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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日本參政黨黨首神谷宗幣舉著寫有“日本人優先”口號的標語牌。此前一天，非政府人權組織批評極右翼政黨的立場是“仇恨言論”。（圖源：日本時報）

本報駐日本特約記者 黃文煒 本報記者 劉雅婷 徐嘉彤 本報特約記者 孟 明

編者的話：7月20日是日本參議院選舉的投票日。除了物價上漲、同美國關稅談判問題之外，外國人問題也首次進入日本的競選議程，成為選舉中的焦點議題之一。在日本人口老齡化、勞動力不足的背景下，該國不得不重視外國人帶來的經濟社會效益。但與此同時，日本部分媒體和民眾關于“外國人威脅公共安全”“外國人不合理占用福利”等的抱怨聲漸強，部分右翼政黨也試圖通過迎合這種不滿情緒來吸引選民。對此，有日媒批評稱，日本政府長期對移民政策采取回避、放任態度是外國人問題根源所在。也有日媒發出警告稱，讓外國人充當經濟社會問題“替罪羊”的做法，有可能會在整個社會范圍內傳播排外思想，不利于包容性社會的構建。

一些針對外國人的指控“并沒有事實依據”

隨著日本加速引進外國勞工和人才，在日外國人數量連續3年創新高。截至去年年底，在日外國人口約為376.9萬，同比增長10.5%，其中永居者約為91.8萬，在各移民類別中數量最多。從移民來源國看，中國占比最高（23.2%），越南（16.8%）和韓國（10.9%）緊隨其后。此外，外國游客的數字更是龐大。去年，日本共迎來超過3300萬名外國游客，超過了疫情前水平，旅游也成為日本經濟增長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與此同時，越來越多日本民眾對社會問題增多感到擔憂，從抱怨外國留學生“搶了日本學生的獎學金”到質疑“非法留日外國人增多”，從批評外國人“吵鬧”“不守序”“犯罪率更高”到指責政府對外國人“給予過多優待”。日本媒體上關于對外國人不滿的報道越來越多：醫院人滿為患是因為“外國人頻繁就診”，巴士擁擠是因為“外國人行李多”，日本人薪資偏低是因為“外國勞工搶工作”。甚至有觀點認為，日本米荒是因為“外國人飯量太大”。

多家日媒注意到，社交媒體對外國人不當行為的曝光增多可能是加劇對其負面印象的主要原因，而很多針對外國人的指控“并沒有事實依據”。多年來，日本社交媒體上流傳著“外國人犯罪率高于日本人犯罪率”的說法，該說法也常被日本右翼政客引用。日本首相石破茂8日宣布，計劃下周設立專門事務局，其主要職責就包括應對外國居民的犯罪行為。但日本《每日新聞》報道稱，并沒有相關數據證明上述說法，因犯罪被捕的外國人數量過去15年來也沒有明顯增多趨勢。

針對其他一些說法，《每日新聞》梳理稱，當下非法居留在日本的外國人口約為7.5萬人，還不到當年峰值的1/4；雖然某些地區發現外國人的醫保繳費率偏低，但外國人產生的醫療費用占總體醫療費用的比重極小；外國人也都是按照政府指導方針合規合法領取福利補助；事實上，日本對外國人的法律保護仍不足，比如即使是按規定繳納稅款的外國人也被排除在政治參與和投票之外。

不滿情緒源于日本外國人政策的長期問題

《環球時報》記者曾在日本生活多年，據觀察，日本人對本國吸納越來越多外國人存在矛盾心態。在“不愛給人添麻煩”的日本社會氛圍下，外國人“不遵守規則”“給他人帶來困擾”的行為往往給日本人帶來更大反感。例如，日本餐飲店、便利店采取時薪制招聘零工，日本年輕人往往因工作太辛苦等為由不從事此類工作，使得大量尼泊爾、越南員工承擔這些工作。但這些外籍員工來日本大都為了“賺快錢”，日語能力較差，對日本社會文化不夠了解，融入意愿也不強。他們通常白天在語言學校睡覺，晚上出來打零工，常因與日本客人溝通不暢或沒有遵守工作禮儀而引來客人投訴，但店長又因人手不足無法隨意開除外籍員工而陷入兩難。

