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德國外交部緊急召見中國駐德大使,就中國海軍艦艇在紅海使用激光“照射”德國偵察機一事提出嚴正抗議,稱中方行為“極具風險”、“難以接受”,并批評中方“未進行任何事前溝通”。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德國方面言辭激烈、態(tài)度強硬,但其本國媒體也不得不指出一個事實:此次事件的起因,是德國軍機主動接近正在執(zhí)行任務的中國軍艦。
一國軍機在他國軍艦附近進行抵近偵察,本就是極具敏感性甚至帶有挑釁意味的軍事行為。中國護衛(wèi)艦按照標準程序,使用非致命性的激光手段進行警告驅離,這本是合理反應。然而德國卻反將一軍,將自身塑造為“受害者”,仿佛中國的自衛(wèi)舉措是無理取鬧,令人難以認同。
那么,究竟是誰在操縱規(guī)則?又是誰在推卸責任?
據(jù)了解,德國涉事軍機屬于歐盟“阿斯皮德斯行動”框架下,但其任務遠非簡單的巡邏性質(zhì)。盡管歐盟聲稱該行動旨在“維護紅海航運安全、應對胡塞武裝襲擊”,但其實際執(zhí)行方式并不如表面所述那般中立。
據(jù)軍事內(nèi)部人士透露,事件當天,該架軍機多次以低空近距離方式接近包括中國“鹽城”號在內(nèi)的多國艦艇,并啟動偵察設備進行電子探測,換言之,這是一次具有明確偵察與試探目的的近距離飛行。
中國軍艦依據(jù)國際海事通行準則,采用低功率、非致盲激光裝置進行警示。這種手段不會對人員或設備造成實質(zhì)傷害,已成為多國海軍在面對非直接威脅時的標準應對方式。然而,正是這一常規(guī)操作,被德國媒體渲染為“危險行為”,成為其外交抗議的核心依據(jù)。
從這一角度看,德國外交部的強烈反應不僅顯得突兀,更像是有預謀的政治表演。
近年來,隨著美軍全球戰(zhàn)略的逐步收縮,歐盟國家開始在國際事務中扮演更為主動的角色。然而,一方面希望在海外展示軍事存在,另一方面又在他國做出合理回應時過度敏感甚至指責對方,這種矛盾心態(tài)暴露出其安全政策中一個深層次的問題:希望維持全球影響力,卻不愿接受他國的正當反制。
這種邏輯在德國政府的抗議中尤為明顯。其立場可以概括為:德國軍機有權靠近中國艦艇進行偵察,而中國軍艦若無事先溝通便采取反制措施,就屬于“危險行為”。按照這一邏輯,任何自衛(wèi)措施都將被貼上“挑釁”的標簽。
如果將此邏輯擴展到國際政治層面,將會形成一個極其危險的態(tài)勢:一方不斷擴張行動邊界,另一方則必須始終保持克制。
在過去,由于西方國家在軍事與話語權上的壓倒性優(yōu)勢,這種邏輯尚能維持一定范圍的運作。但在當今國際格局發(fā)生深刻變化的背景下,隨著中國、印度、俄羅斯、伊朗等地區(qū)性大國逐步具備獨立的戰(zhàn)略應對能力,這種單向的“文明優(yōu)越”敘事已難以為繼。
美國及其盟友在別國周邊開展抵近偵察早已成為常態(tài)。從南海、東海、黃海,到波斯灣和地中海,美軍及其北約伙伴的電子偵察機頻繁出沒。
當相關國家采取伴飛、警告、激光照射甚至攔截等手段進行回應時,西方輿論幾乎總是以固定話術進行譴責:XX國“缺乏專業(yè)性”、“行為魯莽”、“威脅飛行安全”。
這種話語模式的本質(zhì),是對自身行為的無限合理化與對他國安全關切的徹底否定。它構建了一種潛藏的心理結構:我們有權窺探你,但你不可以回應;我們承擔“全球安全責任”,而你只能被動接受。這種隱含殖民心態(tài)的殘余,在當代國際關系中仍具有強大的慣性。
美國在東亞的偵察活動就是典型案例。2023年,美軍P-8反潛機多次逼近中國沿海戰(zhàn)略區(qū)域,中國空軍殲-11B戰(zhàn)機實施近距離攔截后,美方立即“表達不滿”,聲稱“中方飛行員行為危險”,卻始終回避一個核心問題:為何美軍偵察機會出現(xiàn)在中國家門口?如果中國軍機飛臨加州外海附近,美國是否還能保持同樣的“克制”?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綜上所述,紅海發(fā)生的這起事件雖小,卻揭示了一個重要現(xiàn)實:在世界多極化趨勢日益明顯的今天,任何國家都必須正視一個基本事實——他國同樣擁有說“不”的權利,規(guī)則必須對所有人一視同仁。
否則,終將有一天,真正的沖突將不再只是光束的交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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