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國史上，農村生活水平向來清貧，而抗戰大后方省份又比江南魚米之鄉更為清貧。

　　在抗戰期間，農村除了被戰火直接延燒地區（包括日軍在秋收季節搶糧），和水旱天災之外，農村人口基本民生必需品取自本地，不必依靠法幣作為交易媒介，甚至可以把剩余物資拿到鄰近鄉鎮集市獲得較好的價格，或換取低檔工業產品。

　　農村人民并不是不艱辛痛苦，但是他們最害怕的不是遙遠重慶政府的財政政策，而是眼前地方當權派和軍隊的強取豪奪。一般工廠的技術工人受害程度也較低，因為他們生產的產品是民生必需品，售價隨著物價指數而上調。倒是城鎮地區技術層次低下的勞工與小商販，必須在日益攀升的農產品價格和公務員盤剝的夾縫中生存。

　　他們每天面臨著經濟困難，甚至經受著饑餓折磨。他們依賴貨幣經濟，因而更容易受到通貨膨脹影響。面對多變的經濟風向，他們必須每天適時作出調整，以避免遭受經濟損失。

　　但是真正承受政府財政政策錯誤的最大受害者，是軍人和城鎮居民，特別是群居城市（重慶，成都，昆明）而支領固定薪俸的薪資階級，他們全部的生存資源寄托于政府財政分配。

　　1、軍人的待遇

　　最重要的受害人當然是數以百萬計而直接從事抗戰的軍人。在南京時期全國各地官兵薪餉各自為政，有些部隊拮據不堪，衣食無著。但是中央軍的薪餉合理，依據一項統計，即使是一般士兵的收入也能等同于薄有田產的農民。

　　但是一旦進入抗戰，則全國官兵領取的薪俸成為全國最低階層。到了1941-42年之后，軍餉無論如何調整，都遠趕不上每個月10%-20%的通脹率。即使是按照官方薪餉標準計算，1937-1945年間軍人薪餉上調幅度約100-200倍左右，但是通膨率提高2000倍以上。以致到了1944年底，一個上等兵的月薪只夠買3-4包香煙。至于主副食質量更是急劇下降，健康不良成為軍中常態。

　　毫無疑問地，軍中官兵收入如果以正規方法計算，絕對是通脹最大和最嚴重的受害者，處于戰時中國社會的最底層。

　　軍人其實應該粗分為兩個階層。

　　一部分高級長官們，他們之中奉公守法者即便是地位崇高，但是靠薪水生活，依然萬分艱苦。相對而言，許多帶兵官的生活可以豐衣足食甚至養尊處優，因為他們有機會吃空缺，奪取民間糧食和其他資源，甚至進行盜賣和囤積居奇，成為發國難財能手。

　　而部隊長官們克扣士兵糧餉的結果，則是逼迫士兵以手中槍桿子轉而向農村人民榨取生活資源。1942年當都市工廠職工每月薪水600余元時，士兵每個月只有10余元。數百萬士兵生活肯定極端艱苦，但是在抗戰時期記錄上，卻很少看到部隊士兵大規模饑餓死亡的記載（壯丁除外）。其中道理就是腐敗的軍官逼迫士兵去壓榨老百姓，而尚能茍延殘喘。

　　總而言之，從1942-1943年開始經濟惡化速度加快，廣大國軍士兵群體，在薪餉極低、營養不良和缺乏醫療健康關注等多重打擊之下，戰斗意志和能力直線下降，一直持續到抗戰勝利。

　　2、為國儲才還是抗日救國？

　　昆明是當時全國大學最集中的城市。

　　1940年初，行政院已經接到報告稱，昆明各國立學校瀕臨饑餓邊緣，因為米價飛漲，學生無力負擔。蔣夢麟反映在昆明大學教職員的薪水不夠買米，只能改吃稀飯。有趣的是，當時重慶一擔米售價僅20余元，在昆明卻高達120元。當時云南省是中國少數未經敵人踐踏的凈土，照理說應該生產和生活都相對平穩。

　　所以教育界認為米價升漲是省政府人為壟斷，而龍云被懷疑是幕后指使者。到了1943年昆明物價依然超過重慶市，西南聯大教授仍然只能吃素食和雜糧，不能吃米飯。

　　根據多項數據顯示，戰時每年大學畢業生大概在5000人左右，因此全部在校大學生粗估應該在20000-30000人之間。

　　以此類推，大學的學生，教職員和眷屬，最寬松的總數估計也在十萬人之內。大學生和教職員們比較集中在幾個地方，特別是昆明地區，他們生活絕對清苦，但是可以生存。

　　其次是全國中學生每年畢業約50000人，因此三年的在學人數應該不超過200000人。同樣地，教職員和家眷應該不超過100000人。但是他們分布全國各地，多半是縣城或更大都市，而不是農村。因此，無論如何寬松估計，戰時的教育界工作者和各級大中學校學生總數應該在50-60萬人之內。

