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儲佩君 孟珂珂

編者按：陳垣校長擔任輔仁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達45年，他研究了一輩子中國史，深愛了91年自己的祖國，結果自身也活成了中國史里面動人的篇章。

既是“國寶”，當走出北師大，其智慧之光為全體國民共享。陳垣圖書館（江門市蓬江區圖書館）整理陳垣校長各類資料，委托梅明顧問作公益發布，以方便學術研究，推動教育進步。）

摘要）陳垣先生在前人工作成果之基礎上，重新考訂了二十史中的月日，又加入西歷和伊斯蘭歷，編著《二十史朔閏表》。這是史學研究必備的工具書之一，可以用來互推中歷、西歷和伊斯蘭歷的年月日，解決了歷史文獻應用過程中因為歷法不統一而產生的諸多問題，并開創了歷史年代學。

后續甘肅武威磨咀子漢墓竹簡、臨沂銀雀山漢簡等材料接連出土，考古學、天文學史等方面的學者參與研究，使得漢初歷法問題有了更豐富的研究成果，對《朔閏表》中的漢初歷法進行了補正，促進了歷史年代學的發展。

關鍵詞）陳垣；《二十史朔閏表》；銀雀山漢簡；歷法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中國史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國史家參照西洋治史方法，同時吸收中國傳統史學方法的長處，做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陳垣先生就是帶領中國史學走向世界的先驅者之一，在歷史研究領域成就頗豐，他所編纂的《二十史朔閏表》《中西回史日歷》等工具書為中西交通史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之所以要勞心費力得編纂這樣一部年代學工具書，與他的治史態度密不可分。

首先，陳垣先生一貫重視歷史工具書的使用和編纂。自1920年起，陳垣先生在進行文津閣版《四庫全書》整理工作的過程中，先后編寫了《四庫書目考異》《四庫撰人錄》《四庫書名錄》等工具書，先生認為，通過工具書來治學求知，事半功倍，能使學人“以最經濟的時間得最多的效能”。

其次，先生治史，精于考據。陳垣先生的史學研究借鑒了乾嘉學者的精密考證方法，他自述，“重考證，服膺嘉定錢氏”。與錢大昕一樣，他在治史過程中給予年代學問題上足夠的關注和重視。

趙光賢先生在懷念其師陳援庵的文章中強調過年代的重要性：“歷史與年代密不可分，如年代現后倒置，或時日錯誤，則失史實之真。歷史如失真，則不成為信史。”對歷史年代的細心考證始終貫穿先生治史之始末。

最后，陳垣先生編著歷表是與他的研究方向是分不開的，先生的研究領域包括中西交通史研究、宗教研究和元史研究等，曾先后發表《元也里可溫教考》《火祆教入中國考》《摩尼教入中國考》等著作。他的歷史研究重視擴充史料范圍，善于運用精審的歷史考證解決疑難。

這些研究需要用到大量的中外資料，然而原始史料中的記載紛亂，使用歷表各異，給史學研究造成了極大的不便，需要經過復雜的換算使得年代統一，費時費力還極易出錯。

他意識到，在進行中西交通史研究時，年代學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需要一部工具書來幫助歷史工作者解決這些問題。在《中西回史日歷·自序》中，先生云：“茍欲實事求是，非有精密之中西長歷為工具不可。”

陳垣先生先后編纂了《中西回史日歷》和《二十史朔閏表》，通過這兩部歷表，可以準確快捷地進行中歷、西歷和伊斯蘭歷的互換，為歷史研究者們帶來了方便。

一、《二十史朔閏表》編著過程

陳垣先生自早年起就重視年代學，1907年，著《說正朔》一文。

自1922年起，陳垣先生正式著手進行歷史年代學的整理工作。他先制定了《回歷歲首表》和《中歷西歷歲首表》，前者可以通過伊斯蘭歷歲首求中西歷的年月日，后者可以用中歷歲首求西歷、伊斯蘭歷的年月日，也可用西歷歲首求中歷、伊斯蘭歷的年月日。

然而，因中歷置閏的問題，僅知道歲首還難以求得歲首以外的月日。為此，他對文獻中所記載的中國兩千年間的朔閏干支進行了仔細的考證，編為《中回歷月表》《中西歷月表》。

在此成就之上，他又編寫了《中西回史日歷》和《二十史朔閏表》（為方便敘述，下文稱《朔閏表》）兩部年代學工具書。

《中西回史日歷》以西歷的表格作為基礎可以推算出中歷、伊斯蘭歷的具體日期；《朔閏表》則以中歷為基礎，可推算西歷、伊斯蘭歷的具體日期。書末還附有魏蜀吳朔閏異同表、陳周隋朔閏異同表和7個日曜表。

