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全喜

著名學者，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講席教授

自由主義在近三百年的演變過程中，其發展演變是與某些片面性的歧變相互并行的，在強調法治秩序與市場經濟方面，自由主義的理論及其實踐可以說在西方社會得到了長足的擴展。但是，隨著自由制度的日趨完善，特別是進入21世紀之后，現代社會所出現的新問題使得自由主義在社會政治理論方面面臨著一系列的挑戰，來自各個方面的對于自由主義的批判變得越來越激烈。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兩個方面的觀點：一個是來自社會主義的和以社會主義理論為支柱的思想觀點，這類對于自由主義的批判雖然隨著蘇聯的解體而日趨消沉，但其理論意義并沒有因此而減弱，與此相關的經濟平等、社會正義等問題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又以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公、自然資源的占有失衡等形式出現，在種族關系、世界貿易、國際政治和全球地緣戰略等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

《休謨的政治哲學》（增訂版）

高全喜 著

上海三聯書店

2025年5月

此外，對于現代自由主義的政治理論還有另外一種挑戰，那就是社群主義。社群主義雖然與社會主義理論有很大的不同，但在對于自由主義社會政治理論的批判上卻是一致的，它們都認為強調規則與秩序的自由主義使得現代社會越來越變成了一個冰冷、血腥的個人處于孤立無援狀態的抽象社會。與此相關，社群主義推崇西方傳統社會久已形成的社群紐帶，以及維系這個社群的共同的習俗觀念與道德情感，認為維系社群共同體的同情、互助、友愛等美德，是克服自由主義原子式個人的有效方式。

上述批判在自由主義內部從一開始就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并導致了分化與變革，諸如西方的福利國家政策就是自由主義對于社會主義的某種妥協和修正，經濟學家凱恩斯和政治哲學家羅爾斯可以說是這類新自由主義理論的代言人。然而，相比之下對于社群主義的挑戰，現代自由主義的應對卻顯得十分無力，因為自由主義對于極權主義的批判，固然使得人們對于那種國家有機體主義有了深入的認識，但是它并沒有指明國家的有機體主義是通往極權主義的唯一邏輯，也沒有在理論上應對社群主義有關社會有機體的新認識。實際的情況也是如此，應該看到社群主義與極權主義畢竟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理論，從有機體主義那里并不必然地導致極權主義，它也可能導致社群主義，而且社群主義對于傳統政治思想的解讀，要比自由主義深刻，它們梳理出一條從古典的亞里士多德主義到社群主義政治哲學的內在理路，并指出極權主義只是政治有機體主義的一種變態形式。從正常的人類有機體那里，不但不會產生極權主義，反而會出現一個以親情為紐帶的、人與人和睦共處的群體共同體，對此，社群主義的早期理論家騰尼斯就曾有過深入的論述，現代的社群主義更是把這種以合作、友愛、同情等情感為紐帶的社會共同體視為社會政治理論的基石，并且進一步挖掘出它們的美德意義，指出它們不過是傳統德性的延續。

針對上述問題，自由主義的應對往往顯得無濟于事，例如，20世紀以來在西方社會政治思想中曾經風行一時的回到康德主義的口號對于社群主義的挑戰就顯得有些文不對題。康德哲學在西方的社會政治理論中產生過重大的影響，兩個世紀以來，我們發現每當哲學和社會政治理論出現重大紛爭的時候，總會有某種回到康德主義的理論呼聲。在20世紀上半葉，針對當時的道德和社會問題，新康德主義就曾明確地提出過回到康德的口號，企圖用康德的道德哲學來解決當時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爭。而在20世紀的晚期，在西方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發生深刻變化，現代自由主義面臨著更新一輪的挑戰之際，以羅爾斯為代表的現代政治哲學實際上又一次提出了回到康德哲學的問題，羅爾斯的正義論顯然是以康德的政治哲學為基點建立起來的。我們發現，康德主義的色彩即便是在哈耶克和諾齊克的理論中也都或多或少地留下了深刻的印跡，例如格雷就曾指出，康德和休謨是哈耶克思想的兩個來源，至于諾齊克的持有正義理論，同樣受到了康德權利哲學的影響，特別是他提出的道德邊際約束理論，完全是康德道德主義理論的翻版。

