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7月的一個悶熱午后，“你們真確定，他最高也只是一名少校？”我盯著手里的越文檔案，隨口問翻譯。對面那位曾參加戰爭的越南老兵聳了聳肩，“就是少校，阮克弟，團副政委。”這段簡短對話點燃了我心里的疑問：在那場持續不到一個月的邊境激烈對抗里，越軍到底隕落了怎樣的高級軍官？

要厘清答案，得先把彼時兩軍指揮層的傷亡放在同一張時間軸上。1979年2月17日凌晨，解放軍多路越境，標志著對越自衛反擊戰打響。僅僅兩天后，42軍126師副政委林鳳云在高平方向穿插時中彈，成為我軍陣亡的第一位副師級干部。到3月初，副師長趙連玉在撤返途中遭狙擊犧牲。兩人級別相當于現在的正團至旅職，這在一個月的局部戰爭里已算高層指揮官，大量老兵回憶時都會先提他們。

反觀越南方面，一直沒有公開承認有類似級別的將領陣亡，這才讓“最高軍銜只有少校”一說盛行。戰后越南軍方檔案整體封閉，零散流出的材料多來自退役軍人回憶或戰場俘虜口供。當年在諒山俘獲的七名女兵口供是目前最常被引用的版本：坂涯山洞戰斗結束后，洞內發現一具被手榴彈震碎面容的遺體，經隨行俘虜辨認，確認為246團副政委阮克弟，軍銜少校。

乍一聽，少校似乎并不“解渴”。要知道，解放軍開戰20天左右，繳獲或擊毀的越軍火炮就有400多門，殲敵四萬的數字也頻繁出現。怎么最高級別才到少校？帶著這個問號，我翻閱了越南1970年代末的軍銜制度：團長多為上校或中校，副團長、政委、參謀長則普遍中校和少校。越軍在北部邊境布防的部隊以地方師旅為主，正牌主力師多數抽調去了柬埔寨戰場。換言之，北部戰區本就缺中高級干部，導致正團級以上指揮官稀缺。

接下來還得說說高平警備司令的故事，它常被當作“擊斃大校”傳聞的來源。3月中旬，41軍363團在高平東南一處洞穴前圍殲游擊隊后，俘獲七名越兵，一對年輕兄妹尤其惹眼。洞內隨后發現一名身著破舊軍服的中年軍官遺體，俘虜指認此人為高平警備司令，軍銜上校。材料寫得含糊，越南后來否認此人陣亡。由于尸體面目受損，后續未能進行更精確的身份學鑒定，這也讓“上校”“大校”兩個版本并存至今。

有意思的是，不少越軍老兵倒是更愿意談另一件事——346師師長黃扁山的“失蹤”。3月2日廣淵被攻陷，師部撒落的地圖和電報讓解放軍立即意識到這是一支正規師，但主官卻神秘地“蒸發”。戰后傳聞四起：有人說他在山洞里挨餓二十多天后被俘，只是中越互換戰俘時被悄悄放回；有人堅持認為他早已在火力網下喪命，只是越方遲遲不給證實。若黃扁山真的軍銜大校，那當屬被擊斃或失蹤的最高級別，不過迄今缺乏在場目擊或尸體佐證。

轉回中國戰場記錄。42軍和41軍的作戰日志都提到“擊潰敵某師指揮所”“殲滅團營級指揮員若干”，卻很少明確軍銜。原因無他：當時越軍軍服、臂章、肩章混用，加之匆忙應戰，“不帶風紀扣”地披了就上陣，在混戰中很難憑外觀迅速分辨級別。戰后辨認多靠俘虜識別，而普通士兵往往只認得直接上級，層級再高便一問三不知。

再補充一點細節。越軍北方戰區存在大量“邊防民兵系統”，縣、市級武裝部領導兼任警備司令，稱號雖聽著像師團職，軍銜卻可能壓到中校。高平、諒山、老街三省的這些民兵司令部，戰前統管駐軍及地方兵站，卻不在正規作戰序列，導致其主官死亡后外界誤判為更高職務。

試想一下，如果把“編外武裝”算進去，解放軍或許射殺了不止一名上校，但即便如此，越軍方面始終未披露任何一級以上將領在1979年陣亡。越南軍功制度里，少將對應解放軍的師旅級，而中越交手不足一個月，缺乏整建制師團決戰，導致將級指揮官很難直接暴露在前沿火線。當時的北方戰區總司令阮明哲和政治委員梅晉毅悉數活著寫總結報告，也印證了這種“分級錯位”現實。

說回我軍自身，林鳳云、趙連玉二位副師級干部之犧牲，其實暴露了初期聯合作戰的磨合短板：步坦穿插過深、信息反饋滯后、精確火力蓋不過靈活狙擊。國防大學后來編寫《邊境防御作戰研究》時，專門拿他們的部隊作案例，提醒指揮員“先打聯通、再打突擊”。這一頁教訓不也表明，級別高低并不決定犧牲概率，地形、戰術、情報才是生死分水嶺。

回望那年中越邊境，三十多天激烈互毆，一邊兩名副師級犧牲，一邊官方記錄尚停留在少校或上校。誰的數字更可信？可能永遠沒有蓋棺定論，因為兩國在邊境問題上的立場依然敏感。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越南視角里“最高陣亡軍銜是少校”的說法，是軍隊編制、戰場分工和檔案封鎖的共同結果，并非簡單“戰力強弱”能解釋。

野戰軍短促激戰里，首長往往前推一線；地方武裝倉皇迎敵時，高官大多留守后方。這種指揮方式帶來的傷亡“錯位”，在世界軍事史上也屢見不鮮。對比中蘇珍寶島沖突、印巴卡吉爾山戰役，陣亡最高級別都不高。本質在于：局部沖突不需要元帥硬頂炮火，而是用火力和機動解決突防點。

說到底，“越南視角：1979年中越戰爭，越軍戰死的最高將領，是什么軍銜？”這個問題，其答案大概永遠游離于官方與民間傳說之間。我們能做的，是從零碎的俘虜口供、塵封的洞穴軍裝、以及河內檔案館里泛黃的機密件，拼湊出一個接近事實的輪廓：至少一名少校確實命喪洞穴，上校乃至大校的線索仍飄忽；而我軍付出的指揮員代價，已被刻在高平烈士陵園的石碑上。戰爭從不只看數字，也要看那些猶疑、奔逃、隱匿和無聲。哪怕塵埃早定，當年子彈劃破山林時的咆哮，仍在邊境的谷地里回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