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由于多個國家的高校縮減文科專業，一種關于“文科衰落”的論調在世界范圍內興起。

此處的文科，大致等同于人文學科和絕大多數社會科學專業，在近代早期也被叫作文化科學、人文科學等，是法學、政治學、語言學、社會學等學科在近代史上的知識源頭。其研究范疇包括人類創造的社會、文化、歷史，與物理學等科學所探索的自然之物有著根本的不同。為了塑造自身的科學性，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展開了一場又一場效仿自然科學的運動，有發展，也有受挫，更多的是受挫。從知識的接受角度來講，通過理解人的意義、文化和感受而形成的人文知識，也在失去曾經的吸引力。

在歷史上，有那么一本書，自它面世后，“人文世界”與“自然科學世界”的邊界及爭議也就同時形成了。這就是《新科學》。

1725年，意大利人維柯（Giambattista Vico）出版了他的《關于各民族本性的新科學的原則，由此發現民族自然法另一體系的原理》，這是《新科學》的初版，1744年第三版定名為《關于民族共同本性的新科學原理》。在維柯所處的18世紀，啟蒙思想在歐洲取得了絕對意義上的地位，只有可數學化的自然科學才是科學，至于研究人和人類社會的零散知識，則被認為僅是觀點、意見。作為啟蒙思想的批評者，他批評了笛卡爾的理性主義，主張從歷史源頭重構知識。這種知識既不是可以用數學、演繹描述的，也不是純粹個體的、不可知的。

過去300年間，《新科學》經歷了多次重版、修訂、翻譯。但是怪異而晦澀的寫作風格限制了它的傳播——“甚至意大利人都很難讀下去”。在國內，朱光潛先生早在《西方美學史》一書中就專章評述過維柯，并在耄耋之年翻譯《新科學》。朱先生認為維柯是“美學真正奠基人”，《新科學》也主要是在美學上得到闡釋。在《新科學》初版300年之際，我們策劃專題“當人文知識受挫時——維柯《新科學》初版300年”，在一般意義上理解《新科學》，并討論它的當下性。（導語/羅東）

下文是社會學者田方萌重溫維柯《新科學》后的思考。如果我們用研究自然的方式研究人類，變成“火星上的人類學家”（不是指“人類學”專業，而是泛指有關人類的學術研究），是能更清晰、更完整地研究人類及其社會，還是放棄了理解同類的特殊優勢？

本文內容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7月11日專題《當人文知識受挫時——維柯 <新科學> 初版300年 》的B04-B05版。

B01「主題」當人文知識受挫時——維柯《新科學》初版300年

B02「主題」維柯為人文知識“背水一戰”

B03「主題」 《新科學》在20世紀的漂流

B04-05「主題」我們能否成為“火星來的人類學家”？

B06-B07「歷史」《大宋理財》王安石變法的現代經濟學解釋

B08「社科」 紀念麥金太爾：規范的爭執與啟蒙的籌劃

撰文丨田方萌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

維柯（Giambattista Vico），1668年-1744年，意大利哲學家、語言學家，生于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作品有《新科學》《論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等。

社會科學不同于自然科學

幾年前，我認識了海外一位時事評論家，這里姑且稱他為“S先生”吧。S先生讀書甚多，閱歷甚廣，對許多問題都有著獨到的洞見，他的看法讓我受益匪淺。有一次，他讀過我剛完成的學術史論文，善意地提醒我“做學問不可有立場”，我卻不敢接受他的建議。

S先生成長于“文革”時期，出國后親歷過多次海外華人內部的斗爭，又熟悉中國現代政治史。在他看來，無論在左派圈子還是右翼陣營，政治立場都會扭曲一個人的學問，因為人們的觀點會偏向他們心中的意識形態。S先生定期參加一些視頻談話節目中的討論，我也是他的忠實觀眾之一。他在節目中舉過歷史和現實中的事例，說明對立雙方如何出于自身利益夸大或縮小統計數字。

后來我同S先生在飯局上相遇，他邀請我坐到他身邊，當面給我解釋了他的看法。他先舉出兩本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名作，兩書的立論在國內語境下一左一右，但都存在立場扭曲結論的問題。S先生相信，只有超然于立場之外——最好變成“火星上的人類學家”，才能保證學術獨立于政治。“火星上的人類學家”是社會科學界常用的比喻，意指來自人類社會之外的研究者。這些外星學者與地球上的任何黨派或利益集團都無瓜葛，因此可以從事最為超然的學術工作。我們能否成為火星來的人類學家？面對S先生的諄諄教導，我不禁想起了意大利思想家維柯與他的《新科學》。