《朔閏表》的編寫是以中歷為參照標準的，因此首先需要厘清中國的歷表。中國歷表十分龐雜，自漢以來，出現了100多部歷法，所頒行使用的就有50多部。陳垣先生首先劃定了時間范圍，將中歷年代定于起自漢高祖元年，即公元前206年，止于1940年（1962年修訂本增加至2000年），歷漢至清20個朝代，因此取名“二十史”，將這二十史中所頒布歷法的朔日干支加以考訂，繪制成表。

在歷表考訂過程中，陳垣先生參考了大量文獻資料，其中主要包括劉羲叟的《長歷》、耶律儼的《遼宋閏朔考》、錢侗的《四史朔閏考》和汪曰楨的《歷代長術輯要》等。

劉羲叟的《長歷》原文已經佚失，僅在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目錄》一書中得以部分保存。該歷年份起自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止于后周世宗顯德六年（956年），前后共1165年，歷14朝，所依據的歷法有20余部，對其所行用年份和具體歷日干支進行復原和考訂。

另一部重要的參考資料是清人汪曰楨的《歷代長術輯要》，這部書使用歷代所頒行的數十種歷法，完整地推算出2500年的歷譜，而且將正史中不可勝數的歷日盡數考訂了一遍。這是陳垣先生主要的參考書之一，經黃一農先生的比對，唐代和遼代的朔閏表“與汪書幾乎無一不合”。

陳垣先生在重新考訂了二十史中的月日之后，又加入了西歷和伊斯蘭歷：《朔閏表》中自漢平帝元始元年加入西歷，唐高祖武德五年起加入伊斯蘭歷，如此可互推中、西、伊斯蘭歷年月日。

在《朔閏表·例言》中，先生分別梳理了中歷、西歷和伊斯蘭歷這3種歷法的沿革，并指出3種歷法的不同：中、西、伊斯蘭歷的紀年、紀月之法各有不同，中國古代紀年大都以干支和年號紀年，難以直接與西歷、伊斯蘭歷的具體年份對應；西歷使用的是純陽歷，中西歷法雖一年長度大體相同，有365 天多，但歲首存在差別，一般西歷歲首位于中歷歲末；伊斯蘭歷，即阿拉伯史書所用的赫吉拉歷，使用的是純陰歷，一年長度354天多。伊斯蘭歷不置閏月，因此每年歲首不定。每積三十二三年，就比中西歷多出1年，每100年比中西歷多出3年多。如不了解這3種歷法差異，在史料的運用上必然會出現許多錯誤。

3種歷法置閏規則也有不同：西歷閏月與朔日確定；中歷的閏月不定，朔日也不定；伊斯蘭歷單月30天，雙月29天，每隔兩三年有1閏年，閏月設在十二月，因此具體到每月則還需要逐步考訂。

不單要解決歷法的不同，在制表的方式上，如何將3種歷統一起來，令使用者便于查找，陳垣先生也是煞費苦心。因為只有便于查找，才能在最大程度上發揮一部工具書的作用。

先生最終設計出適用于各種情況、便于使用查找的表格樣式：以中歷為基礎，每頁10年，分10列，每列一年。最前一行是朝代、帝號和年號紀年。每頁右下角是伊斯蘭歷和西歷紀年，其數字都是本頁10年的第一年，知第一年則可知這頁其他9年的伊斯蘭歷和西歷。最右側劃分13格，是中歷正月至十二月及閏月，自唐高祖武德五年后增加一格，是為伊斯蘭歷。

中國古代有建亥、建子、建丑、建寅等多種歷法，即歲首在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或一月。歲首不同則與西歷、伊斯蘭歷互算產生影響，《朔閏表》也將不同歲首標示了出來。因此，文獻記載之某日，通過此表，可以快速查得它處于其他兩歷的某一日，十分方便。此外，卷末還附日曜表7，每表4年，何年起應用何表，悉以數字記于眉端。

1926年4月，《二十史朔閏表》得以出版，是“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叢書”之一。它是陳垣年代學研究的重要成果，一出版就引起了極大的轟動，成為研究歷史非常重要的工具書，史學界幾乎人手一部。

