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個城市都是特殊的，但有些城市更加特殊，紐約就是其中之一。“New Yorker”的本義是“紐約人”，在漢語文本中常常譯作“紐約客”，這個音譯是頗有意味的妙譯。紐約的開放、創新與流動，造就了這座大都市極為豐富多樣與奇異駁雜的氣質，以至于土生土長的紐約人也時常會有“身處異鄉”般的新穎或不適感。就此而言，身在紐約的人都是“客居”此地，無論是本地的還是外來的，都是“紐約客”。

李明潔教授五年之間多次往返紐約，前前后后在那里工作生活了兩年多。紐約是她的“田野”。她游走于居民街區、商業大道、學院講堂、美術館和圖書館；她參加會議，觀看展覽，目睹街頭游行，也在節日、商場、公園和餐館中體驗紐約人的日常景觀。她結交形形色色的紐約人，其中有社會賢達和學術文化界知名人物，而大多都是普通百姓。她在提問與交談中體察他們的感受與心聲，探尋他們的過往與愿景。她以局外人和旁觀者的身份，漸漸介入當地的人與事，更深地融入這座城市，成為一名“紐約客”。

這些原本尋常的田野工作，恰好遇上了非常歲月的風云際會：從美國政治的劇烈動蕩，圍繞種族、性別和移民等問題的紛爭，意識形態的極化以及新一波“文化戰爭”，到中美貿易摩擦、新冠病毒流行以及俄烏沖突爆發……微觀生活的日常性被宏大的時代激流沖擊著，帶給這座特殊的城市新的創傷。李明潔教授的這部人類學札記，以頗具個性的敘事方式，向我們呈現了“紐約的傷”的不同面向。她不僅感同身受著紐約民眾的切膚之痛，并且試圖探究傷痛的來龍去脈與深層原因。

二

令人印象至深的是，這部作品自始至終都交織著“感受”與“思考”的雙重性，一面是對當下人與事的親歷體驗的敘事，一面是在歷史脈絡以及對比思考中的論述。作者在“具身融入”的感受與“超然反思”的探究之間往復游走，這多少得益于她的“訪客”身份，使她總是能在沉浸投入的體驗中獲得抽身而出的時刻，并憑借學識和閱歷，與她所面對的人與事形成反思性的距離，由此開啟反思性的視野，此時此地的景象在歷史的關聯中呈現出延續與變化的脈絡，也在與彼時彼地的比較參照中展示出相似與差異。當然，這種雙重性也體現出作者兼備的作家氣質與學者素養。

明潔教授具有作家的敏感和才華，這在學者中并不常見。她對場景、氣氛、表情、語調等細節的捕捉與描述，如此真切而精微，以至于閱讀這些文字會有身臨其境的在場感，仿佛觸碰到這座城市變遷的肌理紋路（texture），從而通向更為移情的理解。然而，具身感受本身是無言的，言說這種感受并不容易，往往需要或隱或現地借助一些認知概念和理論框架。但理論的應用又隱含著某種風險：理論可能馴化具體感受的駁雜性，將其納入抽象的“范疇”，以便達成一般性的認知，由此獲得普遍化的知識，但代價是錯失了生命現象的復雜、多樣、矛盾及其激發變革的潛在力量。在我看來，所有非虛構寫作可能都會面臨這類“現象學問題”的挑戰。

明潔教授選擇了自己的方式來應對這種挑戰。她作為學者的專業領域是社會語言學、都市民俗研究和文化人類學，在社會科學大類中屬于人文性較強的領域。這種特定的專業意識，使她對概念框架的有效性邊界保持警覺。因此，她拒絕將豐富生動的感受體驗“還原”為清晰的理論概念。她選擇以“破壞實驗”的后果“傷”作為核心隱喻，并對此展開多面的闡釋和思考。在從具體人和事出發進一步展開探索的時候，她采用的敘事方法并不是一種純粹的“理論化論述”，而是借助多種“相關性聯想”，再加以“異同對比”等邏輯推論的輔助。

最終，這部札記不只是就事論事，而是將具體感受上升到對更大的時空圖景的思考——從當下情景聯系到歷史與未來、從紐約故事引申到美國與世界。這種“上升”的結果從不是“理論”，而是保持為一種具身認知，帶著始源的特定性和切近感。她探究破壞實驗的文化與政治意涵，總是帶有當事人的“痛感”，而不是把“傷”轉變為類似生物醫學的鑒定報告。

換句話說，作者從未企圖將“紐約的損毀與愈合”還原或“上升”到一種社會科學的理論解釋。她寧愿讓自己在感受與思考之間出現某些跳躍或裂痕，并坦然呈現兩者之間的張力，也不愿讓理論馴服生命。這是作者的真誠，也是這部作品的獨特印記。

