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陳可辛指導,眾多明星大咖參演,改編自民國殺夫奇案的電影《醬園弄·懸案》于6月21日正式上映。自《醬園弄》立項以來,無論是其豪華的卡司,還是符合當下女性主義話題熱議的故事原型,亦或是巨大的投資,都毫無保留地展示了該影片向華語電影佳片行列進軍的野心。然而事與愿違,電影上映后反而淪落到票房口碑一齊崩盤的局面,第二日票房與第一日相比近乎腰斬,貓眼預測票房下調至4.16億,豆瓣5.8分的評分更是陳可辛導演生涯的滑鐵盧。
為何當耀眼的星光、熱切的議題與懸疑的框架匯聚于“醬園弄”這一精心搭建的舞臺時,呈現給觀眾的卻是敘事的支離破碎、主題的浮于口號以及懸疑邏輯的崩塌?本文將探究《醬園弄·懸案》的三重失焦如何最終導致其宏大構想的潰敗。
敘事失焦:群星策略反噬
全明星陣容作為《醬園弄》最顯眼的標簽,既是其商業野心的引擎,也是敘事失控的導火索。從市場反響看,明星效應確實撬動了首日破億的票房基數。然而,這種策略所付出的代價是影片眾多支線人物的輪番登場導致角色功能冗余以及在支線情節的處理上暴露出的結構性失衡。
從章子怡飾演的殺夫主婦詹周氏、雷佳音詮釋的暴戾警長薛至武,到趙麗穎扮演的進步作家西林、楊冪出演的獄中“大姐大”王許梅,再到易烊千璽的算命瞎子、李現的小混混張寶福、尹昉的副主編等,影片構筑了一張覆蓋警察、記者、囚犯、市井流民的龐雜網絡。這種設計本意是通過案件輻射社會各階層,展現1945年日偽政府即將倒臺的上海城市社會現狀。然而當理論上的敘事藍圖轉化為銀幕現實時,角色數量的泛濫卻演變成一場敘事災難。
影片中尹昉飾演的副主編賄賂薛至武殺人與沈佳妮演繹的主編被薛至武放走,這些橋段與殺夫案主線軌跡幾乎毫無關聯,卻占據眾多篇幅,導致影片節奏陷入混亂。易烊千璽飾演的算命瞎子宋瞎子被塑造為“極具隱喻性的視覺符號”,其“太歲當頭坐,無喜恐有禍”的讖語本可成為時代宿命的注腳。然而這一角色在敘事中卻淪為故弄玄虛的存在,既未推動案情進展,也未深化主題表達。
大牌明星的“刷臉”式表演,各路人物走馬燈似的輪番登場又快速下線,使影片的敘事肌理被撕扯得支離破碎,精心搭建的醬園弄街景淪為空洞的舞臺布景。
此外,流量明星為影片帶來大量曝光的背后也帶來了粉絲“撕番”“扯頭花”大戰,在抖音等短視頻平臺的營銷切片中,粉絲控評身居評論區高位,觀眾映入眼簾的是粉絲“拉踩”誰的臉更上鏡,無法看到關于情節的討論。粉絲控評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普通觀眾發表意見的權利,令觀眾陷入“想討論卻不敢發言”的集體沉默,進一步影響票房走勢。
主題失焦:女性覺醒空洞表達
《醬園弄》改編自“民國四大奇案”之一,故事原型周惠珍人生軌跡蘊含著個體反抗與時代壓迫的深刻命題,影片的女性主義表達在于通過詹周氏的悲劇底色、她于絕望中的暴力反擊以及入獄后的女性群體互助,書寫民國時期女性的時代困境。
影片中呈現出詹周氏的兩次覺醒,第一次是詹周氏無法忍受詹云影殘暴行徑舉刀反抗,第二次是詹周氏受到蘇青與王許梅的鼓舞在法庭上為自己抗爭。觀眾期待看到角色內心的燎原星火,而銀幕上只有淤青與血跡構成的生理刺激。
詹周氏如何從逆來順受的主婦蛻變為持刀反抗的覺醒者?她又如何從自愿認罪轉變為在法庭上慷慨陳詞?這些本應是影片精神內核的人物心理蛻變過程,在影片敘事中竟完全缺席,詹周氏殺夫行為的復雜性亦被回避,導致關鍵庭審獨白的情感爆發顯得突兀,她在法庭上義憤填膺的發言也淪為宣教似的口號。導演試圖用“不要屈服”令人振聾發聵的臺詞與極具感染力的蒙太奇拼喚起觀眾共情,然而詹周氏的主體性早已變為空洞的意識形態符號。