《新科學》

作者：[意] 維柯

譯者：朱光潛

版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7年12月

自然科學在西方世界興起后，傳統的人文學科就面臨一個重大的路線問題——針對人類的學術研究應當模仿自然科學，還是繼續按照自己的風格發展？維柯最早意識到了這一問題。他認為自然是上帝的創造物，只有上帝可以充分理解自然。類似地，歷史是人類的創造物，人類也可以理解歷史。

維柯由此指出，關于人類的科學有別于自然科學，我們具有一種理解同類思想的特殊能力，因而也會產生一種特殊的知識。借助直覺、想象、重構和揣測，人們能夠通過意志、觀念和欲望探討個體行為的動因。相比于通過觀察外在世界獲得的科學知識，人們對自身行為的了解更為直觀和確切。這種特殊知識關乎人類在社會生活中的動機和意義，它既不同于經驗事實的知識（如物理和化學），也不同于基于公理信條的演繹知識（如數學和神學）。

維柯形象地比喻道，在社會舞臺上我們是演員，在自然世界中我們只是觀眾。就研究人類的科學而言，我們并不僅僅是審視外部現象的觀察者，而能夠借助直覺、移情和體察等方式，探索和理解人們內在的精神世界。如果我們用研究自然的方式研究人類，就會將人類世界看作非人的世界，放棄了理解同類的特殊優勢。

假設火星上的人類學家具有類似我們的智慧，他們研究自然的方式和水平也近似人類。當其中一批人類學家來到地球，即使他們能夠全面仔細地觀察我們的生活，也不能理解各種活動之于我們的內在意義，正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例如，他們出于好奇參加了北京的一次詩歌朗誦會，并且禮貌地從頭聽到尾。他們可能對朗誦者聲調的抑揚頓挫印象深刻，卻不能理解參加者的表情變化，因為他們不具有人類的思維和情感。

現實當中當然沒有火星來的人類學家，不過有些自閉癥患者理解他人的方式就像外星人。薩克斯（Oliver Sacks）是美國知名的神經學科普作家，他有本文集就取名為《火星上的人類學家》。薩克斯在書中講述了一位叫“坦普”的自閉癥患者，她能夠對事實和數據進行分析，卻無法與她的同事和鄰居正常交往。坦普認為自己的心智缺乏理解他人的移情能力。她的大腦像計算機一樣“電算”式地將記憶“文檔”在腦中反復播放，以此推測他人行動與場景之間的因果聯系。只有通過這種方式，她才能預測別人的行為舉止。

類似坦普的自閉癥患者缺乏維柯所說的關于人類自身的知識，他們不得不刻意“計算”他人的意圖與心態，就像外星科學家那樣通過人類行為的“科學”模型探討因果關系。他們永遠不能像普通人那樣具備理解他人的能力，而這種能力正是研究人類經驗的必要條件。

在物理學不斷取得巨大突破的十八世紀，維柯卻聲稱物理學不可能解釋所有事物，而歷史學更有可能填補人類知識的空白。這位不合時宜的學者生前沒有得到多少關注，死后也很快被淡忘了。直到1820年代，法國歷史學家米什萊（Jules Michelet）才發現維柯打開了現代人文社會科學大門。德國思想家狄爾泰（Wilhelm Dilthey）更是在“文化科學”中復興了維柯的思想。他之后的馬克斯·韋伯發展了“理解社會學”，構成今天社會學的主要傳統之一。

《新科學》1744年版（意大利語）插圖。

成為火星上的人類學家不僅妨礙了我們理解人類的內在世界，也讓社會科學失去了相對于自然科學的特色。有鑒于此，美國社會學家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曾提醒同行保持與自然科學的距離：“對物理學和生物科學的模仿，阻礙了社會科學最充分的發展。”在他看來，對自然科學的認同使社會科學學者“遠離哲學、藝術和文學的激勵，而這正是社會科學所需要的　……”