回過頭我們再來看一下中國近20年的思想狀況，我們也同樣發現一個“回到康德中去！”的哲學口號曾經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占據著社會理論的主導傾向。我們知道，在中國現代的社會政治理論中，馬克思主義和黑格爾主義曾經占據著統治地位，但是近20年來，隨著中國啟蒙思想的廣泛傳播，有關人性和人道主義問題的大辯論以及自由主義政治理論的登場，可以說回到康德哲學中去便成為中國思想理論界的一個基本共識。應該指出，這一理論路徑的提出對于現代中國的社會政治理論和政治哲學所具有的意義是巨大的，它主要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首先必須指出，通過回到康德的哲學，特別是回到康德的道德哲學，那么近20年來中國啟蒙思想所企圖建立的一種人性的價值理論得到了哲學上的確定，找到了哲學人本學的理論依據。中國的思想解放運動，在經歷了思想啟蒙之后，隨著對于現實與歷史反思的深入，逐漸發現那種人道主義的文化觀已無法從根本上對中國的社會政治問題給出理論的說明。因此，康德哲學，特別是康德的道德哲學中所包含的有關人的主體意識、人的自由權利和人是目的的人本思想，成為新的理論資源，所以，回到康德的哲學實際上是對于中國啟蒙思想的一種新的哲學人本主義的理論提升，它完成了中國現代思想發展的一個階段。對此，李澤厚曾經有過深入的論述，他寫道：“康德哲學的巨大功績在于，他超過了也優越于以前的一切唯物論者和唯心論者，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了這個主體性問題，康德哲學的價值和意義主要不在他的‘物自體’有多少唯物主義的成分和內容，而在于他的這套先驗論體系，因為正是這套體系把人性（也就是人類的主體性）非常突出地提了出來。”

其次應該看到，這種回到康德中去的思想傾向除了對于中國的啟蒙思想具有提升性的理論意義，對于中國的傳統思想還具有著重新解讀的指導性意義，或者說康德的道德哲學對于理解中國傳統儒家的思想提供了一個溝通、交流與整合的理論前提。我們知道，近代以來中國學界對于儒家思想的理解就具有著某種康德主義的色彩，或者說以康德的道德哲學來闡釋儒家思想的義理，成為現代新儒家的一個基本的方法，例如牟宗三的新儒學實際上就是康德主義與儒家思想相互結合的一種產物。

由此可見，中國現代思想中所提出的回歸康德哲學的理論口號，不僅具有著提升中國啟蒙思想的意義，而且還具有著與傳統儒家思想相交通的意義。因此，它是一個在啟蒙思想中進一步發揚歷史傳統，在西方學術資源中融會本土思想的理論問題，而且這個理論問題又集中地體現為對于專制權力的批判和對于人的道德本體的高揚。這樣一來，通過重新回到康德哲學的理論努力，過去的那種歷史主義的和意識形態化了的社會政治思想得到了一種道德人性學上的修正，人的自由和權利、人的主體地位和人的價值成為社會關注的要點，成為人們思考問題的出發點。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通過回到康德哲學，中國的現代思想借助于康德思想的闡釋從而確立了一種中國式的人本主義哲學。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無論是西方20世紀以來的回到康德哲學中去的思想路徑，還是中國近20年來的回到康德哲學中去的理論主張，其所依據的康德哲學，特別是康德哲學的道德理論，在今天正面臨日益嚴峻的挑戰，所謂康德哲學的復興，無論在西方的語境中還是在現代中國的語境中又都存在著極其重大的困難。面對于此，本書的問題在于：是否存在著一種重新回到休謨哲學的可能性呢？

首先讓我們來看一下西方的思想狀況。正像我們前面指出的，隨著社群主義的興起以及對自由主義的批判，以康德為支點的現代政治自由主義確實無法給予新的卓有成效的回應，因為康德的哲學同樣缺乏社群主義所關注的聯系社群共同體的感情紐帶。固然關于共通感問題，康德在他的《判斷力批判》一書中曾經有所論及，但基本上是采取著否定的態度，在他看來，“如果我們不能超越這些感覺而提升到更高的認識能力的話，我們關于真理、合適、美和公正是永遠不可能想到這樣一種表象的”。康德的道德與權利哲學是一種先驗論的理性理論，這種理性主義的社會政治理論與社群主義所主張的美德傳統是有很大差別的，它無法在人性的情感層面上，在政治正義的德性層面上，對社群主義提出的問題給予強有力的應對。因此，現代自由主義要回答上述問題，要建立一個能夠克服社群主義挑戰的更加全面的社會政治理論或政治哲學，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必須回到休謨，回到以休謨為代表的英國古典政治哲學中去，回到他們所提出的那個以自私、同情和仁愛為主導的道德哲學中去。在我看來，通過吸取、完善和進一步發揮休謨、斯密開創的那種人性正義論的古典自由主義理論，補充傳統自由主義原先就已經確立的規則與制度的正義論之不足，并且把兩者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完整的真正繼承古典自由主義內在精神的自由主義政治理論，就可以有效地克服社群主義的片面性挑戰。

