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會情況

MetaScience，即“科學的科學”，是用科學方法研究科學本身。“科學學驅動的政策制定”是本屆MetaScience2025大會關注的核心話題，也是大會開幕后首次全體大會主題。通過研究科學的科學，系統把握科學發展規律、科研活動過程與效果，可以為科技政策制定提供關鍵依據，正推動科技政策制定從經驗驅動轉向證據驅動、適應性進化的范式。

首次主題大會由大會召集人倫敦大學學院科學、技術、工程和公共政策系教授James Wilsdon主持，他也是英國專注科學學研究的研究機構Research on Research Institute（RoRI）創始人和執行董事。大會特邀英國科學創新部（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UKRI）Lord Vallance部長作題為“科學學的一年”開幕詞，系統回顧英國科學與創新部成立科學學研究組（UK Metascience Unit）一年以來的工作成效。Nature主編Magdalena Skipper，瑞典皇家工程科學院（IVA）院長、瑞典隆德大學經濟學院教授Sylvia Schwaag Serger，納米比亞國家研究、科學和技術委員會（NCRST）資源動員和贈款管理部門主管Kelvin Mubiana Katukula，日本內閣府科學、技術和創新委員會（CSTI）特別顧問和前首席執行官Takahiro Ueyama，國際科學理事會主席兼新西蘭科學系統咨詢小組主席、著名生物醫學科學家、倫敦皇家學會、新西蘭皇家學會、英國醫學科學院院士和美國國家醫學院院士Sir Peter Gluckman等五位來自學界、出版業界、政府機構、國際組織等不同領域的研究學者圍繞科科學的內涵、研究價值、重要應用和發展方向進行代表發言。

二、大會觀點薈萃

1. 倫敦大學學院教授James Wilsdon：“科學的科學”已引起全球關注

大會召集人James Wilsdon作大會開幕辭，指出有著悠久發展歷史的科學學研究（MetaScience）迎來新一輪發展高峰期，越來越多不同領域的研究人員從自身研究視角、研究方法出發開展科學學研究。科學學正在成為改進科研系統的重要工具，對理解科研運行機制并推動政策改進具有重要作用。本次大會圍繞“制度·創新·協作”三大主題設計，一是自上而下變革，探討政府與資助機構如何將科學學證據轉化為政策；二是自下而上創新，探討研究者如何通過政策實驗（如抽簽制資助、分布式評審）挑戰傳統范式；三是全球協作網絡構建，打造跨國界、跨部門的“科研集體智能”，共享工具與證據庫。科學學的發展使命是推動科學界成為自身變革的實驗地。“當全球65個國家的政策制定者與實驗室科學家并肩討論‘如何更好地做科學’時，科學學不再是小眾探索，而是科研生態進化的必需引擎。”

2. 英國科學與創新部部長Lord Vallance：將科學方法應用于科學本身

Lord Vallance部長在大會開幕主旨演講中介紹了英國在全球率先設立政府內部的科學學研究組（UK Metascience Unit，UKMU），負責審視科研資助、同行評議、科研公平和成果產出等關鍵議題，探索科研體制機制創新，例如開展分布式同行評審，嘗試同行互評；向外部研究人員開放UKRI資助數據，研究優化科研資助系統等。他提出科研資助的“三桶金”，分別對應好奇心驅動的基礎研究、社會需求導向的應用研究和產業發展需求的轉化研究，不應偏廢任何一類。他強調“資金多元化”的重要性，不同資助者支持不同目標的科研，對促進科研環境健康發展具有關鍵意義。他也提到評估科研投資效果面臨的重大挑戰是，缺乏衡量“科研是否成功”的統一標準。他在大會宣布UKMU將發起一個全球挑戰，尋找AI驅動的“科研新穎性指標”，以探索是否能據此分配科研經費。

3. Nature主編Magdalena Skipper：重塑卓越科研的定義

Magdalena Skipper呼吁重構科研價值認知體系，她認為現有科研評價陷入“新穎性崇拜”，“以新穎性和引用量為唯一導向”導致科研多樣性不足、社會影響力難以考察。她倡導關注開發新的評估指標，將“可實施性、可擴展性和可轉化性”納入“卓越”科研的定義，并系統性地提升對女性和少數群體科研貢獻的識別度。因為“若僅用引用量衡量卓越，女性學者將永遠被低估——她們更傾向選擇服務社會進步的研究。”今日的科學學研究將定義明日科學的樣貌，她提議將制度改革實驗擴展到教育體系再造、團隊科學激勵、失敗價值重估等領域，努力破除學科藩籬，賦能少數、邊緣群體，識別量化多元價值。

