羅馬奴隸制的發展和奴隸主階級國家的形成過程。

中國的家法、法家與羅馬的城邦法的區別

這個十二銅表法定的過程并不由執政官制定，而是在貴族中選取五個代表，再在平民中選取五個代表，組成十人制憲會議和委員，但是商人也就是城里人。他們的活動需要他們在城里住在一起，這都是一幫陌生人，所以社會組織形式不是以血緣家族的共同利益為基礎，如果都是張姓一家人坐在那制定法律，那一定是偏向于他們家的，而這些陌生人之間制定，則是力求公平，并且出發點是以城市的商業貿易的共同利益為基礎。

這是極其重要的！希臘人就圍繞著城邦而組織其社會，直到今天的美國也叫美利堅合眾國，這與中國古代的血緣宗法性傳統倫理社會制度形成鮮明的對照。咱們的社會制度可以叫做大家族。

而在西方的城邦里，社會組織不是獨裁的，也就是說同一個市民階級之內沒有任何道德上的理由認為某個人應當比別人重要，或高于別人，不同階級之間存在這樣的，但是市民階級不存在這個問題。可在一個古代宗族家庭中，社會組織形式是獨裁的，人是分等級的，哪怕是有血緣關系，父的權威天然地高于子的權威，丫鬟、家仆和家奴的生死甚至都全部掌握在大家長的手中，這個有些時候是可以不通過法律的，比如如果家仆犯了通奸的罪，你將其浸豬籠是不受法律的制裁。

我們有所謂的家法，但是家法是一個人制定而其他人遵守的，這叫祖宗之法不可違背。可是他們的這個法律就不一樣了，大家為了工商業和城邦制定法律，在第九表功法中有一條規定，“不得為任何個人的利益制定特別的法律。”，這是第一次確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為何西方需要神學觀念

而中國需要三綱五常？

（壓抑種內競爭）

在西方的神學觀念下，人跟神是不可能平等的，也沒有人想和神平等，在古希臘也是如此，神雖然頑皮、沒下限，但是神始終是高于人的存在，但也僅限于神的地位比人類高而已，神住在奧林匹斯山，神呼吸的空氣叫做以太，這僅是人和神的區別而已，古希臘中經常有人侵犯神的權威從而得到懲罰，為什么？因為避免人們作惡。它為什么要建立這個以神為最高中介，以法為整個紐帶的一個平衡結構？西方為什么神學很重要？因為血緣結構消失，人際關系不通過契約協商、不通過法律和神至高無上的三種方式無法維系。所以在西方你很難見到什么事情跟你講道德，因為他們沒有血緣聚集并且有神學，我之前說過道德這個東西是只發生在血緣關系內才有效的。

類比就好理解了。我們這邊有天然父壓子，官員壓老百姓，君王壓臣子，所以你叫官員父母官，皇上叫你叫子民，你看，這都是血緣關系，就算沒有血緣關系，也非要弄成血緣關系，至今我們都經常說兄弟班級，兄弟公司，子公司等等的。我們如果沒有這個壓抑，沒有這個血緣和倫理等關系的紐帶作為社會平衡結構，一定是人與人之間互相殘殺。

所以西方的神學、思想、文化、法治以及后來的民主社會體系，都是與生存緊密相關的適應性匹配關系。就像中國的血緣家族結構體系和忠孝體系是農業文明的適應性匹配關系，它也不是誰想創立就創立，誰想遵守就遵守，如果中國不是封閉地貌，一定不可能上千年始終如一，不同的地理地貌環境會締造的不同文化構型，這叫地理發生學淵源。

西方為什么出現地心說？不是他們比我們愛思考，而是他們把人當人，什么是地心說？是指“人是上帝的寵兒”，“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人是上帝之下萬物之長”等等，而中國古代是“蓋天說”，你從中國的神話就能看出來，我們從來沒有把自己當作人，把自己當作宇宙的中心，我們是崇拜自然的。由此東西方就出現了兩個完全不同的“人”的概念，這就是西方的公民“”和中國的“老百姓”的區別。我在法制和法治那一期節目有說過，不知道的請回聽，這里不贅述。

中國古代的人只是血緣關系中的家人和親戚，任何人都只是君王的子民。只是家族中、血緣紐帶中的一個成員。孔子給曾子說過一句話：“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他的意思是說：我的整個理論其實就是一個基本核心和線索，這叫“一以貫之”。

