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陸棄

近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正式提名第一副總理、年僅39歲的經濟學家尤利婭·斯維里登科擔任新總理，以期推動一場全面的政府改革。這一決定不僅象征著總理什米加爾即將卸任，也預示著烏克蘭進入一場“經濟轉向”的關鍵階段。戰爭已拖入第四年，西方援助趨于緊張，烏克蘭國內的財政、軍工、治理體系正承受日益沉重的壓力。斯維里登科的上位，更多是一個信號——澤連斯基準備在戰時結構內重塑權力路徑，并將經濟復蘇、礦產戰略、防務融資納入政治優先級。

提名斯維里登科，并非簡單的技術官僚調整。在經歷數輪部長換血與軍方高層重組后，澤連斯基選擇在總理這一關鍵位置動刀，顯然希望以改革者姿態重整執政節奏。什米加爾雖穩健溫和，但顯然已難以應對烏克蘭所面臨的全方位危機，尤其是在國內經濟凋敝、外部資金不穩、軍工轉型滯后的背景下，技術型強硬改革派成為政壇新寵。而斯維里登科的過往履歷，正好匹配這一角色：她是少數能與歐美資本、金融機構對接自如的烏克蘭高層官員之一，在美國主導的關鍵礦產談判中表現出足夠的談判技巧與政治沉著。

這場換將的深層動因，是烏克蘭內部資源再分配模式的臨界點。烏克蘭當前幾乎所有的財政支出都向軍隊傾斜，社會項目、人道援助則高度依賴歐美撥款。而隨著歐美援助日益進入“評估期”，尤其是美國大選臨近、歐洲經濟承壓，基輔必須面對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當外部輸血終將放緩，烏克蘭是否已具備內部自我造血能力？斯維里登科的上位，就是在試圖重建一個“自主財政”的路徑邏輯，其核心支點是國有資源，尤其是關鍵礦產、軍工產業與對外投資政策的重新整合。

她在與美國簽署的礦產協議中所展現的角色，并非僅是官僚執行，而是戰略架構師。這份協議背后涉及的不僅是原材料出口，更牽動著烏克蘭作為“西方戰略資源后備基地”的再定位。西方正謀求擺脫對中國在稀土、鈦、鋰等礦產上的依賴，而烏克蘭正好被視為可開發的新興資源地。這也是為什么華盛頓方面對斯維里登科極為重視，她不是傳統政客，而是能在產業政策與國際資本之間進行操作的“資源型政治家”。

因此，此次人事安排也可被視為澤連斯基對西方盟友的“政治投桃”。他向外界釋放了兩重信號：第一，烏克蘭愿意以更具效率與專業性的政府架構配合援助資金的使用管理；第二，基輔希望獲得的不僅是一次性的軍事撥款，而是基于共同產業鏈和資源配置的長期合作模式。這也符合烏克蘭近年來不斷強調的“聯合防御工業”概念：不只是要西方提供武器，更希望與其共同在烏克蘭設廠、生產、轉型，打造持久的安全經濟體系。

澤連斯基此舉也意在應對“援烏疲勞癥”蔓延的現實壓力。隨著俄烏戰爭時間拉長、前線推進乏力、沖突復雜化不斷加深，歐美政壇對“無限援助”的耐性已明顯下滑。在這種大背景下，烏克蘭不得不主動改變戰略話術，從“求援者”轉型為“合作者”，從單向接受轉向資源合作。而這就需要一位能理解西方資本運作邏輯、懂得經濟談判語言的政府核心人物。斯維里登科的經濟學背景與技術型官僚風格，正填補了這項轉型的權力空白。

當然，問題遠非一個人事任命所能解決。斯維里登科面臨的現實困境幾乎無解：戰時狀態下的經濟建設無法按照常規路徑推進；能源與物流系統屢遭攻擊，產業基礎動搖；國內軍工仍依賴蘇聯遺產，缺乏自主創新能力；而高通脹、高失業、人口外流則構成對社會穩定的持續沖擊。若不能在財政整合與軍工生產之間找到均衡點，即便擁有再多的政策工具，也將難以為繼。

烏克蘭政壇正在顯露某種“精英更替”的潛在趨勢。在戰時政治逐步演化為長期治理議題時，軍事、安全領域的話語權正在向掌握資源與經濟路徑的技術派過渡。這既是戰爭政治日趨制度化的必然，也是澤連斯基團隊為“后戰時代”做出的布局投射。可以預見，若斯維里登科成功掌控內閣并推動改革，她將不只是“總理”，而可能成為澤連斯基之后烏克蘭政治舞臺上最有分量的領軍人物之一。

此次提名也將成為對烏克蘭議會意志與政治生態的一次測試。澤連斯基政府能否順利推動這場總理換帥，不僅關系到對外政策的延續，也將影響國內政壇力量重組的速度。如若過程順利，則預示澤連斯基仍掌握政治主導權；若遇波折，則說明烏克蘭內部精英間的路線分歧正在加劇。

斯維里登科的崛起，是一場制度下的“非常戰時選擇”。她肩負的，不只是一個總理職位的行政任務，而是如何在戰爭延宕、資源有限、外援不穩的結構性逆風中，搭建起一條新的國家命運通道。從一名談判官員，到執政中樞的權力掌舵人，她的每一步，都被烏克蘭、也被外部世界高度關注。戰爭終會結束，但國家的修復必須從今天開始。在這條路徑上，烏克蘭只能選擇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