人類學家利奇（Edmund Leach）也在這個意義上拒絕人類學的“科學化”：“社會人類學不是，也不應該成為，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科學’。如果說有什么，它更像是一門藝術……”另一位人類學家格爾茨（Clifford Geertz）也將社會現象視為“文本”，主張置于當地語境的認知框架內來解釋它們，就像文學批評家解讀小說或散文。

社會科學無法排除價值判斷

S先生也許也和我一樣認為社會科學不同于自然科學，不過他可能還會說：“那又如何？假設火星上的人類學家具有類似人類的移情能力，可以辨識我們的七情六欲，這并不妨礙他們得出超然的中立結論。”在破解中國現代史上的幾大謎案時，S先生就使用過移情理解的方法，依靠情理推斷彌補證據不足的問題。他遵從韋伯價值無涉的研究主張，還不止一次地跟我提到韋伯是位大學問家。

在韋伯看來，一位研究者的價值觀不可避免地影響他所選擇的課題。這種選擇并沒有內在的科學標準，每位學者可以自行決斷。不過，韋伯認為，社科學者可以選擇關聯某種價值的問題，社科研究則應使用沒有價值色彩的方法。一位社會科學工作者選定課題后就應當停止在研究中牽涉價值判斷，全然根據他所發現的數據和資料進行分析，這樣才能得出科學的結論。

韋伯相信，如果社科學者嚴格遵循這種分離事實與價值的研究準則，就能建設一種真正有效的社會科學。如果我們在道德上不保持中立，將價值觀帶入社會科學，則會扭曲我們對社會的理解。不同于美學、倫理學和政治哲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等學科是研究人類行為的經驗科學，不必討論價值問題。韋伯還以嚴厲的口氣告誡同行們：“我愿意引用歷史學家的著作來證實，一旦人在科學研究中摻入了關于個人價值的判斷，對事實的完整理解便蕩然無存。”

《維柯的哲學》

作者：[意]克羅齊

譯者：陶秀璈 王立志

版本：大象出版社 2009年6月

韋伯的學說在二戰后美國的社會科學界影響巨大，很多社科學者都將價值無涉的研究標準奉為圭臬。我看到過一位社會學者就在他的論著中明白無誤地宣稱：“作為一門科學，社會學應當在價值問題上保持沉默……”一些具有批判思想的學人則不滿于這種學風，例如美國社會學家古爾德納（Alvin Gouldner）就語含譏諷地談到：“現在，所有的社會學的權勢階層……都已經加入了一個心照不宣的聯盟，這個聯盟將我們牢牢地拴在這樣的信條之上：你不應對任何價值判斷做出承諾。”

然而，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后，美國社會學界日趨“左傾”，甚至成為身份政治活動家們的主要培訓機構。從選題、立論到闡釋，從課堂、期刊到會議，平等主義的意識形態滲透了學術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位圈內人士甚至指出，美國社會學不僅是一門政治上傾向自由派的學科，而且是一項投入“神圣事業”的社會運動。眼見這種思想導向破壞了社會學的中立性與科學性，損害了這門學科在整個學術界的聲譽，資深的美國社會學家特納（Jonathan Turner）近年連連發聲，呼吁同行們回歸韋伯的價值無涉原則。

社會學的左傾與特納的呼聲似乎支持了S先生的看法，即做學問不可有立場。不過，如果我們沿著維柯的思路再拓展一步，就會意識到社會科學在另一個重要方面也不同于自然科學，那就是社會科學關注的人類生活本身就包含著是非善惡，我們對他人意圖的理解也帶有道德評價，而風火雷電等自然現象并不能分出高下對錯。

《封神榜》（1990）劇照。

舉例來說，中國古代史書上不時出現“臣弒君”的記載，這類記載既是事實判斷，也是道德判斷。如果作者將“弒”改為“殺”，雖然做到了“價值無涉”，卻剝離這一行為犯上作亂的倫理含義，而這一含義內在于“弒”的事實之中。S先生曾告訴我，他曾經研究“文革”中派系之間的迫害現象，“迫害”一詞也是一個包含了價值判斷的事實判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政治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反諷地指出，要在社會科學中禁止價值判斷，我們就應當以中立的口氣描述納粹集中營的暴行，同時禁止談論這些行為多么殘忍。也許火星上的人類學家能夠做到這點，可那真是我們希望社會科學呈現的模樣嗎？