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我之前節目介紹過什么叫“忠恕”指的就是“推己及人”，“己之所欲，亦釋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謂為人忠誠而寬恕，叫“忠恕”。當然也有一種叫法：“系矩之道”。“忠”與“恕”構成了孔子所謂的“仁之方”(實行仁的方法)。仁的意思是“愛人”（道德范疇）。

這個東西不僅能在普通人倫社會上運行，還能推到政治結構上，就演成“與君忠恕”，也就是忠于君父，而且君王所犯的任何錯誤你都要寬恕。這就是孔子從家人演至為整個社會的結構，非常符合農業文明的需要。

但是我們講過，這樣的構型無法導出法治，古代的法是君王的工具，所謂王在法上。而在一個家庭中，更沒有法，家法這個東西是不允許你有任何反抗的，并且家人不講平等，因為禮有尊卑，這叫壓抑，也就是父親無論如何錯，兒子也得順從，這叫“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君王再犯錯，臣子不得犯上作亂，這叫“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再引申到男女關系上，丈夫無論如何錯，妻子都必須順從。

你會發現如魯迅所說，翻開中國歷史，只有倆字：吃人。魯迅說對了但也說錯了，因為我講過，儒家的出現不是孔子以及后面的儒學家設計的，而是應社會需求，不然為什么墨子留下東西不多？因為他的學說和農業文明的構型不匹配。無論如何，不管是西方的神學壓抑人性還是中國這邊的血緣關系的天然壓抑，都導向一個共同的結果：不允許人與人過度競爭，所有學說都在壓抑種內競爭。

比如為什么中國人最講孝，因為每個人都會老，你都希望有人給你養老，而不是等你老了下一代把你拋棄，所以你必須要壓抑下一代以至于最終社會的主流就是壓抑，大家都認可。在中國的血緣結構內，不平等不是規定，而是必然，是天然壓抑的。這就是家人和公民的區別。不是說給家人給公民的身份就是公民，而是社會構型決定的。

如果我們用這種辦法無法壓抑住人與人的種內競爭，或者叫人與人協作方式的固定，因為我們農業文明無法生發工商業貿易體系，所以人與人的關系沒辦法建立在契約之上，只能建立在倫理和道德之上。以至于近代1840年開始的大轉型，人與人最大的矛盾就是孩子和家長的矛盾，男人和妻子的矛盾。

中國為什么沒有產生邏輯和科學？

（經驗法與演繹法的區別）

中國典型的農業文明類型從開始發生一直持續到了1840年，長達上千年我們的文明主題類型或者大框架都是農，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中國沒有發生工業革命，因為農業體系無法導出工商業體系下的與工業革命相關的內容。

比如力學系統，我們的古代技巧都是應用和實用，并且天文和農業以及生活應用一般不是同一個人來做的，也就是說農民思考農民的事情、工匠思考工匠的事情、欽天監思考天上的事情。

以至于不會有一個人將光學、力學、天文學與數學全部結合提出一套理論模型，并且我們的數學叫算術，算術是用來解決生活問題的，而不是數論體系。只有牛頓這樣的人提出了《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而牛頓他們為什么會將這些東西體系化？就是因為西方人的思維方式是推論和邏輯，這是基于演繹法的導出，而農業文明則是經驗法，培根在這一點上總結的非常準確。

經驗法是不需要抽象到非常高的高度去思考的，盡管是古代哲學家，也只有老子深思天道，其他都在處理人和人的人際關系，即所謂的政治家、社會活動家、法家、兵家、墨家。而古希臘的人是在思考萬物質料原因，也就是本體論，比如：人和石頭的區別在哪？萬物由什么構成？是水還是火，是原子還是數？這是一種基于萬物由簡答到復雜推演的人文理性精神，也就是還原論基調。世界不是神創，而是由簡入繁。

中國古代也有，老子和孔子等人就是這樣思考的，老子講：“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孔子講：“吾道一以貫之”，包括《易》文化中：“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就是一種“并列”思想，體現的都是萬物由簡單到復雜的物演，是人文理性精神的綻放。

但是中西方哲學的最大區別是什么？我們講眼見為實，他們講眼見為虛。也就是說我們這邊的經驗法使得我們不能夠抽象化去思考事物背后的邏輯關系，僅陷入圓形循環，比如名家討論“一尺之錘、日取其半，萬世不竭”，探討到二分法不能窮盡，但是卻沒有討論萬物質料究竟是個什么？這就是循環思維造成的，即抽象到一個高度也無法逃避唯物的眼光，還是以具象化的例子去比喻，這叫：“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這叫什么？這叫在沒有任何邏輯關系序列的類比含義中形成的具象思維簡述。

