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查沁君 肖芳
界面新聞編輯 | 文姝琪

2025年高考落下帷幕，另一場沒有硝煙的戰役——志愿填報，已經在成千上萬考生家庭之間悄然打響。

不同于以往的是，今年的志愿填報市場被徹底“AI化”了。

各類高考AI智能體廣告頻頻刷屏社交平臺，互聯網大廠攜最新大模型技術大舉入場，傳統填報咨詢師則繼續用“王牌課程”維系自己的高端客戶群。一時間，免費智能工具與動輒數萬元的“網紅課程”并存，讓原本就復雜的志愿填報博弈，變得更為微妙與激烈。

根據艾媒咨詢發布的最新報告，2025年中國高考志愿填報市場的付費規模預計達到10.9億元。AI技術的全面滲透，正將這門由千萬家庭托付厚望的生意，推向新一輪產業重構與競爭升級的臨界點。

高考志愿填報確實真正進入大模型時代了。

“這個行業只用了兩年時間就完成了產品形態的重新定義。”靠譜AI創始人劉建華對界面新聞表示，“沒有大模型參與的填報系統已被視為‘落后產品’，這從根本上改變了行業門檻。”

“信息孤島”

高考志愿填報早已不是“知道分數，選個學校”那么簡單。在高考制度變遷的背景下，這一環節的復雜性和專業性日益凸顯。

改革開放以來，高考志愿填報經歷了兩輪關鍵制度演進：1995年起從“估分報志愿”轉向“知分報志愿”，2008年起逐步推行“平行志愿”替代原有的“梯度志愿”模式。政策設計初衷是為了降低“掉檔”風險，但意外后果是——規則更復雜，選擇更繁復，填報難度顯著提升。

90后一代普遍經歷的是“老高考”填報模式，志愿數量有限，核心邏輯就是用現有分數匹配理想學校。但2015年后陸續普及的“新高考”制度，讓局面的復雜程度發生質變。

如今，除新疆、西藏外，全國各省均已進入新高考模式，分為和“院校專業組”和“專業(類)+院校”兩種填報方式。

前者仍以院校為主要考慮對象，只是高校將所有專業分為幾個大類（組），存在專業組內被動調劑的風險；后者雖不會出現志愿調劑，但可能導致有的高校熱門專業招生分數較高，另一些專業則較低。

新高考兩種主要的填報模式 制圖：界面新聞記者查沁君

以四川省為例，本科批次B段設置45個院校專業組平行志愿，每個志愿組下又可填6個專業，理論上最多可以填報270個專業志愿。而浙江等地，則采取“專業+院校”的方式，志愿數量高達96個。

對于多數家長和學生而言，志愿填報早已不是一個靠經驗拍腦袋能搞定的選擇題。難度提升之外，背后還存在一個結構性難題：信息極度割裂。

劉建華告訴界面新聞，志愿填報最核心的數據——各省歷年招生計劃、錄取位次、新開專業、批次線、體檢要求等，全部由各省考試院掌握，教育部也需等地方“報送”。商業機構更是需要通過這些權威渠道來獲取數據。

“沒有一個公開、權威、統一的數據接口”幾乎是所有從業者的共識。尤其是教育資源相對薄弱地區，家長和考生更容易陷入“信息孤島”。

“很多海淀家長自己就是半個專家，但更多地區，家長連平行志愿和專業組的區別都不清楚。”夸克產品相關負責人曾接受界面新聞采訪時表示，填報難度和信息不對稱共同構成剛需，志愿填報成為“第二次高考”不是夸張。

夸克團隊在實地走訪中發現，在湖南、貴州等地區的一些鄉村與縣級高中，許多考生獲得的信息非常有限。很多情況下，他們只是依據父母老師的建議，選擇聽說過的某個專業；或是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選擇了看似與學科相關的專業。然而，大學的學習內容與未來的就業方向，與他們擅長的高分科目無關。

更為普遍的現象是，一些鄉村考生在信息極度局限的情況下，往往會第一反應是選擇師范類專業，因為在他們的認知中，教師這一職業穩定，但實際上，這種基于狹窄信息源的選擇，很容易誤導學生選擇并不適合自己的專業。

“高考志愿填報報告的核心任務，實際上就是解決如何幫助考生獲取大量復雜的信息，并依據這些信息幫助他們做出科學決策。”夸克算法負責人蔣冠軍對界面新聞等媒體表示。

截至6月30日，夸克生成的免費志愿報告量已超一千萬份，其中來自三線及以下城市的用戶，約占50%以上。

難度與信息差的疊加，讓志愿填報從 “家庭任務” 變成 “專業服務”。當AI大模型在2025年成為技術底座，這個市場被徹底激活，一場圍繞“分數最優解”的戰爭已然打響。