對于難民群體來說，他們面對的情況更復雜。今年2月，日本庫爾德文化協會起訴了一名日本男子，該男子多次在協會辦公室附近組織反庫爾德示威活動。據了解，自2023年一起以刺傷告終的大型斗毆事件以來，日本人對庫爾德人的敵意已超越孤立事件。“未見日本”網站刊文稱，日本自上世紀90年代起從土耳其接收了部分難民，但事實上，日本難民認可率僅為2%左右，大多數庫爾德人以“臨時居留”狀態留日，沒有合法簽證，無法穩定參與社會生活，即使他們在日本出生的孩子也面臨該處境。文章認為，日本不愿真正接受庫爾德難民反映出該國為維護與土耳其外交關系而進行的“精密考量”，這才是真正阻礙難民融入日本社會的根本原因。

遼寧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陳洋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日本人對外國人的不滿情緒很大程度上源于日本外國人政策的長期問題——政策設計相對滯后，執行和監管失衡，引入環節雖通暢，但與之配套的管理環節仍然薄弱，溝通融合機制的缺失導致國民和移民的誤解偏見加深。

以日本人擔憂的外國人不合規駕駛導致交通事故為例，這體現出日本民眾對本國換發駕照制度的不滿。根據規定，持外國駕照者在日本通過10道題目的簡單考試后就能獲得日本駕照，換照制度也沒有對短期停留的外國旅客加以限制，這使得很多外國人在沒有理解日本交規的情況下也能開車上路。7月10日，日本國家警察廳宣布修訂法規，將從今年10月1日起，提高換照門檻，并停止為外國游客和其他短期居留日本的外國人換發日本駕照。

再比如，據《環球時報》記者了解，為吸引海外高素質人才，日本政府及財團為留學生提供的獎學金普遍是“給付型獎學金”，畢業后無需還錢。而日本人申請的獎學金普遍是“貸與型獎學金”，即畢業后需要連本帶利返還給發放機構。一些日本學生了解到這個細節后都心生不滿，因為他們在畢業后通常需要花上很多年的時間才能還完這筆獎學金。上個月，日本文部科學省宣布，將“新一代研究者挑戰性研究計劃”（SPRING）中最高240萬日元的生活費發放對象限定為日本人，不再包括外國留學生。

日本《朝日新聞》認為，長期以來，日本政府始終未正面面對移民政策問題。政府強調外國人只是為了解決勞動力不足的“補充性存在”，刻意回避“移民”表述，實際卻不斷擴大外國人接納范圍。《日本經濟新聞》評論稱，外國人問題在日本已到了無法避免的程度，是因為日本政府長期堅持“不采取移民政策”立場，實際上造成了外國人政策長期缺位。日本政府將日語教學等融入社會的關鍵任務交由地方政府和非營利組織承擔，這種放任態度也不可避免地導致部分外國人難以適應日本社會。

“日本人優先”VS“共生社會”

“在本次日本參議院選舉中，多黨派都提出外國人問題相關競選綱領……這是以往選舉中未曾出現過的情況。”《每日新聞》這樣報道稱。《朝日新聞》梳理了日本各黨派涉及外國人政策的表態，由此可以看出，不同黨派意見分歧明顯。

總的來看，右翼陣營強調國家安全、社會秩序，呼吁嚴格管理外國人，左翼陣營則重視多元文化、人權和國際責任，中間派則在促進共生和加強管理之間尋求平衡。

在執政陣營中，石破茂所在的自民黨傾向于嚴格管理外國人，強調“零非法移民”目標。具體來看，自民黨提出一系列措施，包括收緊將海外駕照轉換為日本駕照的法規、限制外國人在日本買房等。而聯合執政的公明黨則主張與外國人共存，注重“共生社會”和“難民保護”，提出完善日語教育、加強就業支持等措施，主張均衡的外國人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具有極右翼色彩的日本參政黨在外國人問題上尤其強硬。據《朝日新聞》報道，參政黨依靠“日本人優先”的口號在社交媒體上吸引選民關注，并作出競選承諾稱：“僅在外國人能夠為日本經濟增長作出貢獻的情況下，出于工作目的接受外國人。”在參政黨競選綱領中，“國防與外交”部分有24條規定中都提到了外國人管理相關政策，包括引入“檢查外國人對日本的忠誠程度及其實際生活條件”的系統、暫停向外國人發放福利、限制外國人進入公務員系統等。