　　較之軍隊士兵而言，他們的總數微不足道。更何況他們在學期間并不和社會打成一片，對于國家唯一的貢獻就是“為國儲才”，而不是“抗戰報國”。即使是和廣大的農民和社會底層勞動群眾相比，他們依然是一群由廣大人民供養而不事生產的群體。

　　還有一個相關而嚴肅的議題是：年輕人是否有服兵役義務？是否可以成為特權階級？這個問題在抗戰開始不久就已經浮出水面。從法理而論，凡是役齡男子，甚至不分男女，都應該和全國其他同齡人民一樣，享受國家的法律權利和盡義務，不能因為是學生而成為特殊分子。

　　事實上，“為國儲才”觀點在整個抗戰時期一直占據主流地位。

　　即便是在開戰之初當南京政府一切行政體系陷入極端混亂之際，對于保全教育機構和把師生遷往安全地帶仍然被列為最高優先，執行時不遺余力。

　　但是戰時一個不幸的現象是，大學生不需服兵役的特殊優待，造成了一部分學生自視高人一等的心態。毫無疑問地，學生和教職員對生活清苦的抱怨可以理解。但是只有少數具有高度社會良心和公平感的教師和學生們，才會提醒自己，他們的生活質量依然大大地超過前方將士們，而他們除了教書讀書，對于當前的抗戰沒有做出任何積極貢獻。說白了，同樣是年青人，農村子弟在前線流血喪命，而都市子弟則在平安而半饑餓的狀態下教書和讀書，而且怨天尤人。

　　同樣不幸的是，這個特權思想被擴大和誤用到包括所有政府機構的公務員，也一律免除兵役義務，導致一切想要逃避兵役的高官巨賈子弟，甚至一般在社會上略有活動能耐的年輕人，都打通各種關節擠進政府機構，取得公務員身份，只要躋身衙門就可以躲避兵役義務。

　　早在1938年底，王世杰就直言揭露，自從開戰以來，中央黨部和政府要員子弟或是在公家機關服務，或是就學，或是出國，極少服兵役者。他認為這是國民黨的一大恥辱，因此上書蔣介石力促矯正之。

　　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身份對中央委員子弟服兵役狀況進行查詢，發現果然沒有子弟服兵役，于是把王世杰建議書提交國防最高委員會討論，但是立即遭到國家主席林森和國防最高委員會臨時主席孔祥熙反對，因而未能通過。

　　年輕“知識分子”從軍一事到了1945年成立青年軍時才有了轉機。雖然此時已經是在勝利曙光出現的時刻，然而可喜的現象是它的回應人數超過預期，最后編為10個師。但是其過程也暴露出幾個問題。首先是大學生反應冷淡，響應者絕大部分是中學生，甚至初中生。

　　其次是在黨政機構的工作者反應極端冷漠，甚至需要長官三番五次勸說和施加壓力，才不得已為了拼湊名額而報名從軍。第三是他們在初入伍時，仍然脫不了長期被社會孕育的優越感，隨意破壞法紀、聚眾鬧事。后來經過政府軟性處理，氣焰才略有收斂。

　　3、公務員的戰時生活

　　最后需要檢視的群體是一般政府公務員。他們雖不持槍殺敵，但是是前方將士在后方絕不可缺少的支援者。

　　就中央政府系統公務員而言，至少在1942年度，蔣介石就已經看到大幅精簡的迫切性。因此他在1942年冬天下令裁減政府人員四分之一，裁減軍事機關人員三分之一，但是無法執行。

　　因為公務員在1942年初的估計是18萬人，到了1943年初大概達到23萬人，而1943年底估計約28萬人。但是這些數字的計算方式非常混亂。比如說，當陳誠1944年接任軍政部部長時，就估計僅是軍政部一個單位就有12萬名“職員”。戰時公務員數目的快速增加還有一個因素，那就是機關臃腫和冗員劇增。

　　一個最顯目的例子是戰爭晚期成立的“中國文化服務社”，名稱為業務機構，其實是一個衙門，缺乏實質工作內容，卻在短期內在全國成立了一千多個分社，不但假借這個名義廣招職員，甚至可以享受免稅待遇，藉此逃稅做生意。

　　戰時公務員生活經過一個曲折過程。

　　初期的問題是公務員薪水仍然維持戰前標準，甚至還要以打折扣方式發放。當物價在1938年底開始上竄時，政府第一個對策是以各形各色的“津貼”來解決問題。

　　但是由于各機關性質各異，應付的方法支離破碎，開始出現甜苦不均而且此后差幅逐年加大的現象。到了1939年初，行政院職員已經普遍發出要求加薪的強烈訴求，而行政院高層長官也發出警訊，職員生活困難不能安心工作，已經達到危機狀態。下層職員們請求伙食津貼的要求沒有著落，導致有職員辭職去另謀出路。