《美麗人生》（

La vita è bella

因此，我傾向于認為，社會科學學者在研究中謹慎地表達自己的立場，突破“價值中立”的教條，并不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如果他們能夠包容與其不同的觀點，還會促進整個學術界的對話與爭鳴。例如，意大利政治學家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對民主和政黨制度的分析非常精辟，他在自由與平等孰先孰后的問題上也不含糊。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對于政治現代化有著不同于主流的明確立場，他主張“穩定”而非“民主化”，才是美國應當推廣的關鍵價值。這并不妨礙他成為杰出的政治學家，反倒刺激了政治學的問題意識。

此外，我們也不可能置身事外，真正像火星來客那樣看待人類的問題。韋伯之后的社會學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創建了知識社會學，他強調人們總是從各自的立場出發來解釋事實，那種企圖超越所有立場的抽象真理并不存在。他寫道：“事實上，我們并非站在不具形體的真理的永恒真空中，我們在面對現實時都有早已準備好的問題和潛在的體系，獲得新知識也就等于將新的事實結合進原有的定義和范疇的框架中，并且確定其位置。”

曼海姆進一步指出，人文社會科學不能完全排除評價性成分，因為學術知識建立在資料選取的基礎之上，而人們或此或彼的選取決策就依賴于他們的價值評判。在這個意義上，帶著立場看問題的學者們都不可能成為火星來的人類學家。就算真有火星學者，恐怕他們也會站在火星人的立場上觀察地球人吧。

《愛因斯坦與愛丁頓》（

Einstein and Eddington

歷史上哪位學者能夠在沒有立場的情況下研究學問呢？我曾請S先生舉出實例，他提到愛因斯坦和羅素。愛因斯坦在研究相對論時確實沒有立場，不過那是因為物理學理論本身也沒有什么政治含義。羅素在研究數理邏輯時也沒有立場，因為邏輯就是一種中性的工具，左派和右派都可以利用它。當這兩位大學者表達自己對社會問題的看法時，他們都具有鮮明的政治立場——愛因斯坦是位社會主義者，羅素可稱為進步主義者。既然大學者都不能超然于其立場，我們與其爭論學者們是否應當保持價值中立，還不如想想什么樣的價值能夠更好地指導他們的研究。

如何建設有效的知識體系

韋伯提出價值無涉的主張，部分是因為他對價值問題持有一種不可知論的看法。他認為古往今來存在著許多相互沖突的道德學說，沒有哪個能證明自己優于其他。有些道德規范風行一段就消退了，說明它們不過是某一時空中人類的主觀產物。韋伯因而不相信人類能夠建立普遍性的倫理體系。然而，施特勞斯發現，在長達幾千頁的韋伯作品中，他只花了短短幾十頁專門論證這一觀點，實難讓討論價值問題的學者信服。

在施特勞斯看來，韋伯的理論割裂了科學與哲學，造成了20世紀相對主義的泛濫，這未免讓韋伯承擔的罪責過重。相對主義的盛行緣于多種因素，韋伯學說恐怕只起了不大的作用。不過，他的價值中立學說確實讓社會科學擺脫了政治哲學的指引，使社科學者們不再理會道德問題，價值無涉變成了價值無關。就像韋伯理解社會學一樣，我懷疑他的相對主義立場也可以追溯到維柯。

《維柯著作選》

編譯：[英]利昂·龐帕

譯者：陸曉禾

版本：商務印書館 1997年11月

有異于啟蒙時代的很多思想家，維柯不大相信普遍的社會科學規律可以解釋人類多姿多態的個性和行為。人類科學需要根據個體在具體環境中的獨特經歷，解釋其差異性、變動性和目的性，而不是尋找不同時空中類似的重復模式。這種排斥普遍性的方法論使維柯的學說帶有唯意志論的色彩，思想史家伯林（Isaiah Berlin）即指出維柯相信“不存在不會改變或不能改變的人的本性，也不存在任何固定的永恒目標。”這種“過于社會化”的立場“完全忽視了生理和生物兩方面自然因素，更別說心理方面的因素了。”

伯林批評維柯學說“過于社會化”，在我看來正是他的學說中最大的缺陷。維柯意識到人類具有理解同類的特殊能力，人類科學因而不同于自然科學。同時他忽視了人類也具有自然屬性，屬于自然的一部分。生活在18世紀的維柯沒有機會了解后世達爾文的進化論，也就不可能認識到人類像動物一樣在自然中進化而來。人類的歷史并不只是人類自己創造的，還受到人類生物性的限制和影響，然而人類未必清醒地意識這種限制和影響。

