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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新一輪技術與產業變革的背景下，國際教育的跨境流動正在成為全球人才供給的重要部分，各國圍繞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競爭也日趨激烈。特朗普政府此前打壓美國高校，破壞美國學術及科研環境的同時，使得大量人才面臨去留問題。與此同時，全球多地紛紛出臺政策，積極對接全球人才流動新趨勢。近日公布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亞洲大學排名顯示，中國香港、新加坡等亞洲地區的高等學府日益受到國際學生青睞。中國內地亟需總結和借鑒亞洲主要國家和地區建設國際教育樞紐的成功經驗，在全球高教變局中把握機遇。

IPP研究員余荔指出，中國內地可因地制宜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教育樞紐體系，以服務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全球競爭力提升的戰略目標。她提出，中國應從三個層次統籌推進教育樞紐建設路徑：一是著力優先創建基礎性學生樞紐，完善國際學生學習、創業與就業一體化服務體系；二是強化支撐性高技能人才樞紐，營造高標準、國際化的人才集聚環境與創新生態系統；三是打造深度融合的知識創新樞紐，推動跨學科、跨區域協同創新。

近年來，以高等教育國際化助推全球化和經濟可持續發展成為當前國際經濟發展模式變革的趨勢。盡管英美澳等西方國家長久以來就是廣受歡迎的留學目的地國家，但亞洲國家和地區憑借獨特的地理區位優勢和人口優勢，以及對高等教育的重視，加快了構建國際教育和科技創新樞紐及前沿的進程，成為國際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新興聚集地。

21世紀的亞洲見證了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在經濟發展的強力助推之下，亞洲將繼續成為全球留學生的主要來源地。正因為亞洲對于高等教育的旺盛需求，包括馬來西亞、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在內的國家或地區出于各自的考量，都試圖積極擁抱這一潮流，抓住機遇招收該區域的留學生【1】。

新加坡、中國香港和馬來西亞等通過制定教育、科技和人才一體化的創新戰略和政策、制度工具組合為區域高等教育樞紐建設創造了良好的基礎和保障。

新加坡政府較早意識到高等教育在匯集智力、商業和社會活動方面的中心作用【2】,教育樞紐并未純粹強調借助勞動力以及留學生來獲得短期的經濟回報，而是指向建立“人才的綠洲、知識中心、思想交流中心、靈感孵化器”【3】。

新加坡2002年即提出“全球教育樞紐”政策，引進世界一流大學設立分校。圖源：新華社

2019年后，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合作發展規劃》等中央政策的指導下，香港將把自身建設為區域教育樞紐列入2022年發展規劃【4】，在打造教育樞紐方面逐漸凸顯出提升影響力、增強對頂尖人才的吸引力度以及不斷強化科技創新、新興產業發展的導向。

中國內地宜總結借鑒亞洲主要國家和地區國際教育樞紐的建設思路，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教育樞紐。本報告在總結梳理亞洲主要國家和地區國際教育樞紐建設經驗的基礎上，提出兼具“國家規劃”與“后發先至”特色的高等教育樞紐建設路徑。

一、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建設國際教育樞紐的戰略路徑與政策工具

盡管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地區都提出打造區域教育樞紐，但在具體目標定位上有很大不同。新加坡的最初目標是“打造東方波士頓”，即成為知識/創新樞紐；而中國香港地區教育樞紐建設的政策文本則強調吸引非本地學生，近年的實踐也有推進科技創新的趨向【5】。

（一）新加坡

新加坡依托由外國著名大學分校、本國公立大學與理工學院組成的三級金字塔式結構的高等教育樞紐，將高等教育樞紐延展至學生樞紐、高技能人才樞紐和知識創新樞紐三個層次。【6】

在學生樞紐方面，新加坡政府于2002年推出“環球學堂”（Global Schoolhouse）項目，成功吸引了大批世界一流院校到新加坡開設教學和科研分支機構，從而使新加坡開創了“東方波士頓”的發展局面。為達到“環球學堂”項目的目的，新加坡邀請來自英、美、澳、德、法，甚至中國和印度等的一流大學根據自身的特長在新加坡開設項目。

新加坡國際學生數量從2002年不足5萬人，快速增長到2010年代中期的9萬余人。圖源：新華社

為進一步擴大高等教育規模，回應國際與本土學生的高等教育需求，并且保障學生的利益，新加坡還于2009年頒布《私立教育法》，以保證提升私立教育供應商的質量。因為在新加坡政府的施政方針里，“環球學堂”項目的落實不僅依賴公立學校，而且也需要私立學校發揮作用。此外，新加坡實施高等院校獎學金和助學金的激勵措施，積極吸引和培養從高中到博士所有學業層次的國際學生。

