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曾放出了許多離譜的農作物高產“衛星”。其中,河南西平縣和平農業社小麥高產7320斤,湖北麻城縣建國農業一社早稻畝產36956斤,廣西環江縣紅旗公社中稻畝產130434斤10兩4錢,在當年諸多的“衛星”中特別耀眼,以新華社、《人民日報》為代表的各種媒體曾作了大量的報道。從這幾顆“衛星”的發射中,可以大致了解到這些偽典型是如何制造出來的。
“衛星”一:河南西平縣和平農業社小麥高產7320斤
《人民日報》 1958年7月12日 的報道說:
據新華社鄭州 11日電河南省西平縣城關鎮和平農業社第四隊二畝小麥豐產試驗田,總產14640斤,平均畝產7320斤。這是河南省今年麥收中放出的小麥畝產3000斤以上的第29顆“衛星”?!?/p>
這二畝小麥長的特別好,穗大且長,籽粒飽滿,稠密均勻,每畝平均 1486200株,密得老鼠也鉆不進地。最大的麥穗有130粒,一般的麥穗有七、八十粒,最小的麥穗也有50粒左右。這二畝小麥是 6月18日收割,7月1日過秤入倉。
參加這次收割、打場、揚場、過秤的還有中共城關鎮委、西平縣黨政負責同志。為了進一步核實產量,中共河南省委又指示西平縣委和城關鎮委復查。最后證明高額豐產完全屬實。
“衛星”田照片
這顆大“衛星”實際上是這樣制造出來的:
1958年6月18日 ,與西平鄰近的遂平縣岈山衛星集體農莊放出了小麥畝產 3520斤的“衛星”,這時,信陽地委書記(西平時屬信陽地區,今屬駐馬店市)對西平縣委書記說,西平的條件比遂平好,畝產一定要超過遂平。根據地委領導的指示,1958年7月初,西平縣委召開四級干部會議,中心議題是解決小麥高產數字的問題。會上,縣委領導要各農業社自報產量。該縣的和平農業社屬于高產區,開始報了畝產200斤,縣委領導對此很不滿意。于是,又相繼報出了400斤、600斤、800斤,但仍離遂平的3520斤相差太大,一直沒有得到縣委領導的認可。最后,和平社報出了畝產1100斤,這才勉強過關。隨后,西平縣委召開慶豐收大會,對和平農業進行表彰獎勵。
雖然和平社大著膽子報出了小麥畝產 1100斤,但這個數字還不到遂平小麥“衛星”產量的三分之一。為了放出超過遂平的“衛星”,西平縣又召開四級干部會議,會議的內容還是報小麥產量。會上,縣委書記反復介紹了遂平小麥畝產3520斤的高產“經驗”,并大講“思想有多高,產量就有多高”的道理。盡管如此,在大會上各農業社仍然不敢再往高報。
于是,縣委領導就采取個別鼓動的辦法,召開以往產量較高的和平、猛進兩個農業社的負責人開座談會,動員這兩個社報產量。開始時,猛進社只報了300斤,縣委領導坐在一旁不吭氣。兩個農業社的負責人一看氣氛不對,就不斷地將產量往高報,猛進社一下報出了畝產7201斤。這時,和平社所在的城關鎮黨委書記立即鼓動和平社再報高一點。在這種情況下,和平社社長報出了7320斤。這樣,座談會才算結束。
緊接著,和平農業社開始找畝產 7320斤的“依據”,辦法是按小麥的顆數、穗數、粒數進行推算,先算出1斤小麥有多少粒,再算出一穗有多少粒,一顆有多少穗,最后算出一畝地有1486200穗,每穗平均75粒,可收7560多斤。隨后,和平社組織全社壯勞力,套了兩輛大車,從全社12個生產隊拉來了14640斤麥子(平均每畝7320斤),全部拉到那塊所謂的“試驗田”里,然后向縣委報喜,縣委再組織所謂“驗收”。隨后,《河南日報》、《人民日報》等報紙相繼報道了和平社小麥畝產7320斤的消息,并由此吸引了全國24個省市的參觀者,前后達3個月之久,以至前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還專門來信,要求中國有關方面介紹西平縣小麥“豐產”的經驗。