《朔閏表》解決了史學界的很多問題，民國時期著名學者陳慶年致函陳垣先生時曾舉一事例說明《朔閏表》在歷史考據中的重要作用：黃巢攻陷廣州的年代，《唐書》本紀和《通鑒》均記載在唐僖宗乾符六年，而《舊唐書·盧攜傳》和《五代史·南漢世家》則記載為乾符五年。

根據阿拉伯人記載，此事發生于伊斯蘭歷264年，此前因無法將伊斯蘭歷和中歷對照，即使有這條記載，卻難以為證，直到《二十史朔閏表》考訂后，則可知伊斯蘭歷264年為乾符四年八月初三日至五年八月初二日，乃知《舊唐書》和《五代史》更為可信。

因此，陳慶年盛贊陳垣先生：“即此一端，尊著之有功于考據界，豈不偉哉！”

二、漢初歷法討論與新材料的出土

《二十史朔閏表》是從公元前206年漢高祖元年開始編訂的，自然囊括了漢初漢武帝太初改歷之前103年所行用的歷法。然而，這一時期所行歷法在學界長期存有爭議，爭議點主要集中于漢初到底是使用《顓頊歷》還是《殷歷》。

根據歷史文獻記載，漢初用《顓頊歷》，例如：

《史記·歷書》：“漢興……是時天下初定，方綱紀大基……故襲秦正朔服色。”《史記·張倉傳》：（漢初）“用秦之《顓頊歷》。”

《漢書·律歷志》：“漢興……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歷》，比于六歷，疏闊中最為微近。”

《后漢書·律歷志》：（漢初）“承秦用《顓頊》，元用乙卯。”

而問題在于，后人用《顓頊歷》推漢初歷法卻往往與文獻所記干支不合，而以《殷歷》推之所合者更多，這使得后世歷學家對文獻所載持有疑慮。

北宋劉羲叟用《顓頊歷》推算漢初朔閏不合，他認為“漢初用《殷歷》,或云用《顓頊歷》，今兩存之。漢繼秦，以建亥月為正”。

在劉氏表里，同時存在漢初朔閏使用《殷歷》和《顓頊歷》兩種不同的記錄。對于這種情況，錢大昕指出“宋崇文院檢討劉羲叟撰長歷，推漢初朔閏兼存顓頊、殷二術，則諸唐宋時尤存而今并無之矣”。

也就是說，漢初使用《顓頊歷》和《殷歷》兩種歷法的文獻記錄在唐宋時存在。《夢溪筆談》卷七《象數》載：“自《顓帝歷》至今見于世謂之大歷者凡二十五家。”

胡道靜認為這25家大歷中應包括《殷歷》，只是至清代多有散佚。

汪曰楨也認為：“漢初承秦制，或云用殷術，或云用顓頊術，故劉氏長術兩存之，今仍其制。”同時以《殷歷》和《顓頊歷》進行推算，推算結果為“以史文考之，似殷術為合”。

陳垣先生在編纂《朔閏表》時，根據對文獻所記月朔再次進行考證，“他在《朔閏表·例言》中說：“漢未改歷前用《殷歷》，或云仍秦制用《顓頊歷》，故劉氏汪氏兩存之。今考紀志多與殷合，故從《殷歷》……漢末改歷前，仍秦制建亥，以十月為歲首，然不改十月為正月，不改正月為四月也。”因此，《二十史朔閏表》中的漢初歷法摒棄了《顓頊歷》，而采用《殷歷》。

根據歷史文獻記錄，漢初歷法一直未能得到完滿解決，而考古出土的歷日簡牘則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材料。新中國成立后，考古工作不斷發展，陸續有新材料出土，使得古代歷法問題有了更豐富的研究成果，促進了歷史年代學的發展。漢初歷法再一次成為學者們對比討論的對象。

《顓頊歷》和《殷歷》同屬古六歷。古之六歷，并同四分，早期推步歷法的編制原理基本相同，都為四分歷，主要區別在于歷元和建正不同，判斷早期歷法的屬性，主要依據歷元和建正。

歷元即歷法的起算點，一般認為，《顓頊歷》的歷元為“乙卯元”，《殷歷》的歷元為“甲寅元”。從歷元起算，按四分歷歲實（回歸年）365又1/4日、閏法19年7閏、朔策（朔望月）長度29又499/940日這幾個基本數據進行推步，便可求得每日干支。理論上，也可通過月朔干支來反求歷元，即可知當時所行用何種歷法。