在高技能人才樞紐方面，新加坡推動教育樞紐建設的主要目的是招募“國際人才”，進而通過國際投資帶動經濟發展，并且吸引專注于知識經濟和服務產業的研發公司以及跨國企業【7】。可以說，人力資本計劃一直是新加坡教育的核心內容，而教育樞紐則首先必須為這個國家匯聚和培養本土、國際以及海外流散的人才【8】。比如，新加坡制定了以人才彌補自然資源貧乏的外來人才政策和移民政策，由政府最高領導層直接推動國際人才戰略，吸引高技能專業人才和技術人才，優化本國人口結構。

新加坡在AI、金融科技、生物醫藥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實施定向人才政策。圖源：新華社

在知識創新樞紐方面，新加坡試圖建成知識經濟社會，采取鼓勵世界頂級科研機構本地化以及國外與本土科研機構合作研究等方式，構建了包括大學、技術學院、醫院、企業科研部門、科技局附屬研究院和智庫等創新主體在內的研發體系，形成覆蓋創新與創業的全景式政策網絡。

新加坡政府做了三個方面的努力：

第一，以優質教育為主陣地吸引并留住國際人才。為了增大對國際人才的吸引力，新加坡人力資源局在2012年對國際學生實施新的政策，包括允許在22家指定機構學習的國際學生1周可兼職16小時，為其畢業生頒發1年的簽證，等等【9】；新加坡政府還與優秀的國際人才，尤其是數學和科學領域的優秀人才簽訂合約，為他們提供擔保獎學金（bonded-scholarship），要求國際學生完成學業【10】。除此之外，新加坡亦打算借助教育樞紐的建設，吸引全世界的優秀學生、教職員、研究者和專家，從而將新加坡打造為一個“全球人才樞紐”。

第二，支持教育體系中與產業相關的科研與創新。新加坡的教育樞紐建設之路異于其他國家或地區，主要傾向于招收國際學生或借此盈利。在政府對知識與創新的大力支持下，新加坡的跨境教育投資者往往對研究合作項目更感興趣，而非傳統的教與學。

第三，為本土青年增加教育選擇。新加坡教育部致力于創造多樣化的道路，以支持新加坡年輕人實現夢想，理工學校、職業技術機構以及美術學院都獲得了重視和推動。這種全納的觀點在跨境高等教育動議中也十分明顯。跨境高等教育合作機構也重視對本地學生的課程創新和教育轉化，而非僅僅依靠招收國際學生來拉動經濟發展。

（二）中國香港

中國香港將自身定位為區域教育樞紐以發揮其作為內地與世界的“超級聯系人”的作用【11】，同時將高等教育作為“出口商品”提供給亞洲其他國家或地區，側重以提高本地高校質量、拓寬多方合作的渠道吸引非本地學生，增強高等教育機構的國際吸引力，提升其作為學生樞紐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香港特區政府也在逐步加強知識創新樞紐的建設。

在學生樞紐的發展期（1997—2009年），香港作為教育中心的建設受到了經濟增益和政治影響擴大的雙重驅動，以增加外來學生為策略重點，主要采用了提供優質教育資源、放寬簽證政策、增加獎學金激勵、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等一攬子組合政策。以2008—2009年度為例，香港公立大學外來學生人數上升至8392人（其中本科生和研究生分別為4790人和3597人），占全部高等教育學生的12%，相較于1996—1997年度的1239人增長了近6倍。【12】

同時，香港特區政府還推出了月資助高達2萬港元的博士獎學金和針對特定地區的獎學金，且放寬了非本地學生的簽證和就業限制，以此吸引更多國際學生。這一政策不僅促進了私立院校的財政穩定，也提升了香港高等教育機構的國際化水平，成為其吸引學生的優勢之一。政府和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將教育中心的核心定義為通過教育服務吸引國際人才，進而加強香港的知識經濟競爭力。然而，這種對外依賴的策略也帶來了人力資源穩定性的隱憂，對教育樞紐的長期發展構成潛在挑戰。

在人才樞紐發展期間（2010—2014年），提升本地勞動力素養和推動知識型經濟成長成為香港建設教育樞紐的核心目標。為此，香港特區政府實施了一系列旨在引入和培養科技領域人才的措施，旨在提升對本地及國際人才的吸引力，增強全球競爭力，改善人口質量。