“衛星”二:湖北麻城縣建國一社的“天下第一田”
先請看《人民日報》1958年8月13日的報道:
新華社武漢11日電湖北省麻城縣的早稻生產又放異彩。根據湖北省、黃岡專區和麻城縣三級早稻高產驗收團聯合查驗證實,這個縣的麻溪河鄉建國第一農業社,在1.016畝播種“江西早”種子的早稻田里,創造了平均畝產干谷36956斤的驚人紀錄。截至目前,這是我國早稻大豐收中放射出的大批高產“衛星”中的“冠軍”,它比安徽省樅陽縣石馬鄉高豐農業社及本縣平靖鄉第二農業社先后創造的早稻高產紀錄高出一倍以上?!?/p>
參加三級驗收團的有湖北省人民委員會副秘書長史林峰、華中農業科學研究所副所長韓玉生、中共麻城縣委書記處書記侯尚武;此外,還有麻城縣各鄉、社代表共數百人。中共黃岡地委第一書記姜一,也參加了一部分驗收工作。
那么,這“天下第一田”又是如何產生的呢?
在建國一社放這顆“衛星”之前,各種糧食生產“衛星”早已放出,其中湖北省的“衛星”就不少。這年8月1日,《人民日報》報道了湖北孝感縣長風社早稻畝產15361斤的消息。麻城縣在放高產“衛星”上也不甘落后。例如,7月25日的《麻城報》報道說,該縣前進五社早稻畝產 5656.2斤。8月初,麻城白果區召開早稻高產現場會。此前,白果區下轄的梁家畈鄉燎原四社放出了早稻畝產10237.127斤的“衛星”,會議對其給予了表彰,當場發給獎旗一面,獎金300元。會上,麻城縣委書記處一位書記問生產一向搞得不錯的建國一社社主任:“人家早稻畝產都搞到了1萬多斤,你能不能拿點硬東西出來呀?”被縣委領導這樣一點名,這位社主任只得硬著頭皮回答說:“我們有點硬東西,過幾天再向領導匯報?!?/p>
既然在縣委領導面前表了態,建國一社已是騎虎難下,“衛星”不能不放,而且產量必須超過燎原四社才行。會議結束后,建國一社社主任找社會計商量放“衛星”的問題。會計問社主任:燎原四社畝產 1萬多斤的“衛星”是如何放的?社主任回答說:看樣子是別處成熟了的稻子移并到一起的。會計一聽,馬上說:他們能把禾苗移并到一起,我們為什么不能這樣做?社主任也覺得只能用這個辦法了。
于是,他們選擇了第二生產隊的一塊面積為1.016畝的稻田,作為試驗田。據 8月18日 的《湖北日報》報道,這塊試驗田先深翻了 1尺5寸,然后施了大量的底肥:陳墻土300擔,塘泥1000擔,水糞30擔,石膏6斤,石灰30斤。在禾苗移來時,又施了豆餅180斤,硫酸氨70斤,過磷酸鈣80斤,水糞60擔,草木灰240斤。移栽的那天,全社動員4個生產隊的勞動力,將另外8畝稻田的禾苗連根帶泥拔出,用門板或梯子抬著,運到這塊試驗田中,移栽在一起。由于移并過來的禾苗太多,密不透風,據說把雞蛋隨便地放在禾苗上面滾動也不會掉下去。為了使禾苗不至于漚爛,他們就用細長的竹竿把禾苗一蔸一蔸地分開,又用噴霧器噴射井里的涼水,還派人到縣城借來一臺鼓風機,日夜不停地給禾苗鼓風。
如此這般之后,建國一社向麻城縣委報告說,他們將發射一顆畝產超過 30000斤的“衛星”。麻城縣委又向黃岡地委和湖北省委作了匯報。于是,省、地、縣三級聯合組成高產驗收團,來到建國一社進行“衛星”驗收,隨同一道來的還有武漢電影制片廠的攝影師和新華社記者?!度嗣袢請蟆诽氐卦陬^版頭條刊登了“麻城建國一社出現天下第一田”的大字標題。
“衛星”田照片
“衛星”三: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中稻畝產13萬斤
《人民日報》1958年9月18日 報道的最大一顆水稻“衛星”。報道說:
