繆斯（Muse），在希臘語中被稱為“μουσα”（Mousa），是守護赫利孔山泉水的精靈，由神王宙斯和記憶女神謨涅摩緒涅所生，是詩歌、音樂與藝術的女神的象征，也普遍認為是靈感和創造力的來源。桑德羅·波提切利就有屬于他的繆斯。在15世紀的佛羅倫薩，文藝復興的風尚正悄然誕生，那是個崇尚美與人性的時代，宗教、自然、神話，相互交融，呼喚著被中世紀壓抑的情感重新回歸到人類貧瘠的頭腦中。西蒙內塔便是在那時出現，誘發了佛羅倫薩男子們的情欲與斗志，最終，她被美第奇家族的男子爭奪，又在畫家波提切利的筆下，成為了傳世名畫《維納斯的誕生》中，身姿婀娜，立于潔白貝殼上的女神。

在神話里，女性是大地母神該亞，是豐饒女神得墨忒耳、婚姻女神赫拉、愛神阿芙洛狄忒，也就是維納斯。阿芙洛狄忒嫁給了跛足的火與工匠之神赫淮斯托斯，卻與戰神阿瑞斯偷情，被赫淮斯托斯用金網罩住，交給眾神審判。可奇怪的是，在神殿上，阿瑞斯被波塞冬力保，而眾神使者赫耳墨斯卻因被阿芙洛狄忒的美貌吸引，為她說情。隨后，阿芙洛狄忒為了感謝赫耳墨斯對她的感情，與他一同云雨，生下了陰陽神赫馬佛洛狄忒斯。

當美第奇家族的洛倫佐與朱利亞諾兩兄弟為西蒙內塔通過馬術比賽決斗，她的美貌成為了被男性爭奪的籌碼，是成就男性氣質的戰利品；當西蒙內塔成為波提切利的“繆斯”，被他畫進一幅幅漂亮的洛可可式的畫作里，她又變成了被“凝視”的對象，變成“圣母”一般圣潔的、想象的美好景觀；當她走進《維納斯的誕生》，成為赤裸的阿芙洛狄忒，她又轉身投向了性愛、欲望的邊緣，是以性為交易，以身體為報酬，是由神王烏拉諾斯的一根男性陰莖在海洋泡沫中誕生的客體。

“性與被觀看”，是始終纏繞在女性性別上的重要問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中認為，私有制催生了男性將女性的子宮占為己有的想法，生育與性權力的嵌合又使女性的「性關系」天然地被限制在性別倫理體系（認為女性必須絕對忠誠于男性）中，一旦出現“濫情”的行為，便會遭到集體的痛斥、貶低，通過集體意志碾軋、控制女性的道德舉動。為了論證這一觀點的合理性，不如再去看看凡勃倫對“有閑階級”的定義，「在較低級的未來會社會中，“健壯男性對女性的所有權”是有閑階級和勞動階級之間區別的早期分化」，「捕獲女性成為戰利品」的背后，是極為典型的「占有與被占有」，如同擁有一件物品的所有權和使用權，那么這件物品便不允許再被他人侵占、把握。與其說“家庭倫理”“關系倫理”是對關系雙方的約束，不如說是假借平等的幌子，安放真正的鎖鏈。

1692年，位于美洲馬塞諸塞灣殖民地的塞勒姆鎮因為公眾對巫術、疾病、痛苦的恐慌，再加上當地牧師、政府和紳士名流的煽風點火，上演了一場波及數百人的“獵巫”運動。如果說17世紀那場荒謬的、離奇的“獵巫”是宗教信仰與政治官僚合謀的一場可怖的鬧劇，那如今對一位女性的隱私侵犯，肆意的辱罵和“蕩婦羞辱”，又是怎樣的一出好戲。

Women is A mirror

社會“檢點”問題☆

為什么總有兩套標準☆

@TuTouSuo??