具體來說，在吸引外部人才方面，2011—2014年的多份政策文件均指出，將香港打造為教育樞紐的目的之一就是保留外國學生。而在本地人才培育方面，自2010年起，政府通過各種國際交流項目激勵學生拓展國際視野；2014年，推行了獎學金項目支持優秀學生在海外頂尖大學深造，并鼓勵他們回饋社會；同時，成立了國際職業技術學校，增加了年輕人的教育機會，提升了香港在全球教育領域的地位。此外，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建立了嚴格的質量控制體系，確保本地高校和整體教育系統的國際競爭力。這一時期，香港的教育樞紐建設策略從單純依靠外部資源轉向加強本地實力，顯示出政府努力減少對海外資源的過度依賴。

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長官2024年施政報告》中專門提到，將在全球推廣“留學 香港 ”品牌，通過設立獎學金等方式吸引更多國際學生，尤其是東盟及其他“ 一帶一路 ”共建國家的學生來港升學。圖源：新華社

在知識創新樞紐建設階段（2015年至今），香港正面臨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挑戰，彼時推進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知識經濟體系建設成為香港區域教育樞紐建設的關鍵。香港特區政府著重提升高等教育機構在知識生產與創新活動中的主體作用，并增加對科技研發的資金支持，同時鼓勵高校與企業建立更緊密的深度合作關系，表現為：

首先，香港特區政府明確要求高等學府發揮關鍵作用以提升香港的整體創新能力。例如，《2017年施政報告》強調香港特區政府要求高校開展更多服務于香港需求、具有影響力和可應用性的研究項目，以匹配產業發展和再工業化進程【13】。《2020年施政報告》亦指出，鑒于香港的大學科研實力雄厚、海內外人才匯聚、研發氛圍熱烈、創業生態環境蓬勃發展，因此，有條件把香港建設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14】。香港特區政府已正式將高等教育系統納入創新生態系統，并要求高校在知識生產與創新方面承擔更多責任。同時，政府還十分重視與全球頂尖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合作。自2015年起，連續幾年的施政報告均強調了與國際研究機構合作的重要性。

例如，瑞典卡羅林斯卡醫學院在港設立首個海外研究中心，麻省理工學院在港設立首個創新中心【15】，“InnoHK創新香港研發平臺”已成功招攬了28所由世界級的大學和科研機構與本地大學合作的研發實驗室【16】。通過這樣的國際合作和重點投資，香港不僅在培養和吸引創新人才方面取得了進展，同時也推動了知識創新的發展。這種既注重本土能力提升，又對與國際資源合作保持開放的發展策略，為香港教育樞紐的持續成長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瑞典卡羅林斯卡醫學院 圖源：新華社

此外，《2023年施政報告》與《2024年施政報告》均提出將推進香港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建設。為吸引更多杰出人才來港就學及進行研究，政府進一步推出多項措施，包括“香港未來人才深造獎學金計劃”“一帶一路獎學金”以及“研究配對補助金計劃”，將資助專上院校的非本地學生限額提升一倍至40%，循序漸進增加“一帶一路獎學金”名額和“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名額等。

二、基于亞洲建設經驗的應對策略建議

將教育樞紐功能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國際競爭力提升相互關聯可以發現，最低層次的是成為學生樞紐，其次是高技能人才樞紐，最高層次的是知識創新樞紐【17】。有鑒于此，中國內地應在借鑒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地區的經驗基礎上，采用多種政策干預和工具重點確定高等教育樞紐的規模、類型和影響范圍，同時有效地聚集各方參與者，實現知識共享與協同，協調發展互促共生的學生、高技能人才以及知識創新樞紐，通過整合利用現有資源和條件，迅速加強我國作為區域國際教育樞紐的地位。我國應對亞洲國際教育樞紐之爭的策略總結如下：

第一，著力優先創建基礎性學生樞紐，完善國際學生學習與創業、就業一條龍服務體系。

教育是人才培養和發展科學技術的基石，是人才涌現和科技創新的先導。考慮到學生樞紐建設的基礎性功能，借鑒國內外經驗，建議采取以下策略：

一是推出“國際學生綜合服務中心”。注重學生樞紐的基礎性作用，在高校或城市中心建立服務中心為國際學生提供簽證咨詢、住宿服務、職業發展指導、法律援助、就業、創業移民等一站式服務。促使教育活動主體在治理理念和行動中更加重視國際化，完善機構院所的發展規劃、財務預算、組織結構、質量評定管理的平衡機制和資源分配機制，以及對學生個體的吸引、培育、聘任、保留機制，為更多國際學生、學者提供學術、就業、創業和職業生涯發展支持。

