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中原突圍路上—— ‘陳副政委，雨這么大，歇口氣吧？’ ‘歇？山路不會替我們等。’” 那一夜，雨水夾著槍聲，山風透骨。一個個背著彈藥的戰士都在泥水里打滑，唯獨那位拄著樹枝的女同志，嘴唇發白，卻不肯慢半步。她的職務高于王樹聲，卻從不自稱首長；別人要抬她，她甩一句：“我是泥捏的嗎？”硬是跟在隊伍最前頭。她叫陳少敏，江湖上更響亮的外號是“陳大腳”。

回想她的少年時代，不得不說有些叛逆。清朝遺風還在，鄉里女孩幾乎人人裹小腳，陳少敏偏不。祖母拿束帶來，她扭頭就跑；父親罵，她躲到河邊哭一陣，再回來照舊赤腳。鄉親們笑她“陳大腳”，卻沒料到這個外號日后成了敵軍心頭噩夢。

1934年，她化名“老方”在山東黃縣一帶做婦女解放工作。白天扮郎中抹胡子，夜里裝農婦背草筐，穿行在教堂與祠堂之間。千口村的天主教堂強占趙家祠鐘，敲得全村睡不得覺，還打傷抵抗的鐵匠。陳少敏領著一群“叩頭會”大嫂殺進去，硬把鐘抬走。鞭炮炸得震天，民心卻安。從此國民黨布告欄多了一條重金通緝：“共黨女匪首大腳老方”。

抓捕與反抓捕像貓捉老鼠。敵人進村，她從后嶺翻出去；敵人撤，她又回來主持夜校。她越逃越火，1937年便被調到豫鄂皖根據地，擔起支隊政委。那年冬天，隊伍夜渡汝河，一匹受驚的馬嘶聲劃破寂靜，河東日軍探照燈打過來，子彈潑雨。戰士眼神都在問：打不打？陳少敏側耳聽了幾秒——槍聲散亂，說明敵人摸不準位置。她僅揮手：“隱蔽，別回禮。”幾分鐘后，日軍火力停了，部隊順勢潛進密林。天亮前，她布下十人突擊隊炸翻一列敵軍運兵火車。日軍指揮山本太郎逃得僥幸，落荒前只看清一個高舉手槍的女將。多年后他來華訪問，站在已頭發花白的陳少敏面前，身體卻先彎成九十度，“佩服”兩字連說三遍。

槍林彈雨之外，她也曾有短暫柔情。1930年，黨組織安排她與任國楨假扮夫妻開展地下工作，兩人朝夕相處，假戲真成。第二年，她剛抱上女嬰，丈夫便犧牲，孩子也因貧病夭折。悲痛沒把她壓垮，她把襁褓收進背包，當紀念，也當警鐘。西安事變后，她在延安黨校遇見同樣喪偶的涂正坤，兩顆漂泊的心自然貼近。偏偏戰火里消息易亂，不久傳來“涂妻尚存”的電報。當天夜里她合衣坐到黎明，天亮開門第一個去找涂正坤：“從今往后，我們是戰友不是夫妻。”那句“我是在黨的懷抱里長大的”沒帶眼淚，卻帶刀口上的決絕。

抗戰相持期，敵后根據地缺鹽缺布。毛主席提出“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陳少敏第一個卷褲腿下田。她指導紡線、釀酒、種棉，邊區人笑吟小調：“陳大姐，種白菜，又肥又白人人愛。”后來后方推出一款卷煙，大家干脆命名為“女將軍”牌。粗紙包裝，銷量卻趕超同類。那幾年，“陳大腳”不只是代號，更成了節衣縮食也要硬氣活著的象征。

抗戰勝利，部隊整編為中原軍區。王樹聲任司令員兼政委，陳少敏列常委、任副政委，是當時七大戰略區首長中唯一的女性。有人小聲嘀咕：“女同志當到這么高，可稀罕。”她笑：“稀罕？革命不是賣唱，憑的是能耐。”

1946年初夏，蔣介石調集近十萬兵力合圍大別山，企圖“一月清剿”，中原突圍隨即展開。出發前夕她染瘧疾高燒，警衛熬了碗稀粥，她搖手：“留給重傷號。”行至大洪山腰腳下，擔架又抬到面前，她把帽檐一掀，瞪圓眼：“我是泥捏的嗎？”說完拔根樹枝當拐杖，硬撐著兩天兩夜，不落隊。雨淋得靴子能擰水，她把腳套一甩：“大腳怕濕？開玩笑！”若干年后，參與突圍的老兵回憶最深的場景不是那次激戰，而是那只樹枝在泥里一點一點戳出的腳印。

青島解放時，她臨危受命主持接管，穩定工廠，調停工人和港口老行會糾紛，三天之內碼頭裝卸秩序恢復如常。新中國成立后，她調到全國總工會，先管紡織，再抓女工權益。她推著小板凳跑遍上海、天津、青島的車間，記錄女工懷孕后腰腿痛的普遍程度，催生了第一個行業母嬰室標準。有人問她：“從軍隊到工會，會不會落差大？”她說：“敵人沒了，問題還有，崗位不同，目的不變。”

1964年，北京迎來一個特殊客人——當年逃生的山本太郎。外交場合允許握手，她卻只微微點頭。會后同座的人好奇：“你不生氣？”陳少敏淡淡一句：“他已是客人，舊賬讓歷史留著。”

直到逝世，她從未被授予軍銜。原因很簡單，建國時她已調離部隊，評銜文件不涵蓋工會系統。有人替她惋惜，她擺手：“銜是軍裝上的星，我要的是心里的星。”灰藍色粗呢大衣穿了十多年，袖口打了補丁，依舊干凈筆挺。晚年偶有老兵登門，她總先問近況，再聊當年：“那趟突圍，不是我一人硬。要是沒有大伙抬著彈藥，我也欺不了那陣子雨。”

陳少敏離開后，河南一位老人寫下八個字送她——“大腳行遠，故土生春”。讀來樸素，卻貼切。她從赤腳少女走到中原首長，從沖鋒陷陣到維權工會，步步都踩實泥土。也許這就是她拒絕擔架時的底氣：泥巴裹腳，才知道路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