在呈現詹周氏悲慘命運時,導演選擇用大量篇幅呈現暴力:賭徒丈夫詹云影在賭桌前的癲狂與施暴時的猙獰被細致刻畫;暴力警察薛至武在審訊室中對詹周氏暴力逼供的畫面被血腥呈現;詹周氏弱小的身軀遍體鱗傷。在缺少對詹周氏人物故事、情感和心理狀態細致描繪的情況下,這些本應引起觀眾對詹周氏極大共情,讓觀眾深刻感受到民國時期底層女性艱難處境的畫面,淪為感官刺激的堆砌,被觀眾指責為消費女性苦難的“虐女鏡頭”。
在主人公之外,《醬園弄·懸案》還試圖建立民國女性互助的群像,渲染一個于黑暗中相互幫扶奮力前行的女性同盟:不識字的詹周氏在獄友王許梅的幫助下,得知女作家西林為自己撰文鳴冤受到極大鼓舞,遂在法庭翻供求生。這一設計本可成為女性互助的動人篇章,但是由于王許梅、西林這些本該用更多筆墨完善其人物弧光的重要人物故事描摹不足,導致女性間的情感紐帶未被扎實建立。
歷史中的蘇青曾以犀利筆鋒解構男權話語:“使萬人流血便是英雄,使一人流血便是犯罪”;而《醬園弄·懸案》將她簡化為女性主義的“傳聲筒”,未展現其如何“偽裝長發女郎游走權貴間”的生存智慧。影片所展現女性議題僅停留于西林口號式的宣言:“一個為自己而活的女人會有無數種可能”,而忽略具體社會機制的批判,所謂覺醒便淪為漂浮的雞湯文學。
類型失焦:懸疑框架崩塌
《醬園弄》雖以“懸案”為名,高調宣示其懸疑類型定位,卻在敘事實踐中背離了構建有效懸疑鏈條的基本原則,導致類型承諾的落空。
首先是懸念的棄置。影片開篇設計符合懸疑類型“設謎”的初始要求:“血跡滴落算命瞎子臉上”的驚悚意象,以及法醫對“第二件兇器”存在的關鍵性指認,如同精準投下的敘事誘餌,成功在觀眾心中植入了對案件復雜性與真相隱秘性的強烈期待。
然而,這一精心鋪設的懸疑軌道在開場僅約30分鐘后便脫軌。核心案件“詹周氏殺夫分尸”存在詹周氏殺夫的導火索未明、弱女子如何單獨完成分尸等多重疑點,證據鏈遠未閉合的情況下,便被敘事粗暴地“草草告破”,詹周氏迅速被定罪,這導致后續漫長的調查過程變為一場失去目標驅動的儀式。
其次是探案主線的“功能性異化”。雷佳音飾演的探長薛至武,本應是驅動懸疑鏈條運轉、引領觀眾追尋真相的線索式人物。但在影片中,薛至武查案的核心驅動力并非探尋真相,面對疑點,他主要依賴的手段是殘酷的刑訊逼供。薛至武行動邏輯與行為模式顛覆了偵探角色的類型功能與存在意義,使得影片進一步偏離了懸疑的軌跡。
而早在《醬園弄·懸案》官宣分為上下兩部上映時,就預示著觀眾對懸疑類型的期待會落空。懸疑類型賴以生存的終極快感即通過線索拼圖、邏輯推演最終解謎帶給觀眾認知滿足與真相震撼,影片卻將真兇是否存在共謀或社會性壓迫的深層動機、關鍵物證“第二件兇器”的下落與作用等核心謎題,刻意作為商業籌碼留置在未定的下部。這種策略使上部淪為一部敘事殘缺的“半成品”,觀眾前期投入的智力與情感期待無處安放,造成了類型的失焦。
《醬園弄·懸案》在群像敘事、女性主題表達與懸疑類型構建上的三重失焦,導致了其預期的深度與震撼最終落空。然而,影片敢于挑戰民國奇案這一復雜題材,并試圖通過群像格局探討時代洪流中的女性覺醒與社會圖景,其選題的敏銳性和野心本身仍值得肯定。此次不盡如人意的呈現,恰恰為未來創作者提供了一個寶貴的警醒:唯有放下“既要又要”的妄念,讓鏡頭重新對準人的困境與光芒,才能真正承載起宏大的表達野心。這部“失敗的探索”,其警示意義或許正是其留給行業最積極的價值所在。
— THE END —
作者 | 劉慧娜
主編 | 彭侃
執行主編 | 劉翠翠
排版 | 于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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