二是加強中外合作辦學。通過加強中外合作辦學和吸引留學生來華，逐步實現與境外高等教育系統在教學監管制度、質量保障制度、學分轉移系統、學位授予與認證、資格框架等方面的合作與融合，推動學生樞紐建設。將國際學生的未來發展融入高等教育區域一體化的知識創新發展格局，不僅要吸引和培養國際學生，還要將他們視作培養高技能人才和推動知識創新的基石，不斷提升其知識生產和創新能力【18】，鼓勵其進行長周期的職業生涯嵌入而非短暫的游學。

三是構建“國際校友網絡”。重視國際校友資源，建立正式的教育學會，高校、校友聯盟，以及區域教育合作協議。尤其是依托亞太經合組織、上合組織、東盟等區域性組織，在以東亞、東南亞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核心的基礎上，創建廣泛的、全球化的國際校友網絡平臺，定期舉辦校友聚會和交流活動，增強校友之間的聯系，不斷拓展我國國際教育樞紐的輻射范圍，同時開發和利用校友資源幫助在校國際學生實習、就業和創業，服務學校和校友的發展。

第二，強化支撐性高技能人才樞紐，創建高標準的國際化人才集聚環境和創新生態系統。

創新的實質是人才驅動，關鍵在于創建高標準和高規格的人才集聚環境和創新生態系統，將可用之才從中國之才擴大到全球之才。可考慮實施以下項目和計劃：

一是設立國際教育創新區。在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城市或高校園區內設立國際教育創新區，提供稅收優惠、資金支持和行政便利，吸引世界各地的教育機構、企業和創新團隊入駐。著重考慮各類教育提供者和教育機構等質量方面的問題，國際教育創新區內部配套健全的質量保障制度，規范注冊和頒發許可證的相關程序，嚴格控制提供者的水平質量，并在引入環節就把好質量關。

海南陵水黎安國際教育創新試驗區。圖源：新華社

二是開展“海外名師引進計劃”，聚力打造學科創新引智基地。一方面，通過“海外名師引進計劃”等項目或平臺引領，多層次聚才引智，鼓勵國際學術大師到我國開展訪問交流、講學授課，積極培養并引進一批活躍在國際學術前沿的一流學者、科學家、學科領軍人物和創新團隊，通過“大師+團隊”等多種方式，精準對接和滿足國家發展和重大戰略需求。另一方面，通過充足的科研經費、靈活的工作制度和優質的生活條件，吸引國際頂尖教授和科學家以固定的期限在中國工作生活，推動高校國際化師資隊伍建設；開展公開課程和研討會，提升教學質量和科研影響力。

三是建立國際學術交流平臺。高度重視依托科研技術、專業人才集聚優勢，聯合國內外高校、科研機構或企業，匯聚全球智力人才資源，服務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強引智與國際化平臺的引領和帶動作用，在組織理念上突破學科背景、專業特色、國別的限制，不斷拓展交流的“廣度”和探索交流的“深度”，利用線上線下結合的方式，定期舉辦有影響力的國際學術論壇、高水平國際會議和展覽，開設國際杰出青年科學家獎項，邀請全球學者、學生和政策制定者參與，促進國際學術對話和合作。

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圖源：新華社

第三，打造深度融合的知識創新樞紐，加速構建跨越地理邊界、學科邊界、部門邊界協同創新的新型知識生產和商業化模式。

實現產學研深度融合，促進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和科技創新是國際教育樞紐建設的終極歸屬。可考慮啟動以下項目措施，搭建平臺加速構建新型知識生產和商業化模式：

一是啟動“跨國科研合作基金”。設立專項跨國科研合作基金，主要聚焦國際前沿、國際熱點及國內關注的重點問題，涵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工程技術等各領域，推動跨學科研究，推進跨學科前沿研究；支持中國高校與國外研究機構的聯合研究項目，特別是在人工智能、可持續發展、公共衛生等全球性挑戰領域展開深入合作。

二是舉辦“國際創新創業大賽”。以高校為平臺，深化創新創業國際教育交流與合作，搭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全球性創新創業競賽平臺，提供資金支持、創業指導和市場對接，服務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不斷吸引國際聯合創新團隊到中國發展。

三是建設“國際科技合作基地”。在重點高校或科技園區內建設國際科技合作基地，為海外高水平研究人員和團隊提供保障性經費、實驗室、設備和生活設施等。配套建設國際教育及科學研究中心、科技園、創新孵化器，助力多種模式的國際合作，不限于學學合作，還可以采取國際政學、研學、產學合作等多種模式。

更重要的是，鼓勵創新核心攻關領域的領先國際企業，如國際頭部生物醫藥、人工智能、電子電器等企業建立跨國、跨機構的創新和科學研究中心，重點向國家優先領域的應用研究傾斜，鼓勵它們把創新產業上游外包至我國的世界科創中心城市或城市群。

*本文作者：余荔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 研究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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