4. 瑞典皇家工程科學院院長Sylvia Schwaag Serger：用科學證據驅動科研體系變革

Sylvia Schwaag Serger院長直指當前歐盟科研體系最大的問題之一是“政策制定者沉迷于設定崇高目標”，往往僅是“把錢扔給高尚目標”，而對科研體系和制度設計的關注不足。她提出科學學研究證據長期處于歐盟科技政策制定盲區，歐盟國家在實驗性政策工具和AI技術的應用上相對滯后，呼吁推動科學學研究盡快成為歐盟科研治理體系中的重要一環，建議效仿英國成立類似UKMU的“實驗性政策”研究小組，以科學方法推動科學政策制定精細化，而非僅僅采用更高壓和更規范的管控。探索方向包括：設計高風險高回報資助機制，開發AI驅動的資助優化模型，利用AI技術強化科研倫理監控，重構、精簡申請評審流程，定位關鍵群體和問題進行精準資助等。

5. 納米比亞國家研究、科學和技術委員會Kelvin Mubiana Katukula：非洲迫切需要加強科學學研究

Kelvin Mubiana Katukula提出科科學研究不應是發達國家的專屬品，而是每個國家實現知識公平和治理效能的共同工具。他認為科學學研究對提升非洲科研系統的戰略能力有重大意義，非洲科研投入嚴重不足，卻面臨全球共性的科研危機，尤其需要應用科學學研究去檢視科研的基礎系統建設能否支撐社會發展需求，因為“資源受限的非洲經不起任何科研投入浪費”。他呼吁建立赤道以南的科學學聯盟，推動科學學研究在非洲本土化應用，成為促進發展中國家增強科研制度韌性和政策影響力的關鍵工具。

6. 日本內閣府科學、技術和創新委員會特別顧問Takahiro Ueyama：開展面向社會愿景的科學學研究

Takahiro Ueyama介紹了日本“Society 5.0”國家戰略提出的背景，指出提升本土科技創新能力，應對經濟社會發展挑戰，構建更具包容性的社會的重要性。他認為科學研究不只是產出論文，更是一種“對未來社會愿景的設計”，科技創新不只是經濟增長引擎，也是加強城市韌性、保障國家安全、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圍繞“Society 5.0”，日本正以“科技應當回應社會福祉與國家安全”為宗旨，推行從技術本位轉向社會本位的科技政策。在綠色轉型、民生改善和安全保障的發展愿景指引下，戰略轉向和政策革新需要依靠科學學研究驅動，日本未來需要進一步關注強化數據賦能決策和關鍵技術聚焦，提升全球科技領導力。

7. 國際科學理事會主席兼新西蘭科學系統咨詢小組主席Sir Peter Gluckman：重建科學研究的社會信任

Sir Peter Gluckman同樣關注到科研體系與社會需求的脫節問題，認為“我們用來評估科研影響的指標并未真正服務于社會發展目標”。他指出，科學在發達國家的定位日益功利化，學術界陷入“自我封閉循環”，過度依賴內部評價指標（如高影響因子論文），忽視政策制定者與公眾的真實需求，公眾信任度持續下降。“納稅人為何資助這項研究？它如何服務國家使命？若無法回答，科研的社會信任將崩塌。”他指出，政府資助科研的四大核心目標：保障基礎科研環境建設、支持社會需求導向研究、推動知識發展、促進經濟發展，不同目標需要配合差異化的組織和評價體系，要切斷論文數量與晉升的強關聯，重構學術激勵生態。他呼吁要在政策界與學術界共建“證據接口”，讓科學學研究成為二者的共同語言。

三、大會總結

當前，Metascience作為西方語境中“Science of Science”概念的發展演進，正快速吸引全球各界關注。越來越多國家政府、科研機構、科學社會組織關注到科學學不只是一個研究方向，也是改造科研體系、變革科研制度的重要工具。科學學正在從一個陌生概念和邊緣話題發展成為推動科研系統變革的重要力量。值得注意的是，當前AI、大語言模型、大數據等新技術已經逐步成為科研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未來也將更加廣泛和系統地應用于科學學研究的發展框架中。AI4S（AI for science）不僅意味著AI for 科學研究，也意味著AI for科學決策，例如越來越多政府機構關注如何應用AI促進科學學研究，驅動科研政策制定，更好布局、評價和資助項目，這也讓我們看到了未來科學學研究更多的可能性。

本文由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戰略規劃研究室助理研究員高繼卿執筆。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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