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名基層檢察院檢察官在辦公室翻看辦案數據時，眼神聚焦于“監督立案數下降”一欄。這份看似退步的工作“成績單”旁邊，卻放著幾份他今年發出的糾正違法通知書——其中一份推動公安機關依法打擊了一個跨省詐騙團伙。

“如今，考核排名的壓力小了，但要把刑事訴訟監督做深做實，反倒更考驗真功夫。”采訪中，這名檢察官告訴記者。

這一基層檢察官日常工作場景，折射出2024年10月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作出“一取消三不再”、一體抓實“三個管理”決定后，全國檢察機關在向科學管理模式邁進過程中的轉型探索。不再進行考核排名后，刑事訴訟監督正經歷著一場從“數字錦標賽”向“質效馬拉松”的深刻蛻變——這場蛻變關乎理念革新，也令檢察監督職能被重新審視。

數據升降間的深層轉向

最高檢黨組指出，刑事檢察全過程參與、全流程監督刑事訴訟，是檢察機關的基本職能，是中國特色刑事司法制度優越性的重要體現，是追訴犯罪、維護穩定、保障人權、守護公正的重要力量。

司法實踐中，有些基層檢察院存在案多人少問題，檢察官的主要精力多用于審查逮捕、審查起訴工作，沒有深刻認識到刑事訴訟監督的重要意義。

在“一取消三不再”之初，有的檢察人員特別是各級檢察院管理者，擔心取消了數據考核排名后，可能出現“躺平”現象，檢察官依職權開展刑事訴訟監督的主動性會有所降低。

從記者日前在多地采訪的情況看，隨著一系列一體抓實“三個管理”的措施先后實施，今年以來，刑事檢察業務的基本盤總體平穩，明顯呈現出回歸法律監督主責主業、回歸高質效履職辦案本職本源的取向和趨勢，刑事訴訟監督總體上呈現一定規模的高質效。比如，不少省級檢察院檢察長親自調研，分管副檢察長帶隊深入基層，推動刑事訴訟監督工作開展。

6月12日至13日，在全國檢察機關刑事訴訟監督經驗交流座談會上，最高檢通報了今年1月至5月全國檢察機關刑事訴訟監督數據。其中，刑事立案監督、偵查活動監督、審判監督等數據同比呈現一定幅度下降。

如何看待這個現象？事實上，決不能簡單以數據的升降“論英雄”。在上述幾個數據下降的同時，一些結構性變化更加值得關注——

今年1月至5月，偵查活動違法監督中，偵查取證違法、偵查措施違法、強制措施違法占比較2024年增加1.4個百分點，制發糾正違法通知書同比上升5.72個百分點。

“這組數據一定程度上體現出，檢察監督精度有所提升，監督力度有所增強。”最高檢普通犯罪檢察廳廳長侯亞輝告訴記者。

觀察相關數據的“升降”，深入分析數據“升降”背后的原因，是推動刑事訴訟監督工作實現質的躍升的有效路徑。“數據回落是擠掉水分、回歸監督本源的必然過程。”最高檢黨組成員、副檢察長苗生明指出，重辦案輕監督是制約刑事訴訟監督工作發展的關鍵因素。

這句話切中肯綮，因為在司法實踐中，確實有少數檢察人員不能正確處理辦案與監督的關系，監督職責意識不強，監督自覺性主動性不強。比如，把辦案當作法定職責，而認為監督是可有可無的事情，從而只顧辦案、忘了監督。

“辦案是法定職責，監督同樣是法定職責，應當監督而沒有監督就是失職失責。”全國檢察機關刑事訴訟監督經驗交流座談會明確指出。

監督不是考核報表上的“作業”

在今年5月舉行的政法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上，最高檢黨組書記、檢察長應勇強調，加強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維護執法司法公正，是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的明確要求，是憲法法律的明確規定，是檢察機關必須承擔好的政治責任和法定職責。

這意味著，依法履行刑事訴訟監督職責，是檢察機關必須擔負起的政治責任、法治責任和檢察責任。因此，無論是檢察機關整體還是檢察官個人，都不能只重辦理個案，而忽視基本職能建設。

時間回溯至2024年11月25日，最高檢舉行刑事檢察工作指導小組啟動會議。據了解，最高檢黨組決定設立刑事檢察工作指導小組，就是為了加強對刑事檢察全局性、協同性工作的研究指導、部署安排、統籌協調，強化對刑事檢察業務態勢與共性問題的分析研判。會后不久，各省級檢察院也陸續成立了刑事檢察工作指導小組。