在個人社會化過程中，傳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通過與他人的溝通，作為自然人的個體習得了符號系統，從而理解了在不同場景中如何活動、說話、把握關系的規則。由此，“符號”成為個體與社會發生連接的重要中介，也是個體對自我的認識，主體性生成過程中會受到社會既有話語權力建構的原因。

法國精神分析學者雅克·拉康將語言看作是先驗于主體存在的對象，認為語言會制造個人的主體意識，因此人在獲得對性別的認識之前，就已經成為被性別的話語結構所捕獲的“獵物”。正是考慮到社會性別（Gender，與生理性別Sex相互區分）是被話語建構的產物，所以才有了波伏娃那句著名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

話語極其擅長躲藏在道德習俗的常識、政治法律的權威的庇佑下，作為一種潛隱劇本巧妙地為公眾設置行為規則與思想邊界。例如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克里斯蒂瓦就把社會中“孩子隨父姓”的習俗規范定義為對女性生育功能的否定，是對母親身體的壓抑。「姓氏」在從禮俗上講，很大程度上是作為家庭地位的尊卑與權力關系的強弱而存在的。《紅樓夢》中林黛玉初入賈家的那晚用膳，賈母見黛玉推讓不肯坐上位，便笑道：“你是客，原該這么坐。”一句“客人”，便就揪出了一整套長期盤踞在社會文化制度中的“女兒”與“兒子”的內外區別，而這外孫與孫，又是著重凸顯在那“姓甚名誰”上。

還有那男子濫情為“風流”，寶 玉對黛玉的情叫做“管它 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而黛玉對寶玉的意，確要是那上輩子還淚的絳珠仙草，要一生一世離恨天般的鐘情。 要去窮舉這些躲藏在話語中的例子未免要說上三天三夜不眠不休，最終女性終是如夢初醒，才驚覺、驚嘆為何伍爾夫會說出：“Women have no country（女性沒有家園）”。

于是問題也就自然地過渡到了另一個維度的另一重難題：當我們嘗試理解并反抗這套從未以強制的形式出現的話語時，卻發現人類（human）是男性，第三人稱指代的普遍的個人是“他”，而茨威格寫下的人類群星閃耀時，竟沒有一顆星子，留給了女性。

這也就不難解釋，那些女性面對的、在同樣是關乎“性”的命題上的 “雙重標準”是為何產生。它就真真切切地誕生在家庭的權力關系分配中；發生于一次姓氏的命名里；無限地流淌在數百年、上千年的歷史里，女性作為奴隸、作為戰利品、作為商品、作為繆斯、作為圣經中的圣母、神話里的愛神時，被剝離的主體意義。所有那些通過話語的影響被賦予在她身上的高潔的想象、神圣的光環、美好的愿景，不過是為了滿足消費者對商品完美無缺的期待，是為了獲得獎杯時，光亮無暇的鏡面上，投射出的勝利者的快意大笑。

這樣說來，“兩套標準”根本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它恰恰太正常、太正確，以至于就連男人們在努力地扮演一位冷靜、客觀、自詡“眾人皆醉我獨醒”的角色時，都自然而然地把它們作為旗幟一般高高舉起，告訴所有人：“我看似在幫助女性說話，但其實我已經愛死這兩套標準了。”

☆ 私人問題為何要被公共聲討？

如何才能讓一場“獵巫行動”更加徹底，必須要讓它從簡單的私人事件進入公共視野，越龐大的體量的參與者越難以完全理解事實的全貌，當絕大多數人都只是簡單的離場介入者時，真相才有可能變成某種主觀的想象和難以被澄清的結果。

社交媒體擁有這樣的力量，它能夠在讓每一個觀眾通過碎片化的伴身性移動終端加入一場混亂的輿論，在現實空間中創造出臨時的參與情境，使其看似在各種零散卻又豐富的各種觀點和爭辯中來回穿行，最終又被不得不被無數生活的瑣事拉回到其他的場景中去。

注意力的稀薄和分散使看客們開始大量地使用過去習得的社會行動經驗，對女人的一貫鄙視和嫌惡最終占了上風，在這里，“厭女”于男性的表現是“一個不服從社會秩序的女人”，挑戰了對男性的忠誠與對性的貞潔；而在女性那的呈現，又變成了“不自愛”“自作自受”的反感，迫不及待地將其驅逐出自身的群體范疇，以“脫軌者”的角色，劃分出“她”與“我們”的楚河漢界。

這兩種思想本質上都有著一模一樣的：對父權制的遵從，對女性客體化的認同與追逐。

回到先前的那個問題，為什么私人問題要被公共聲討？除了社交媒體極大地泛化了眾人討論的場景，使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毫無間隙地相互融合，個體隨時可能進入公共討論視野，成為聚光燈下的主體，還有那低廉的、幾乎沒有門檻的討論主題：性、道德、常識，只要涉及的內容專業化程度越低就越容易被眾人關注。

而關注的后果，便是大量的虛假信息與謠言泛濫，真相在圍觀中逐漸隱匿。不過，這次事件里還有一位推波助瀾的好手：新聞媒體。

真是應了那句話，流量時代，新聞人也變得面目猙獰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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