首先將出土材料與《朔閏表》進行比對的是陳夢家先生。他根據1959年甘肅武威磨咀子漢墓出土的竹木簡牘，對武威漢簡年歷表進行了深入系統的研究，著《漢代年歷表敘》，專門討論了具有爭議的漢初103年的歷法。

他認為，從漢簡、漢代文獻和漢代實物銘文所綜合反映出的結果上看，雖有少量出人，但陳垣先生的《朔閏表》“大致上是符合實際的”。并認為漢簡和漢代文獻有部分不相合是由于傳寫、刊印時的訛誤，或是當時實際頒布實施用的年歷與推算是由天官根據天象臨時更訂而導致的。

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了一部《元光元年歷譜簡》，這是當年發現的最早、最完整的古代歷譜，它的出土將漢初歷法的討論推向了高潮。這批歷譜簡共32支，排比簡首的數字，可知其干支順序皆橫列。

其中一支簡上有十月至后九月的字樣，可知這批簡應早于漢武帝太初改歷。經與劉羲叟表比對，與元光元年歲首的晦朔大致相合，由此推知這是漢元光元年的歷譜。此簡自題“七年視日”，這是由于建元六年改元光元年，可能抄此歷時尚未公布改元，于是延續前元，寫作七年。

這部歷表所記錄的月朔干支與《通鑒目錄》、汪氏表及《朔閏表》同年的朔日干支有著明顯的差異。表1列出了《朔閏表》與《元光元年歷譜簡》的月朔干支和大小月比較，可以看到，在包括后九月在內的13個朔日干支中，有10個干支相同，3個不同，這是由于在《元光元年歷譜》中，十二月和正月為連續大月，造成了正月至六月這6個月份的大小月順序不同。而《朔閏表》中，六月、七月為連續大月，所以自七月至后九月，月朔干支又重新相合。

這份材料的出土為研究漢初歷法提供了十分寶貴的實物證據。學者們紛紛對此進行比較研究，其中最有影響的為陳久金、陳美東、張培瑜和張聞玉等先生。

陳久金和陳美東是中國著名天文學史專家。在國務院的指示下，“祖國天文學整理研究小組”成立，任務是對中國古代天文學史進行系統研究，兩位先生為研究小組成員。對新出土的《元光元年歷譜》，他們迅速進行了天文學角度的研究，于1974年發表了《臨沂出土漢初古歷初探》。

文中指出，按《顓頊歷》上元從正月己巳朔旦立春起算，推元光元年歷，則立春和13月的干全部符合，而用《殷歷》元從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起算，則與出土歷譜冬至日差一天，十月、十二月、七月和九月的朔干支各差一天。

因此認為，漢太初以前所行用的歷法為《顓頊歷》文章進一步推算了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至漢武帝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的朔閏表。對于《顓頊歷》朔閏表中朔干支不合的原因，二位先生提出了“借半日法”，即小余增加日法的一半470分。在使用了這種調日法后，所推算的日干支與文獻、出土資料中的實際朔日干支吻合度極高。

張培瑜先生是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臺的研究員，他系統地整理了太初改歷后的歷代歷法，又通過文獻和出土材料，對春秋戰國以及秦至漢初的歷法進行了深入研究，著有《中國古代歷法》（合著）、《三千五百年歷日天象》等重要著作。

對于漢初歷法，他曾發表《漢初歷法討論》，說明元光元年歷譜與《顓頊歷》和《殷歷》均有不合，故他認為古六歷上元甲子均由東漢學者推算而得，而并非秦漢時期實際所用。于是他拋開傳世歷法，直接從出土歷書出發，建構了一種新的四分歷歷法作為漢初歷法。

張聞玉先生于1990年發表《元光歷譜之研究》，再次依據元光元年歷書，提出了恢復原漢初歷法的新方案。他認為漢初所行用的《顓頊歷》實際上是《殷歷》的變種，歷元為甲寅元，只是歲首不同而已。陳垣先生之所以認為漢初行用《殷歷》甲寅元，正因為使用傳世《顓頊歷》的乙卯元來推算歷日，確有不合。張聞玉先生主張漢初歷法是以公元前202年為甲子蔀蔀首的四分歷。

可以看到，自元光元年歷譜出土之后，學界開展了關于漢初歷法的大討論。隨著此后考古工作的深入，有關紀年、歷譜的竹簡不斷出土，為歷法考訂提供了新材料。各位先生從出土的歷譜材料出發，對漢初歷法進行了很多研究，然而，至今依然未能出現一個統一的意見。