前面我們已經指出，社群主義對于社會共同體的認識其實是相當片面的，他們固然從有機體主義那里排除了直接導向極權主義的邏輯必然性，但他們所說的那種單純以共同的情感紐帶所維系的社團或社會群體乃至共同體，實際上是一種政治烏托邦，是一種政治浪漫主義的想象的產物，根本不可能在現實中存在。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他們所引以為據的社團或社區的公共群體，只是一些生活互助的共同體，根本不是一個市民社會的真正意義的社會共同體或政治共同體。在那里沒有社會的經濟關系和法律秩序，缺乏生產、流通與交換等自由經濟制度下的經濟活動，缺乏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相互關系的司法調整，缺乏法律與政治制度的支撐與保障，它們只不過是一些按照興趣、觀念、愛好等結合起來的，類似于社區俱樂部、釣魚協會、登山組織、環境保護聯盟之類的社團群體，不具有根本性的社會政治意義。因此，以諸如此類的社會群體為依據而企圖建立一個社會的政治共同體，并進而取代現行的經濟秩序、法律制度和國家體制，顯然只是一種空談。固然維系這類群體的那些共通情感、傳統美德等，對于現時代的社會倫理來說具有匡正時弊的意義，但它們最終仍是補充性的道德資源，不足以取代自由主義的政治正義而成為現代社會的倫理基石。像麥金太爾那樣企圖在現代社會全面恢復希臘城邦社會的美德，不啻為一種烏托邦的空想，連他自己都知其實不可行。其實，麥金太爾對于希臘城邦美德的推崇，忽略了一個十分重要的事實，那就是希臘的城邦制度，它的政治共同體，是以奴隸提供的無償生產和財富為基點而建立起來的，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但又久被社群主義的思想家們嚴重忽視的古代社會的前提。試想一下在現代社會，在一個沒有大量奴隸為其提供豐富的物質生活和經濟來源的現代社會，如何在利益和財富的產生與追求之外去營造一個美好的溫情脈脈的社群，并以此取代自由主義所倡導的經濟秩序和法律制度呢？霍爾姆斯在《反自由主義剖析》一書中曾把社群主義視為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的敵手，針對麥金太爾對于古代美德的刻意推崇，他尖銳地反駁說：

在現代自由主義社會存在這一個道德一致的核心。甚至今天極其反動的人也不會夢想著重建奴隸制，然而，最開明的雅典哲學家們明顯從未夢想過要廢除它。禁奴令好像在1700年左右在歐洲出現，這是為所有當代自由主義社會的成員共有的一個道德前提。它正是麥金太爾所聲稱的現在不會存在的那種規則。麥金太爾偶爾提及“亞里士多德無法為奴隸制進行辯護”；但是，作為：“現代道德”決不屈服的對手，他沒有對這個主題詳細闡述。斯圖亞特分析道：“對于休謨來說，奴隸制雖是歷史事實，但它是野蠻的。市民社會由個人組成，他們所有的人都是參與者，奴隸制與市民社會的理念則是格格不入的。”“休謨指出，奴隸制是古代經濟與現代經濟的最主要的不同，奴隸制不僅是悲慘的，也是不人道的。”休謨在“論古代國家的人口稠密”一文中指出，“古代社會的經濟基礎是奴隸制，它不僅是野蠻的制度，而且與現代的雇傭勞動相比，不利于人口的增長”。