三

作為讀者，我從這部作品中受益良多，不僅被其中栩栩如生的人物和故事所打動，也激發我思考學術探索的方法問題。許多擅長“現代社會科學模式”的學者，往往習慣于從宏觀的結構與趨勢入手，來理解和解釋具體的社會與生命現象。這種從宏觀到微觀的方法，通過范疇或量化模型的“編碼”，很容易將鮮活多樣的經驗轉換為清晰干凈的類別，最終成為體現結構的例證，或者支持普遍化陳述的個案。在學術史上，這種典型的研究方法經過多次挑戰和爭議，已經顯示出自身的局限性，也因此不再被視為支配性的研究范式。

研究思想史的學者，依賴理論框架與概念，需要社會結構分析，但與主流的社會科學研究相比，更重視歷史脈絡和具體經驗，也因此會使論述變得更為復雜（或者含混）。我自己從未專門做過人類學的考察研究，這是智識上的一種缺憾。我在美國十年的學習和訪問研究經歷，也從未像明潔教授那樣廣泛而深入地介入當地的社會生活。她的寫作使我更加相信，一種親歷的在場體驗和由此獲得的認知，無法徹底被還原為理論陳述；或者說，在理論還原的過程中，總有一些難以名狀卻又值得珍視的東西流失了。因此，學者在不同的探索和研究方式之間，需要彼此借鑒，相互啟發，更為開放地根據特定的主題確立研究方法，這是所謂“方法論多元主義”的立場。

四

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有些內容也引發了我的疑惑和困擾，在此與明潔教授以及讀者一起探討。

在對美國政治動蕩的思考中，作者有時以開放式的問句表達某種質疑或不確定的判斷，有時則用坦率的感嘆直截了當地做出斷言，但這也可能忽視了問題的復雜性。明潔教授對“政治正確”和“取消文化”的左翼政治運動和公共政策影響抱有審慎的批評態度，時而表達出難以抑制的感慨和惋惜，這在她看來是造成“紐約被損毀”的一個成因。我并不懷疑她在訪談和親歷中所列舉的事實，但如何判斷這些事實是更為艱難的問題。我們可以思考這樣的問題：紐約甚至美國，在這一輪“文化戰爭”之前是歲月靜好的時代嗎？對誰而言是如此？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許多人的創傷積存已久，但他們身處社會邊緣只能隱忍傷痛，那么，是不是因為他們被忽視、漠視和輕視才造就了往昔“歲月靜好”的景象？

與此同時，我也并不認同進步主義運動中一些極端的話語和行為，包括明顯違背“比例原則”的處罰以及教條化的信條等。在我看來，過度“政治正確”的要害在于教條主義，無論是左翼的還是右翼的教條主義，都會扼殺自由辯論。的確，言論從來就有禁忌，但過去有些邊緣人群的被迫沉默，并不意味著反過來迫使他人噤聲就是正當的。

我有理由相信，明潔教授和我會共享一些近似的感受，但我們對美國當前的左翼進步主義事業可能存在判斷上的差異。這是一個復雜的主題，我自己還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才可能找到更為確定的見解。但我們大概都會同意：對于思想探索而言，真誠是重要的，但真誠并不必然抵達真相；坦率是可貴的，但坦率有時可能失之草率。這將成為我們未來對話交流的一個主題。

五

“破壞實驗”這個主標題有一個核心隱喻：“傷”。對于每個人的生命而言，傷痛意味著什么？這是我們期望盡力避免的境況，但也正是經由傷痛，我們才體會到生命的成長與力量。沒有傷痛的生命不僅是難以想象的，而且是不幸的。本書的副書名是“紐約的損毀與愈合”，正如每個歷經過傷與痛的生命，它從未徹底損毀，也尚未完全愈合。紐約如此，上海亦如此。

我們被困在一個昏暗不明的時期，而此時的思考與寫作，多半是阿倫特所說的“在過去與過來之間”，是探索性的，磨煉思考的能力。阿倫特說：“由于這些操練是在過去與未來之間進行的，它們就既包含著批評也包含著實驗，但是這些實驗并不企圖設計出某種烏托邦性質的未來，對過去和傳統概念的批判也不意欲‘摧毀’。這是基于一個時代的間隙所做的操練，它的唯一目的在于獲得‘如何去思的經驗’。”

感謝明潔教授的邀請，將我這篇讀后感作為序言。

2023年7月15日于上海

【本文為劉擎為《破壞實驗：紐約的損毀與愈合》（廣東人民出版社，2025年7月）所作序言，澎湃新聞·思想市場經授權刊發。】

來源：劉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