而西方眼見為虛從一開始就不用這種具象化的比例子，而是抽象邏輯、形式邏輯、數理邏輯，什么意思？抽調對象的具體要素，看邏輯形式如何運行，可以說這是純邏輯的基本，而純邏輯又是理解物理學和數學或者說理論的基本，為什么形式邏輯很重要，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避免目光受限制，只有這樣才能脫離具象化的束縛。

于是你看西方最早期古希臘的時候搞的歐氏幾何，那就是一種抽象，用幾何的方式去做推演，怎么推？先設定幾條簡單的不證自明的公理，再在這些公理的基礎上推導出整個理論體系。居然嚴絲合縫到后人再厲害也無法加進去任何一個內容，也無法抽離出任何一條推論。

還有畢達哥拉斯，他說世界本是數，可不是給你舉例子，而是他為了解釋萬物的本源締造整個畢達哥拉斯數論體系，其難度之高令今人咂舌不已。

可是農業文明不會這樣去思考問題，你我現在知道，我們的這個世界不是真實的，你看到的草不是它原本就是綠色，而是綠光的波長不適宜相關的光合作用等反應，故植物不吸收，所以葉綠素呈綠色，含有大量葉綠素的植物是綠色。你看到的一切圖像只不過是光量子和波長，你聽到的聲音是振動波。

但是你曾想過如何能讓一個地地道道的農耕文明產出這樣的哲科思路嗎？一個農民會天天思考自己和石頭的區別嗎？他連自己的肚子還沒有吃飽呢怎么會思考宇宙是怎么來的嗎？不會，因為那些問題與胃無關，這些都是而古希臘是那幫貴族們吃飽了撐的在想這些問題。

而古代的天文觀測等目的也是為君王服務的工具，于是盡管天文記錄很詳實，但卻沒有構成對宇宙的正確認識，以至于沒有把地球和太陽的正確天體模型搞出來，原因很簡答，沒有牛頓力學體系，就無法解釋力，慣性力和萬有引力等內容，又怎么正確解釋天體運行的原因呢？

雅典學院，歐幾里得展示平面幾何

西方文明一旦走工商業、一旦走民主制度就必須充分地調動智能，這種過度的充分的智能潛力的調動，建立眼見為虛的哲科思維體系，這和人類最基本的眼見為實，或者說農業文明的經驗法累計產生技術是大相徑庭的。所以你會發現古希臘文明是人類所有文明中唯一一個另類，西方文藝復興了古希臘的全部內容之后才能在黑暗中世紀開始再度綻放人文理性精神，直到構建今天的現代哲科體系。

所以由這里你會發現東西方的眼見為實和眼見為虛、經驗法和演繹法、具象化和抽象化等內容的區別了，所以中國古代只產技術，也就是我們在應用技術和技藝方面在古代以農業文明為主流的時候，屹立在世界的前端，我們無法產生科學和邏輯這種西方的東西，這叫舶來品。中國的邏輯補充是佛教漢朝時期傳入之后的作用，對道教和儒家以及文字等方面做邏輯補充。

中國為什么錯失現代化？

中國為什么錯失了現代化，就是因為以工業革命為手段，才能進入現代世界。下面我們講一個故事，你一下就能明白，為什么工業革命在我們這里不可能發生。

《列子》里有一個故事，宋國國君有一次叫一個巧匠把一片玉石雕成樹葉。二年以后雕成了，把這片雕成的葉子放在樹上，誰也分辨不出哪是真葉子，哪是雕成的葉子。因此國君非常高興。但是列子聽說這件事以后，說：“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列子·說符》)。這是贊美自然、譴責人為的人的觀點。

乾隆年間，大臣向皇帝建議要開采礦山，乾隆對該提議是拒絕態度，原因是山川石岳、自然之藏乃萬世子孫后代之福澤，萬不可輕易動彈。試問基于如此的思想，如何能開啟工業革命？且工業革命必須建立在力學、光學、熱力學、機械等理論體系之上，這個中國是沒有的，咱們只有技藝而沒有知識體系，就算有，也是秘訣，密不外傳，只有嫡傳弟子才有可能繼承師傅的絕學，而且這個絕學不允許輕易創新。

試問如此怎么能讓社會獲得這一技能和知識？怎么把知識往前推進？如此一來絕不可能形成知識體系，而在西方那個階段，牛頓的那一套基本上大家都明白了，也就是說什么是力已經成了教育需要普及的了，由此而生發出來進一步的探究和研究的人就會很多，于是大家一起推動知識體系往前走。