　　在4月份，連中層（科長級）主管也集體向秘書長和院長提出簽呈，申訴自己責任重大而生活困難，請求一律增加津貼100元。事實上，整個行政院此時職員的薪水的確已經不足應付基本生活費用，因此院領導只好開始向住宿舍的職員發放生活補貼。最初是100元，幾個月后因為物價上漲太快，就增加到500元。與此同時，一般職員也要求生活津貼從300元增加到800元。特別是低層公務員生活困難，問題越來越嚴重，甚至傷病死亡率也明顯提高。蔣介石親自指示要解決問題，但是院領導找不出有效辦法。

　　4、銀行職員的優渥生活

　　1939年還出現一個插曲。當法幣貶值嚴重性已經顯露時，重慶高官們開始批評財政部（孔祥熙）做事緩慢，不能及時補救，因此主張以宋子文取代孔祥熙去處理財政危機。

　　孔祥熙得到消息后的立即反應，不是督促部屬加緊解決問題，反而是發動宣傳攻勢指稱法幣貶值責任在宋子文，而不是孔祥熙。此舉激怒宋子文，拒絕蔣介石邀請到重慶商議國事。

　　而孔祥熙則趁機散布謠言，說宋子文不敢來重慶是因為怕被政府拘留。因此招致宋子文益發不滿，拒絕與蔣介石合作。在此后的兩個月中（7-8月份），孔祥熙一方面對法幣貶值束手無策，一方面繼續攻訐宋子文。

　　而參政會參政員傅斯年等40余人又上書政府，請求更換財政部長和行政院長，提出不信任孔祥熙。因此當時政府一大批要員們把大好光陰不用于處理國家大事，反而浪費在互相詆毀，而蔣介石面對這一切卻按兵不動，把國家大事變成是皇親國戚之間的爭風吃醋來處理，誠為失職。

　　果不其然，1940年10-11月，重慶市米價在一個月內上漲一倍。公務員和學生面臨斷炊危機。蔣介石開會討論發給公務員和學生“平價米”，并且在12月初由政府在重慶市實施供給“平價米”，即政府按一定價格，向公務員、教員、和家屬提供食米。

　　在這個過程中，公務員薪俸甜苦不均現象特別突出。早在1940年，當行政院科長們要求增加津貼時，就已經嚴厲指責，交通部和鹽務署官員薪俸大幅超過一般部會職員，很可能因為它們是肥缺衙門，也可能是公款私分，或是濫用公權營取私利。

　　1943年一個普遍社會現象是，年輕人結婚都只能在報紙上登一小欄啟事即告完成，但是一個普通銀行職員結婚卻可以在酒樓大宴賓客百余人，耗費數萬元。

　　最極端的案例是銀行練習生或助理員的薪俸，要高于內政部司長級官員，而且其生活補助費是根據物價指數機動調高。至于銀行正規職員的薪水則超過中央部長待遇。加上銀行用人是自己決定，不需遵守公務員人事管理法規。結果是它們吸引了一大批戰時稀有的大學畢業生，到銀行站柜臺和打算盤，完全違背“為國儲才”理念，等于是糟蹋人才。

　　而權貴家庭更是想方設法為子弟謀求銀行職務，更使銀行成為權貴的安樂窩。

　　然而當孫科嚴厲指責國家銀行人員待遇優渥離譜時，孔祥熙卻為銀行人員多方開脫，強調銀行業務重要，調高薪水正是為了防止他們舞弊，成為理直氣壯的“養廉費”。

　　孔祥熙在被中央監察委員會質詢時，還提出一個更為露骨的說法，把國家銀行和稅務人員比喻為“廚子”，如果不提高廚子的待遇，則他們即便是在廚房里偷吃菜肴也可以撐飽，因此政府必須“增其待遇，所以免國庫之損失”。

　　依照這個邏輯推之，則只要是國家機構掌控資源在手，都可能理直氣壯地把公共資源據為己有，得不到加薪或養廉費就可以公然貪污，置國家利益或人民福祉于不顧。因此怪不得孔祥熙在斷言公務員的薪水無法普遍予以提升時，甚至向質詢人反唇相譏問道，如果公務員對薪俸不滿意，則何不辭職改行去經商？此時孔祥熙本人的“祥記公司”正在罔顧國家法令大肆囤積。雖然政府明令禁止公務員經營商業，但是孔祥熙卻可以逍遙法外，還公然發表如此荒謬言論。