當然，社群主義也并非一無是處，他們確實指出了現代自由主義的一個重大的理論缺陷，指出了一個現代社會的嚴峻問題，那就是在一個人們瘋狂追逐經濟利益的自私自利的時代，在所謂的自由經濟的制度正義的社會條件之下，還應該為道德情感，為傳統的美德，為共通的親情和友愛精神等等，留下一定的空間，還應該讓人性的情感穿越冷冰冰的經濟和政治的利益追逐，化解殘酷的競爭與沖突，使人們并不是僅僅在法律的保障下實現各自的合法預期，而且還能夠營造出一個溫情、互助、友愛的社會共同體。這些當然是社群主義最有價值的地方，也是現代政治自由主義最薄弱的地方。對于社群主義所強調的這個方面，現代自由主義無疑是貧乏的，但是在古典的自由主義那里，在休謨和斯密有關人性的理論中，卻有著深刻的說明和揭示。依他們之見，固然人可以無可非議地追求自己的私利，但追求私利必須遵循規則，而且伴隨著人的自私與貪欲，與此同時人性中還有同情，還有仁愛之心，還有設身處地地顧念他人的情感，還有互助友愛的精神，也就是說，還存在著社群主義所推崇的那些傳統美德。因此，英國古典自由主義所開啟的那種既秉有共同的道德情感，又樹立基本的正義規則的社會政治理論，可以說為現代自由主義的轉型提供了一個深厚的理論源泉。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們提出“回到大衛·休謨！”的口號，其內涵是不言而喻的，它當然不是回到休謨的認識論，也不是回到他的不可知主義，從根本上來說乃是回到休謨的政治哲學，回到他的人性論，回到由此建立起來的集德性政治論、正義規則論以及政治經濟學于一體的那種綜合的社會政治理論中去，這才是休謨哲學對于今天的政治自由主義所可能具有的內在意義之所在。

那么，在我們中國今天的語境中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又具有什么意義呢？我認為在中國的現代政治理論中提出回到休謨的問題，其意義大不同于西方，與西方的現代自由主義相比，對于我們來說，回到休謨的政治哲學其內涵和意義都就更加復雜和更加重要。首先，回到休謨的政治哲學或人性哲學，在中國的語境中意味著是對以前回到康德哲學的一種深化和提高。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正像我們前面所指出的，中國語境中的回到康德哲學，實質上乃是借助康德哲學確立一個中國化的哲學人本主義的自主價值論。然而，我們看到，這一理論成果在今天，在當今的中國社會政治理論中，已經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困難，如果說相對于啟蒙主義，相對于人文主義的道德熱情，建立康德的哲學人本學是一種理論上的提高，那么今天中國化的康德哲學則在道德層面上停步不前了。我們知道，康德的道德哲學有其特定的歷史含義，一般說來與西方傳統的倫理學或政治學有所不同，是一種面向內在良知的心性哲學，因此，在它達到了人性的自主地位之后，實際上就很難對于社會政治制度問題給出深刻的說明，或者說它至少在中國的語境中并沒有給出深刻的說明，并沒有能夠開展出一個社會的法律規則論和政治制度論，開展出一個有關自由主義的憲政理論以及政治正義論。當然，這個問題對于康德哲學本身似乎并不嚴重，因為康德哲學除了他的道德哲學，還有權利哲學和歷史理性批判，但是，在我們的語境中所理解的回到康德哲學的含義以及所產生的理論成果及其影響，實際上最終的落實是回到了康德的道德哲學，并沒有由康德的道德哲學特別是他的先驗人性論，開辟出一個自由的正義規則論和社會制度論。因此，自由主義在中國的進一步發展，便有可能與它們原先依據的康德哲學失去內在的本質聯系，或者說中國化的康德哲學無法對中國的自由主義政治理論和憲政建設提供一個強有力的正義價值的支撐，無法催生一個面向中國式市民社會的政治哲學。

與此相關，從這個角度來重新解讀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重新看待20世紀以來企圖用康德哲學交通中國傳統儒學的理論路徑，就會發現那種以康德的道德哲學來整合中國傳統儒學思想的理路，實際上是很成問題的，至少是很難形成中國傳統思想向現代思想的創造性轉型。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康德的道德哲學與中國的儒家思想，特別是宋明理學有著某種天然的相似性，它們都屬于內省的致良知的路徑，都關注人的行為動機、道德善惡和內在良知等問題，從大的方面來說，都屬于內圣之學。然而對于關系中國現代思想轉型的觸及中國傳統思想命脈的由內圣開出外王的問題，康德道德哲學的作為卻是有限的，從康德哲學與中國傳統思想的關聯中是無法開辟出一個外王之道的，是無法展開一個面向公共社會政治領域的政制理論的，同樣也無法展開一個政治德性論和正義規則論。因此在這些方面牟宗三的失敗是自然而然的，李澤厚的無所作為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此而言，借助康德的道德哲學是很難實現中國傳統社會政治思想的現代性轉型的。