不同于審查逮捕、審查起訴等“被動”受理辦理的案件，偵查監督，特別是立案監督和重大違法事項的監督糾正有其自身特點規律，需要檢察官主動作為，才能有效推動刑事訴訟監督基本職能的正確履行。

今年1月初，最高檢刑事檢察工作指導小組組織調研組深入兩個基層檢察院進行“解剖麻雀”式蹲點調研。經閱卷評查，在這兩個基層檢察院均發現了應監督而未監督的問題，這一問題引起了最高檢刑事檢察工作指導小組的重視。

此后不久，最高檢刑事檢察工作指導小組辦公室在對今年第一季度偵查監督辦案質效進行分析時發現，在全國范圍內還存在監督立案、監督撤案、書面糾正違法、行刑正向銜接、糾正漏捕、糾正漏訴等6項主要監督數據均為“0”的空白基層檢察院。

究竟是個別地方辦案量小，確實沒有發現偵查監督線索，還是一些檢察官消極“躺平”，怠于履行監督職責？經調研發現，后者占比要高于前者。

今年3月，最高檢普通犯罪檢察廳結合上述發現的問題，有針對性地召開條線視頻調度會。經過幾個月的努力，目前監督數據為“0”的問題得到明顯改善。

事實上，從2024年11月至今，最高檢刑事檢察工作指導小組實體化運作7個月以來，最高檢普通犯罪檢察廳逐月對偵查監督工作的業務態勢進行多角度跟蹤分析，既有同比，也有環比、幅度比和結構比。

數據顯示，立案監督、偵查活動監督等主要監督數據的降幅放緩，部分地區實現止跌回升，刑事訴訟監督工作取得階段性積極進展。

一位基層檢察院檢察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提到，今年以來，該院對是否監督及監督意見有分歧的案件提請檢察官聯席會議16次，發出糾正違法通知書92件次。“監督不是考核報表上的‘作業’，而是能夠真正推動法治進步。”對此，他有著切實體會。

針對監督難點，因地制宜探索應對之策

加強和改進刑事訴訟監督，是一項長期性、基礎性工作，如何持續性、常態化地抓下去？

在全國檢察機關刑事訴訟監督經驗交流座談會上，最高檢有關負責人面對各省級檢察院分管刑事檢察工作的院領導，推心置腹地說：“作為刑事檢察工作指導小組組長、副組長的各位分管院領導，要把推進加強刑事訴訟監督作為當前需要大力推進的重要工作，以‘自提一級’的政治站位抓好工作的謀劃，以‘自降一級’的工作姿態抓好任務的落實，堅決不當‘甩手掌柜’。”

縱觀各地檢察實踐，針對刑事訴訟監督難點，也探索形成了因地制宜的“答卷”——

河北省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董開軍告訴記者，該院高度重視刑事訴訟監督工作，在今年召開的河北省檢察長會議、刑事檢察工作會議上，專門對刑事檢察監督工作作出部署，印發實施加強刑事訴訟監督的有關文件，推動研發建設刑事訴訟監督大數據智能化應用平臺，并成立偵查監督組、審判監督組，促推監督質效持續向好。

安徽省檢察院成立刑事訴訟監督專班，加強對刑事訴訟監督工作的統籌推進和總體指導，并專門編發了涵蓋12大類99項常見偵查活動違法監督情形辦案指引。安徽各市級檢察院均成立了刑事訴訟監督專班。

在江西，針對部分基層檢察院監督工作推進緩慢、監督意見落實難的現象，江西省檢察院及相關市檢察院直接下沉指導，分析癥結，開出藥方。比如一基層檢察院辦理的鐘某某盜竊某公司飼料案，對公安機關存疑不捕后有繼續偵查必要，而未繼續偵查予以撤案的問題，該省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丁順生包案，指導收集核實證據后監督公安機關重新立案，最終鐘某某被判處實刑。

山東省檢察院對監督規模下降、公安機關移送起訴后撤回等問題進行分析研判，提出對策。今年4月，該院專門選取2個監督數據降幅較大的基層檢察院開展“解剖麻雀”式蹲點調研、逐案評查，對發現的應監督未監督、監督不規范等問題進行通報，要求全省舉一反三。

在微觀層面，多地檢察機關通過專班統籌強化指導、一線蹲點精準把脈、個案剖析深挖癥結，逐步攻克刑事訴訟監督難點，探尋更易操作的抓手；在宏觀層面，這些探索共同指向刑事訴訟監督的深層轉型——從對考核數據的過度關注，回歸到對司法公正和法律監督本質的堅守。

（來源：檢察日報·要聞版 作者：史兆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