這是因為，歷法考訂是一件極其繁難的工作，不僅要求盡可能全面搜集各種文獻和遺物中的歷日記錄，而且復原工作本身就具有不確定性。

三、歷法復原的不確定性

陳垣先生去世于元光元年歷譜出土的前一年，未能見到新材料。在近一百年前，根據當時的資料，陳垣先生考訂出的歷日表已經盡可能與文獻契合。

此后，又有諸如周家臺簡牘、張家山簡中的歷書不斷被公布，為漢初歷法的復原提供了更多材料，也同時增加了歷法復原的復雜性。新材料不斷出土，研究也在不斷深入，如今看來，《朔閏表》中將漢初歷法考訂為《殷歷》，的確是有待商榷。但漢初歷法的復原工作依然困難重重。

在歷法復原中，所需確定者至少有二：一為歷元，二為歷法行用的時期。對于漢初歷法的歷元，學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學者認為，如文獻記載，顓頊用乙卯，殷用甲寅，從歷元始推，并在布算時加入了改正值，使之更符合實際天象；另一部分學者則跳出古六歷的框架，當時行用的歷法與傳世古歷無關，另有歷元，于是完全從出土材料出發，給出一個全新的推算出的新歷元。

但無論是加入改正值，還是推算新歷元，在文獻中都很難找到切實的證據給予支撐，只能通過測算，給出一個最優“擬合”值。

此外爭議點還在于漢初歷法的分期，太初改歷前是否發生過其他的改歷事件？改了幾次？

有學者認為，在漢高祖五年和文帝后元元年分別發生過改歷，如此推斷，可使朔日干支更加符合出土資料，可是依然得不到有力的文獻支持。這就導致了歷學家們各成一派，各自探求新的方法使數據相合而無法提供絕對正確的歷譜。

郭津嵩先生將年代學的研究分為兩支，一支是理論的年代學，也叫天文或數學的年代學，代表學者有陳美東、陳久金、張培瑜、曲安京等人，他們是專業的天文學研究者，所做的工作基于天文學和數學知識來進行復原。

另一支是應用的年代學，也叫作歷史的或技術的年代學，應用年代學研究歷史上曾經有過的紀年，包括推算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紀年紀時方式的差異及其相互關系，最終編定月日干支朔閏表，汪曰楨、陳垣等以《殷歷》作為漢初朔閏表的基礎，主要是著眼于年代學應用之變，而并不像一些學者所批評的，是對漢初實際所用歷法妄下結論。

郭津嵩先生指出，汪曰楨“清理史書月日的最終成果，呈現為詳細的文獻對比和校正，而朔閏表的推步則只是一個中間步驟，是為了建立一個相對可靠的參考系，故不必求其盡合”。對于陳垣先生也是如此，編著《朔閏表》旨在為史學研究者提供一個歷史的參考坐標。他考訂西歷和伊斯蘭歷，為治中西交通史奠定了研究基礎，這是毋庸置疑的。

歷來學者對陳垣先生在年代學上所作的貢獻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陳慶年先生評價此書“為史界未有之作”。

胡適先生也說過：“此書在史學上的用處，凡做過精密的考證的人皆能明了。”

徐朔方先生同樣肯定了《朔閏表》的成就，認為陳久金、陳美東先生的工作實際上是對本書的補正，直至今日，“《二十史朔閏表》仍然不失為有價值的一本好書”。

日本東洋史學創始人之一的桑原騭藏評價對陳垣先生的研究成果給予了高度評價，他在為《元西域人華化考》撰寫的書評中，列舉了陳垣研究的兩大特色：一是以中國和外國的關系為研究對象，二是具有科學的研究方法。

《朔閏表》不僅對歷史學研究具有深遠的意義，也為現代科學工作者進行天象復原工作提供了方便，例如中國科學院國家授時中心的天文學家劉次沅，在對各史天文志和本紀中的天象記錄進行校勘時，以《二十史朔閏表》作為直接比較對象，點校出文獻中的歷日差異27條。

陳垣先生曾說：“這兩書可能有錯誤，我先開個頭，將來可在這個基礎上改進，總會是后來居上的。”在他的努力下，“一人勞而萬人逸，一時勞而多時逸”，中國傳統的史學研究自此走向了世界，也走上了科學之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