　　還需要指出的是，中央銀行和其他重要金融單位因為手握國家財權，又有孔祥熙回護，所以職員薪俸不但遠遠超過其他政府機構，而且每年發薪水達15-18次之多。

　　由于它的經費沒有預算且不受外界審核，可以隨意開支，所以其他國立銀行也群起仿效之。以1943年端午節為例，中央銀行一個單位發出津貼和補助的薪金就超過一千萬元，平均每個職員都能拿到8千到一萬元。其他公私銀行競相仿效數目驚人，導致端午節重慶市物價陡然上漲，卻苦了其他公務員。

　　這種情況導致某些公務員為爭取高薪只好離開行政工作崗位到金融商業機關謀職，趨勢日益普遍。

　　1943年一個引起社會廣泛矚目的案例是銓敘部一位司長，因為薪俸不足養四口之家，竟然要辭職而改到銀行謀求秘書職位。到了此時，事業機構如銀行和郵局之類，其待遇遠遠超過普通行政機關，已是人盡皆知的事實，導致一般公務員發出的不平聲音也越來越尖銳。果不其然，社會上開始流行一種說法，“銀行是魁首，司機發大財，上將不如一個鐵匠，中將不如一個木匠?！?/p>

　　但是如何縮小薪俸距離和穩定公務員生計，重慶政府卻找不出解決方法，而孔祥熙則鐵了心地視若無睹。根據南開大學的調查統計，1943年底，工薪人員的收入與1937年相比只增長了31倍，而在此期間生活成本卻增長了183倍。

　　5、公務員生活艱辛的緣由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國公務員被通膨壓迫到發出要求加薪的哀嚎聲中，熊式輝居然提議降低中央公務員薪水，其理由是要縮小中央和地方公務員薪俸的差別，求取公平。

　　這個意見當然引起行政院各部會極力反對，而提出的反駁論點正是中央和地方薪俸差別有許多原因，各地方生活費用不同，幣制不同，財政情形不同，不可以強求一致。熊式輝降薪的主張乍看起來匪夷所思，但是考其緣由，或許他所反映的是在江西的公務員的心情。后者只風聞重慶公務員薪俸不斷提升，而沒有親身體會過通貨膨脹加于他們身上的痛苦。所以才會把重慶的高薪表象誤當成是對中央機關公務員的偏愛，而感到不公平。

　　主持湖北省政務的陳誠也認識到，重慶市生活的不公平和不穩定（物價猛漲）是社會不安的重大原因，相比之下，讓他欣慰的是，湖北省公務員切實遵行“憑證領物”，因此生活平穩。

　　當然，杜絕高官貪腐，也是湖北和重慶的重要差別。因為陳誠就曾經斷言，“其實在抗戰期間，提高物價不過少數有錢有勢的官吏，而非一般國民”。為了證明他的觀察正確，他還舉出一個實例。

　　重慶中央政府的紗布公賣局以50元一件的價格，強迫收購下級工廠棉紗制品，卻以280元價格在市場出售。

　　就實際而言，依照戰時的估計，重慶和昆明是物價飛漲最嚴重的兩個城市，兩者之間還有重大差別。而湖南和湖北距離重慶不遠，它們的通貨膨脹指數（1943）卻不及重慶的一半?？紫槲跛I導的政府不但束手無策，而且還是導致這些現象急劇惡化的重要因素。孔祥熙管理的銀行囤積貨物，他的部屬借罰款充公自肥，更是在民間廣為流傳的丑聞，對政府形象造成致命打擊。

　　戰時公務員遭受通貨膨脹打擊的程度，或許還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予以考慮。那就是即使在中央機關任職的公務員之間也有不同的遭遇。

　　如果公務員是隨著政府撤退到西南省份，而原籍是華北或是江南者，就只能完全依靠政府的薪俸生活。但是如果他們的原籍是西南省份，則還可以指望定期從家鄉獲得金錢和物資接濟。西南省份的鄉鎮農村只要不曾受到戰火波及者，就仍然可以躲過通貨膨脹的鋒芒，有余力接濟在重慶服公職的鄉親們。

　　在這方面，陳克文本人的例子最能說明現象。陳克文身為行政院最高領導之一，守身端正、生活清苦，但是卻能靠廣西農村老家接濟。1943-1944年度，他每隔幾個月就會從家鄉獲得匯錢和土特產供他維持生活。陳克文廣西老家并不是大戶地主和富豪商人，卻可以省吃儉用地匯錢接濟重慶政府的中央大員，可見通膨在地區上的極大差別。

　　重慶政府無法改善通貨膨脹危機，糧食部、財政部的無能固然是一個因素，但是就算是蔣介石親自下手諭也無法執行。

　　考其緣由，除了下級無能和地方實力派抵制之外，更深層原因是這場戰爭的規模，遠遠超過中國戰前全部體制所能夠負荷的能耐。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