據了解，參政黨成立于2020年4月，在去年的眾議院選舉中贏得3個席位。其黨首神谷宗幣多年來活躍于日本保守派群體，曾于2012年以自民黨員身份參加眾議院選舉，但未能當選。日本共同社7月6日發布的有關參議院選舉的民調顯示，在選區議席選舉中，8.1%的受訪者表示會投給參政黨，超過了國民民主黨、立憲民主黨，僅次于自民黨的18.2%。

同樣有右翼傾向的日本國民民主黨在競選中強調采取“讓日本人繳納的稅款用于日本人民的政策”，確保針對外國人的適當管理，包括制定更嚴格的房地產投資法規，并對外國人的社會保險業務進行審查。

與之相反，日本的另一批主要在野黨，包括立憲民主黨、日本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和令和新選組擔心，對外國人執行嚴格法規可能導致排外主義和更嚴重的社會歧視，這些黨派主張社會包容性、多樣性和對人權的保護。比如，立憲民主黨呼吁制定多元化社會基本法，以適應外國居民增加帶來的經濟社會變化；日本共產黨主張“保障外國勞動力享有與日本人同等的權利”；社會民主黨提出頒布一項包括懲罰措施的反歧視法；令和新選組提出廢除技能實習生制度。

“必須停止為了選舉利益煽動排外情緒”

有觀點認為，近年來，日本對外國人問題焦慮上升以及輿論右翼傾向增強與美歐極端民粹主義崛起存在“同步性”。但陳洋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日本的情況與美歐存在差異。首先，移民規模和構成不同。歐美國家的移民人口比例高且宗教信仰多元化，而日本的外國人口僅占總人口的3%，宗教沖突也鮮有發生，更多矛盾圍繞非法滯留、行為不端等問題。其次，媒體與政治精英的反應不同。一些歐美主流政黨已被迫“右轉”以迎合極端右翼思想，而日本自民黨內部雖有強硬保守派，但在外國人政策方面總體謹慎推進，大多數主流媒體也對種族歧視持批評態度。最后，人口問題壓力不同。日本人口老齡化、勞動力短缺問題嚴重，政策層面仍以鼓勵引入外國勞工為大方向，只是民間存在排斥的矛盾心態，這與美歐一些國家希望“收緊邊界”的政策取向不同。

“日本政客必須停止為了選舉利益煽動排外情緒。”《每日新聞》12日發表社論稱，部分政黨迎合缺乏事實依據的不滿情緒形成“對策”并寫入競選綱領，以此支持部分選民的主張，這種讓外國人充當經濟社會問題“替罪羊”的做法，可能在整個社會傳播排外思想，不利于包容性社會的構建。事實上，外國人現已成為日本社會的重要貢獻者，日本有必要制定政策，幫助外國移民充分融入日本社會，真正作為社會成員與本國居民共同生活。

包括外交官明石康在內的多位日本學者提出，如果僅從“國家安全”或“經濟負擔”角度制定移民政策，可能會加劇社會分裂。他們主張以“生活者”視角看待移民，強調人權與社會參與。

有學者分析稱，日本長期缺乏系統性的移民統合政策，而歐洲國家（如德國、瑞典、荷蘭）則在教育、就業、政治參與、永居許可等方面設有明確政策框架。大阪大學學者五十嵐彰的研究表明，勞動市場與永居許可政策的寬容度越高，國民對移民的態度越友好。此外，歐盟還使用移民融合政策指數（MIPEX）這種移民政策評估機制，日本學界建議引入類似指標體系，定期評估政策效果與社會接受度，以便及時做出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