廣西僮族自治區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成功地運用了高度并禾密植方法,獲得中稻平均畝產 130434斤10兩4錢的高產新紀錄(當時1斤為16兩——引者)。這塊高產田面積一畝零七厘五,黑壤土,二等田,共收干谷140217斤4兩。
這顆超級大“衛星”是這樣發射升空的:
湖北麻城縣建國一社早稻每畝 36956斤的“衛星”放出后,廣西環江縣委主要負責人決心放出一顆更大的“衛星”,并提出了“爭全區第一,全國第一,天下第一”的口號。環江的這一想法得到了柳州地委一些領導的支持。地委有一位領導還暗示說:“湖北畝產3萬斤的衛星是把多畝稻子移并到一塊地里的。全國衛星一畝沒有10萬斤恐怕放不出去。”
隨后,環江制定了放“衛星”的具體實施方案,并選擇城關農業社的一塊面積為1.13畝的試驗田作為“衛星”田,讓社員先將田里的禾苗全部拔出,再進行深耕并施放大量的各種肥料。接著,組織社員及縣直機關的干部和正在縣城集中學習的中小學教師共計近千人,從城管和三樂兩個大隊100多畝中稻田中,選出長勢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連苗帶泥移并到試驗田里。由于移并到一起的禾苗太多,為了使禾苗不致倒伏,就采取用木樁支撐后再用竹篾片攔腰的辦法,將田塊分割成五六尺見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樁頂實,這樣禾苗便直立在一塊一塊的格子里。移并到一起的禾苗太密,就將噴霧器改裝成小型的鼓風機,由十多個人日夜輪流鼓風。為了保證試驗成功,縣里還在現場設立了指揮部,安裝了電話機,派干部在田邊日夜守護。
這年9月初,環江縣委向柳州地委和廣西僮族自治區黨委報喜說,將要發射一顆畝產超過10萬斤的中稻“衛星”。自治區和地區對此十分重視,特地向各新聞單位和有關電影制片廠發出邀請,請其進行現場采訪,還組織了一些部門的干部以及廣西農學院、廣西大學等科研院所的有關教授、專家,組成了驗收團進行現場驗收。
浮夸風帶來的歷史性災難
1958年放出的各種“衛星”難以數計,但基本上都是按這樣的程序放出的。這樣放“衛星”的結果,不但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助長了各級干部弄虛作假的作風。
在放“衛星”的過程中,那些敢于說真話的干部社員,被當作“保守派”、“觀潮派”而被壓制甚至遭辯論批斗,而那些制假造假者反而被提拔重用(麻城建國一社的社主任在“衛星”放出后不久就被任命為區委副書記、區長,并選為全國先進工作者;環江縣委第一書記因放“衛星”有功,被提升為柳州地委書記處書記;西平和平社的社長被河南省農業科學院聘為特約研究員,還在北京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
伴隨放“衛星”的是浮夸風盛行,造成了1958年農業生產獲得了特大豐收的假象。于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地的產是人的膽決定的”,“沒有萬斤的思想,就沒有萬斤的收獲”這樣荒唐的言語,竟出現在黨報黨刊上,以至于想當然地認為糧食已經多到吃不完的地步,并提出要考慮“糧食多了怎么辦”的問題。緊隨而來的所謂“三年暫時困難”成因雖然很復雜,但以放“衛星”為特征的浮夸風,無疑是造成這一困難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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