基于上述原因，我們認為，提出“回到休謨的政治哲學”這一口號，在21世紀的中國語境中致力于以休謨、斯密為代表的英國古典自由主義與中國現實社會和傳統政治文化兩個方面的碰撞、會通與融合，對于現代中國的社會政治理論建設，特別是對于中國的政治自由主義，以及對于我們如何繼承和發展傳統的儒家思想，如何解決內圣外王之道的現代轉型，其所具有的意義就遠遠超過了康德的道德哲學。因為休謨哲學給予我們的并不單純是建立一種哲學的人本學，或一種致良知的道德主義，它提供給我們的乃是一個既可以塑造一種制度正義的規則理論，又可以吸取傳統道德主義的美德理論。因此，在中國的語境中提出回到休謨，就為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的政治理論建設和接續儒家傳統思想的新開展，提供了一個廣闊的前景。在我看來，它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在如何由人性導出一個社會的政治秩序這一問題上，休謨哲學通過它的從自然正義到人為正義的演變，為我們展示了一個自由主義的社會政治制度的理論模式，這個模式恰恰能夠有效地解決傳統中國的內圣開出外王的關鍵問題。顯然，休謨開出的外王秩序不同于中國古代的君主之道，不是一種君主的治理國家的德治模式，而是一種面向公共社會的自由政制之道，是一種以法律制度為基石的憲法政治模式。由此可見，休謨理論中的外王之道才是由內圣所開辟出來的真正符合現代中國的外王之道，在這方面所涉及的中國現代社會轉型的理論與實踐問題，顯然要比康德道德哲學給予我們的理論啟發大得多和豐富得多，特別是休謨政治哲學所對應著的英美社會的現實實踐，所能給予我們的借鑒更是豐厚無比，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回到休謨的政治哲學，實際上又是一種將英美制度價值融會于中國傳統的政治道路的選擇。

第二，在如何建立一種正義規則的問題上，休謨哲學所提供的正義理論也不同于康德的道德理論，它不是基于人本主義的目的學說，也不是一種道德主義的權利正義論，而是一種基于私人財產權的規則主義的政治正義論。在我們今天中國的語境下，如果能夠脫離那種人們習以為常的有關平等分配的正義觀念，而開辟出一個新的在公共政治層面上的正義規則的理論，那么休謨和斯密對于我們來說就是一個很好的理論資源。在這方面，實際上休謨的理論與中國傳統的思想，特別是古代孔荀的思想具有著更多的關聯，而與孟子和宋明理學則隔膜較遠。

第三，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休謨的人性論，他的有關自私、同情與道德情感的思想觀點，為我們解讀傳統哲學提供了一個有別于康德哲學的新途徑，而這也正是西方現代自由主義所面臨的難題所在。實際上中國傳統有關人性的認識與康德哲學的切合要少于與休謨哲學的切合，也就是說新儒學用康德哲學來理解和整合中國傳統的道德哲學的理論路徑是有偏差的，并不符合中國的現實情況。因為康德哲學最終是一個先驗論的理性至上主義的道德哲學，而在中國的思想傳統中，理性的先驗論并不占主導地位，只是在宋明理學那里由于受到佛學心性論的影響才顯得較為突出一些，而就整個儒家思想來說，它們的道德哲學實際上與休謨的道德哲學有著更大的相關性。中國思想中有關人的自私、同情、忠恕、道德情操，有關共同的利益感覺、血緣等差之愛等都曾有過非常豐富的論述，其人性論的基礎與休謨的三個人性論預設有很多一致之處，而且儒家思想在相當大的方面并不是內圣的致良知路徑，而是一種政治德性論，這在傳統的公羊學中表現得就十分明顯。孔子思想顯然不是康德式的，而是休謨式的，是一種通過人性而面向社會的政治理論。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休謨哲學對于重新理解中國的儒學，對于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現代性轉型，無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總之，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對于中國的現代社會政治理論，對于我們整合傳統的儒家思想，對于中國目前所面臨的日益艱巨的憲制建設，休謨政治哲學所具有的啟發意義，所可能開辟的廣闊而又現實可行的前景，都使得我們有必要重新學習與理解這位200多年前的偉大英國思想家，感受他那顆不期而然地處于三次革命巨變之間隙階段的審慎、激蕩而又平靜的心靈。而這或許正是我在此提出回到休謨這一觀點的意圖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