進擊的AI

最早做搜索引擎出身的夸克，一開始瞄準高考填報市場，主要還是一個“信息整合商”的角色——把市面上的錄取數據、招生計劃整理起來，便于家長查閱。

“但那時市場數據非常少且零亂，也沒有更強的技術去做更強的服務。”蔣冠軍對媒體交流會上回憶。

真正的質變出現在大模型技術普及之后，AI不再只是信息匯總工具，而是決策輔助系統，承擔起更復雜的任務推理與風險評估。

從產品形態看，AI志愿填報已歷經三代技術：

第一代為靜態查詢工具，功能類似字典，用戶需手動輸入目標學校、專業和分數線；

第二代引入機器學習與預測模型，根據往年數據與考生位次給出推薦；新學校的成立、新學院的開設等，都會直接影響到招生情況。更大的挑戰出現在新高考政策的推出后，各大廠商需要根據新的規則調整預測模型。

第三代，即全面轉向“智能體”系統，以對話式AI提供交互式志愿推薦、專業適配分析與個性化路徑規劃。用蔣冠軍的話來形容，“當下能真正用大模型直接幫助用戶生成和解決非常復雜的決策任務”。

整體來看，當前主流AI志愿填報系統主要由三類玩家構成：一是官方平臺，如教育部主辦的“陽光高考”系統及各省考試院自建平臺。其特點是權威性高，但產品體驗薄弱，普遍缺乏智能交互能力。

二是互聯網大廠紛紛入局，正式將這一賽道推入巨頭競爭的階段。阿里旗下夸克提前入場多年；百度通過掌上高考數據接入自家大模型；騰訊則在QQ瀏覽器與元寶App中構建AI高考通體驗，字節則直接調用掌上高考數據，快速上線相關功能，優勢在于流量、算力和大模型技術。

三是以靠譜AI為代表的垂直創業公司，兩年前開始利用大模型做志愿填報產品，業務更聚焦，但需靠口碑突破品牌壁壘。

隨著各路玩家紛紛將基礎功能和數據集成到位，AI志愿填報系統的門檻逐漸被拉平，這里衍生的一個問題是，各玩家比拼的重點又是什么呢？

“真正決定AI系統高低的，不是大模型本身，而是底層數據和預測算法。”劉建華對界面新聞稱，大模型只是基礎設施，關鍵競爭力體現在以下兩點：

首先是數據源的全面性與精準度。

數據是志愿填報最基礎也是最核心的部分。目前，所有填報系統都需構建自己的數據庫。數據來源往往依賴各省發布的“志愿填報大本”，即紙質或PDF版的招生計劃和錄取位次。業內主流做法是“手搓”數據庫：購買資料、OCR掃描、人工校對。

但掃描過程容易出錯，劉建華例舉成，比如“O”和“0”、“l”和“I”常被混淆，還有學費信息漏零等，再加上省級數據與高校官網有時存在出入，導致數據差異極大。

“我們用了100多號人專門做校對，因為錯誤代價太高。”劉建華透露，大廠普遍不自建數據，依賴供應商數據包，而這些供應商之間也相互抄襲，“錯就錯一片”。

蔣冠軍則表示，夸克會從各省教育局、各大學官網收集數據，覆蓋約3000所學校、2000多個專業，準確率達99.99%，尤其對新專業等關鍵數據嚴格確保無誤。對于問答中的事實性數據，會通過比對校驗提升準確率。

其次是優化模型，訓練時通過大量數值校驗降低大模型幻覺率，雖無法做到百分之百無錯，但相比去年，在權威性、時效性及幻覺率改善上已有顯著提升。經內部評測，其幻覺率比市面上面向C端的通用模型降低60%-70%。

競爭關鍵之二在于分數線預測，這是志愿填報里最核心最難的部分。

比如，預測某大學某專業2025年的分數線，“這事理論上沒有唯一解，因為分數線得錄取完才知道。”劉建華稱，這背后有很多算法支撐，同樣一個學生，不同志愿填報系統給出的方案截然不同。本質在于各家對預估分和錄取概率的算法不同，而這部分通用大模型解決不了。

據其介紹，傳統填報系統基本按照過往三年專業在本省的錄取分數線和位次來算，權重設定大致為近三年分數線的70%、20%、10%，依據考生位次匹配專業線位。但這種方式缺乏對突發變量的識別能力——比如新設專業、學校更名、招生計劃波動。

靠譜AI的做法是，聯合國內Top2大學計算中心開發了“策圖法”模型，引入64個維度變量，進行向量化，通過相似性建模推導分數區間。比如，靠譜AI預測“武漢大學數學專業”2025年在河南省的分數線有75%的概率會落在661-671這個區間，有較大可能是662分。

“這套算法本質上是單獨研發的小模型，我們用21-23年數據跑24年預測并與實際對比，效果不錯，現在正等待2025年的數據進一步驗證。”劉建華稱。

在他看來，未來拼的不是誰模型大，而是誰預測得準——“家長的基礎期待是不滑檔、不退檔，更高要求是在有限分數內實現低分高報”。

“三角共生”

盡管AI日益強大，但在家長的信任體系中，真人規劃師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尤其是在關鍵決策時刻，面對看得見、能對話的真人，仍然讓不少家長更有安全感。張雪峰等網紅高報師的走紅，正是情緒價值與焦慮緩解功能的外在體現。