社會在技術和工業方面的進步就容易的多了。比如他們借中國的航海技術如指南針羅盤等，但是你要知道后期他們將此技術應用之廣，研究之深入已經是中國人無法追的上的了，比如航海鐘這個東西，在那時候是很高科技的。清朝末年，民國時期，一家人以家中有西洋鐘表為榮，以手中有西洋懷表為炫耀，手持西洋棍，頭戴西洋帽，身穿西服，腳配西靴，亦或者再來一個西洋領帶？這真是咱們文化的尷尬之處啊，曾經被學習的老師，近代卻是這般模樣，這都是教訓，如果今天全盤西化的現代人還是不懂什么叫中華文化，那真是悲哀，真不知怎么談文化自信、民族自信？我們應該要深層次理解文化，而不是簡單的比較。

對兩種文化進行比較本質上不是優劣比較，而是對比講述，因為講中華文化無法脫離西方，講西方無法脫離東方，得對比講述，一旦對比，因為今天西學是主流所以難免會覺得有貶低中華文化之意，并不是，我是告訴大家，看問題不能看表面，要探究不同文明和文化的背后深層原因是什么，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下一個時代節點不再錯失機會，民族復興也才能真正實現，對于中西方文化內容我只做事實陳述。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咱們繼續說中國古代這邊，農民的生活方式是根據太陽去走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這是順乎自然的，古代人講逆自然而行是有悖天常，最終會受到懲罰的，所以電燈這東西，就算中國人搞出來，也自然不會主動大規模以商業的方式發生在農業文明的環境中，更何況我們是無法搞出這個東西的，除非社會大轉型，文明類型發生變化，我們成為工商業文明，這才有可能。

古代人都是贊美自然，并且嚴厲譴責人為的，老子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所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至于君王也是如此，認為老百姓應該就是可愛的農民，始終于其純樸天真之中，且不能有任何向上走的心思，始終要恪守嚴格的三綱五常以及仁義禮智信、忠孝廉恥、并且始終要銘記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所謂孔子講：“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所以你會發現中國農民是被剝奪了任何自由，這個自由包括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比如朱元璋時代，你不能隨便亂跑，必須得有通行證，不然嚴格的戶籍制度下，你會受到懲罰。試想思想自由如何談？所以更甚之。

在這一情況下，農民就會面對很多不公平，被強權欺負，但是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也就是民性中一個特別奇葩的地方。

魯迅曾經《燈下漫談》中寫道：我還記得那時我懷中還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變了一個窮人，幾乎要絕食，很有些恐慌。俄國革命以后的藏著紙盧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這樣的罷；至多，不過更深更大罷了。我只得探聽，鈔票可能折價換到現銀呢？說是沒有行市。幸而終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幾。我非常高興，趕緊去賣了一半。后來又漲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興，全去換了現銀，沉墊墊地墜在懷中，似乎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兩。倘在平時，錢鋪子如果少給我一個銅元，我是決不答應的。
但我當一包現銀塞在懷中，沉墊墊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卻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后，還萬分喜歡。

假如有一種暴力，“將人不當人”，不但不當人，還不及牛馬，不算什么東西；待到人們羨慕牛馬，發生“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嘆息的時候，然后給與他略等于牛馬的價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別人的奴隸，賠一頭牛，則人們便要心悅誠服，恭頌太平的盛世。”

為什么呢？因為他雖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馬了。大家可以自行查閱魯迅的這篇文章，里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對于中國古代朝代更替的總結：這是一種循環。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魯迅在《燈下漫筆》中接著分析說，在暴力社會環境里人們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有誰給他們“略等于牛馬的價格”，“人們便要心悅誠服，恭頌太平盛世”；在亂世中，“百姓就希望來一個另外的主子較為顧及他們的奴隸規則”，“使他們可上奴隸的軌道”，然后進入“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燈下漫筆》，pp. 223 ~224)

仁者樂山（東方的仁）

與知者樂水（西方的冒險與創新精神）

咱們繼續講，古代的農民很容易滿足。他們不想變化，也無從想象變化。中國曾經有不少著名的創造發明，但是我們常常看到，它們不是受到鼓勵，而是受到阻撓。有一個著名的詞叫做：“奇技淫巧”。不說發明創造了，就單說跳舞和音樂這事情，在古代是多么受到歧視。如果你是大戶人家的女子，你說你想學跳舞，你等待的不是鼓勵和支持，而是一頓臭罵。