達爾文在《人類的由來》一書最后提醒讀者：“我以為我們總得承認，人，盡管有他的一切華貴的品質……有他的上帝一般的智慧，能探索奧秘，而窺測到太陽系的運行和組織——有他這一切一切的崇高的本領，然而，在他的軀干上面仍然保留著他出身于寒微的永不磨滅的烙印。”這里他所稱的“永不磨滅的烙印”就是指人類經過進化后保留在體內的生物性，包括適應群體生活的心理和行為機制。

維爾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年—1923年），意大利社會學家。

20世紀初期，意大利社會學家帕累托曾嘗試以科學的方式研究社會學：“我的愿望是以星體動力學、物理學和化學為模范，建立一種社會學體系。”維柯如果地下有知，可能會嘲笑帕累托的愿景，雖然他本人也使用過科學方法。一個世紀后，社會學并沒有成為自然科學的一個分支，有些學者甚至認為社會學是一種藝術。不過，帕累托至少在一點上值得肯定，那就是人類也可以通過自然科學的范式進行研究。

這里我們不妨就以政治立場以例，說明科學方法也可以研究人類的思想觀念如何形成。當代行為遺傳學的研究發現，相比于基因平均相似性為50%的異卵雙生子，基因完全一樣的同卵雙生子的政治觀點更趨一致，這意味著我們的政治立場部分來自先天因素。當然，同卵雙生子的相似性也可能緣于他們的成長環境更接近。不過還有研究發現，相比于分開撫養的異卵雙生子，分開撫養的同卵雙生子也有著近似的政治取向。這說明即使在不同環境下成長，基因的作用也使人們的立場趨同。

現代意識形態產生于法國大革命之時，而人類進化的歷史遠為長久，我們體內并不存在“左派基因”或“右派基因”。不過，人類的基因構成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的性格傾向與認知能力，個性和天賦又會影響我們的價值觀念和社會位置，進而左右我們的政治取向。如果火星來的人類學家掌握了行為遺傳學的方法，他們同樣可以用這種“不帶立場”的方式研究人類的立場問題，不過這恐怕并非S先生的原意。

人類的觀點差異部分來自先天的遺傳因素，這是否意味著我們總是言人人殊，永遠不可能調和觀點？我有些樂觀地相信，承認人類思想部分受到先天條件影響，反倒會使我們更清楚自己意見的局限性，也讓我們更能包容異己的想法。曼海姆在一個世紀前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雖然各種立場都有其局限性，他仍然相信一種最佳視角存在于每個時代，即根據當時最全面的論據而作出的綜合性判斷。這種判斷不見得就是絕對真理，而是特定社會條件下相對于其他觀點最為可靠的觀點。當人類進入下一個時代，隨著更多的知識和論據出現，我們還可以將綜合性判斷發展到更全面和更深入的層次。

英國科學家多伊奇（David Deutsch）指出，真實的世界是統一與和諧的，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卻零碎斷裂，不統一也不和諧。通過整合各個層次和領域的科學理論，我們有可能提煉出解釋真實世界構造的“萬有之理”。多伊奇認為基于量子理論、進化論、認識論和計算理論的綜合學說就構成了世界上第一個萬有之理。類似地，馬克思、韋伯、涂爾干和達爾文分別代表了現代學術史上人類研究的四種主要傳統，他們分別抓住了人類內在和外在注重物質和精神的四類因素，由此形成歷史唯物論、理解社會學、社會事實論和人類進化論。在我看來，他們的學說及其后續學說也可以整合起來，構成第一個社會科學領域的統一理論。

在這種統一理論的基礎上，我們有望建立一套普遍性的價值體系，通過不斷修正和改進它，以此來指導社會科學的研究和應用。退一步講，即使社科學者珍視的價值并不一致，他們仍然能夠就某些基本原則達成共識，或者至少建立某種共同的底線。就像施特勞斯所言——社會科學的意義在于為特定的目的尋找手段，為此學者們就需要理解目的，目的和手段應當屬于同一門科學。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田方萌；編輯：西西 宮子；校對：薛京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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