然而，張雪峰也面臨爭議，褒貶不一。雖然他的高報服務在市場上獲得了一定關注，但也被質疑為過度商業化和情緒煽動，尤其是他所推銷的12999元的“夢想卡”和18999元的“圓夢卡”，其價格高昂、數量有限的策略，令不少家長產生了不必要的焦慮與沖動消費。

“根本問題在于教育缺乏對學生興趣的培養，才會出現所謂的網紅指導學生填志愿的情況。”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對界面新聞稱，這些網紅指導實際上缺乏實質性價值，很多信息都是公開的，所謂的熱門專業和冷門專業也因人而異。

在他看來，學生如果盲目追求所謂的熱門專業，反而可能導致“扎堆現象”：學校盲目開設熱門專業，家長盲目追求熱門專業，最后扎堆報考，隨后熱門變冷門，這是現在志愿填報指導過程中最核心的問題。

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AI在填報志愿中的角色逐漸得到提升。如今，AI憑借其數據完整性和理性推薦，開始獲得越來越多家長，尤其是高知家長群體的認可。

那么，AI會替代真人高報師嗎？兩者之間的關系會如何變化？

“無論哪家接入AI大模型技術的服務機構，如果稱其在高考志愿規劃方面的能力強于人類規劃師，一定是不負責任的說法，至少這種說法不夠客觀，不夠全面。”教育學者梅金鎖對界面新聞稱。

他表示，AI的“幻覺干擾”還會抓取一些不靠譜的數據進行填充，一些不了解教育和招生政策的網紅的偏激觀點也可能被當做決策依據填充到方案里來，這就存在很大認知風險。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對界面新聞表示：“AI可作為志愿填報的參考工具，但不能完全依賴。”它在數據分析環節能提供參考，卻無法觸及每個人的優勢潛能等個性化層面。真正的志愿填報，既要了解和分析外部信息，更要認識自我，這是AI難以介入的部分。

“當前AI還替代不了人，但已經能替人做大量繁復的信息處理工作，真正決策的部分，未來仍由人來完成。”蔣冠軍稱。

在劉建華看來，目前的市場形態是AI、家長與真人規劃師“三角共生”。部分高知家長已傾向使用AI，因為其數據全面、邏輯清晰；但仍有大量家長希望與真人面對面溝通，獲得心理安慰與主觀判斷。事實上，技術進步并未讓“高報師”群體退場，反而催生了更多“AI+真人”的混合形態。

談及未來趨勢，劉建華向界面新聞預測，真人規劃師的市場份額將逐漸下滑，“張雪峰漲價就是信任感溢價的體現。”他認為，盡管真人規劃師短期內不會消失，但隨著時間推移，他們的市場地位會面臨挑戰。

儲朝暉則認為，高報行業整體發展與外部環境密切相關，尤其是考試招生制度。當前制度下，考生與高校直接接觸少、了解有限，學校招生自主權和學生決策自主權不足，這為志愿填報咨詢機構提供了生存根基；若制度改變，讓考生能直接對接學校，機構的生存基礎可能會動搖。

不過，一個殘酷的事實是，高考志愿填報的周期性顯著，其特點是——短時間、高流量，這意味著，業務天花板的層高有限，以此為生的機構將面臨增長瓶頸。

“如果企業只做志愿填報這一項業務，收入來源過于單一，肯定難以做成大公司。”劉建華坦言。

尋找第二增長點就顯得格外迫切，市面上也出現諸如生涯教育、高報師培訓等業務。靠譜AI也開始關注從高一開始的完整生涯規劃體系，包括選科、升學準備等，甚至為考研、考公、就業等后續發展提供建議。

熊丙奇同樣提到生涯教育的重要性。在他看來，當前我國的高考志愿填報問題，根源在于教育體系未能有效培養學生的興趣與自我認知。生涯教育，非傳統的勵志教育，而是基于學生個人興趣和發展方向來指導。

“分數高但對技能感興趣，可以選擇職業院校，不用盲目追求學術型人才；分數能進北大清華但不喜歡相關專業，也可以選擇不去，這才是生涯教育。”熊丙奇稱，這是長期工作，不是某個機構能解決的，涉及價值觀念的轉變。

“當前很多高中畢業生對自身優勢潛能缺乏認知，這是突出問題。”儲朝暉也表示，考生和家長短期咨詢的效果有限。志愿填報的關鍵是了解學生的優勢潛能，若機構能在高考前一年、半年甚至至少一個月早期介入，充分判斷學生的優勢潛能，后續志愿填報會更精準。

梅金鎖則認為，志愿填報業務本來就不該產業化，也很難產業化，否則就變成了“將?教育焦慮貨幣化?的危險游戲”。

在他看來，無論生涯規劃，還是高考志愿規劃師培訓，企業和社會機構需放棄過去收割焦慮的捷徑和意圖，放棄“替人選路”的簡單操作，回歸生涯教育的本質，?轉向?認知差賦能才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