咱們反觀海洋國家的商人，則相反。因為開放地理地貌的原因，各種民族之間互相交流，環地中海地區適合航海，于是他們有較多的機會見到不同民族的人，各自不同的風俗和語言交流，使得他們對于人種之間的對立，有是有，但是沒有那么激烈，不會產生激烈如中國儒家特有的這種：“華夷之辯”或叫“夏夷之辯”。

而工商業跑來跑去，血緣結構被打散，社會關系不是中國古代這種大家族周圍全是親戚，于是他們不會產生這種所謂的過于激烈的對外民族的排斥。為什么？因為他在自己的地盤排斥別人，當他貿易去往他人的地盤自然也會受到排斥，于是相對來說，民族之間的矛盾并不是那么激烈。

作為游散在社會中的個體單子是習慣于變化的，他們不怕新奇的事物，比如一個孩子說：“媽媽，我想要去遠航貿易，和叔叔他們去掙大錢”得到的回答一般是：“路上注意安全”。而在中國古代甚至到今天我們的思想還是在：“父母在不遠游”的觀念中。

盡管今天現代化了，可是一時半會大家還難以接受這樣觀念，盡管中國最遠城市坐飛機不過好幾個小時，可是孩子外出對父母而言所產生的情緒確實難以消受。另外我們中國不鼓勵冒險的，自古如此，今天亦是如此，所謂：“君子不立危墻之下”；“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這都是我們文明的特質或者叫性格。

相反西方人，他們冒險精神很足，甚至今天很多人拿大航海時代來激勵中國年輕人要有冒險、拼搏和創新的精神，是不是這樣呢？首先航海風險大，如果你膽小，你出不去的，所以基本素質是冒險和拼搏，其次是創新，為什么？因為工商業貿易為了暢銷其貨物，就必須鼓勵制造貨物的工藝創新，你去埃及換人家的小麥，如果你的商品不夠新奇，埃及人又不傻，為什么要把他的小麥和金幣交給你？

只有你制造出的手工藝品讓埃及人覺得：“哇塞，太棒了，必須買買買”，他才會愿意支付去購買你的東西，如果你始終不變，總有一天不是埃及人審美疲勞不想要了，就是被同行的競爭所打敗，于是得不斷地想辦法提升商品的新奇程度，并且不斷的創造新商品，來刺激人們的需求和消費。所以在西方，工業革命的最初發動在英國，而英倫三島，這個地方是一個靠商業維持繁榮的海洋國家，他能崛起并非偶然。

試問在中國古代能夠創新嗎？能，但是這個創新僅限于實用工具方面的制造，一旦制造出來，你若想再制造新的工具去取代或者想去優化，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很多時候會遭受到阻攔。這里就不舉例子了。

海洋國家的人他們因為發展工商業，于是很精細、或者說很聰明，但是在中國古代這叫取巧，這叫小人，為什么？孔子說過一句話：“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或者孔子還說過一句話：“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當然后者顯然溫和了許多。

中國從來不缺技術

至于航海，我們也有鄭和下西洋，我們有超越世界技術的船只，但因為那并不是真正的海洋貿易開展，而是炫耀肌肉建立貿易朝貢體系，這個東西跟工商業沒有任何關系，并且這樣的投入100回報1的事情，也干不長就，所以盡管有海，盡管有這些事件，但卻沒有開啟真正的海洋文明。因為陸地觀念太深重了，且進行海洋貿易體系的政治和軍事成本太高。

所以盡管宋朝很開放貿易，工商業交換發達到居然出現了人類的第一個紙幣“交子”，但是本質上來說還是農業文明的框架，所以不是工商業文明更不是海洋文明。

明朝有了資本主義的萌芽，但是朱元璋將中國變成了大農村，不僅海禁，規定人們不能到處移動等等一系列舉措，也不可能真正進入資本主義。

至于清朝，它是中華文化的完善化，也就是帝制集權走向了頂峰，叫做君主獨裁，明朝叫做君主專制，君王無一例外目光是不會看到海洋的，他們只關注土地和人口，以至于不知道海早被荷蘭西班牙等島國瓜分了，并且由于中國觀念重“天朝上國”和“天下”的觀念致使對外部環境的關注度以及重視程度不夠。所以無論如何這樣的體制之下，是不可能開啟近代化的潮流，因而錯失世界化浪潮，這是近代中華文化衰落的原因。

為什么我們以希臘的地理和文明類型以及文化等各方面做比較？因為上說全部所說的地理、文化、經濟各方面的先決條件都與中國的完全不同，于是我們可以構成一個反證，或者對比去看待兩種文明類型。單說一邊無法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