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半個月里，伊朗情報部門發動“雷霆掃諜”行動，在全國范圍內抓捕了700多名涉嫌為以色列摩薩德服務的“內鬼”。

然而，隨著調查深入，伊朗人震驚地發現，除了內部的間諜問題，他們長期信任的印度軟件和技術人員，竟然也在背后捅刀子，通過軟件后門向以色列泄露了大量敏感信息。

最先曝光這事兒的，是伊朗強硬派報紙《凱漢日報》（Kayhan）。作為親政府的喉舌，《凱漢日報》向來說話直來直去。6月30日，它直接點了印度的名，稱伊朗國內部分由印度企業開發的軟件，實際上成了以色列情報機構的“竊密工具”。

大家可能不太明白，以色列是怎么通過印度軟件手機伊朗敏感信息的，這一點咱們拆開了說。伊朗這些年在軟件開發上有短板，尤其是政府部門用的系統，比如出入境管理、人口信息登記這些涉及國家安全的軟件，自己搞不定，只能外包給外國企業。恰好印度軟件業在國際上也算有點名氣，價格還比歐美便宜。可伊朗人怎么也沒想到，他們挑中的印度企業，好多都是以色列的“白手套”。以色列情報機構早就在全球布局，專門找那些和目標國家有合作的第三方企業當“中間商”：先把軟件核心代碼、監控模塊賣給印度公司，印度公司再把這些技術包裝成“印度自研”，甚至直接換個界面、改個logo，就賣給伊朗。更絕的是，印度人在開發過程中故意留“后門”——比如在用戶登錄系統里埋個隱藏賬號，或者在數據傳輸環節加個“自動上傳”功能，這些“后門”的訪問權限直接給了以色列。伊朗這邊用軟件，以色列那邊就能實時接收數據：小到普通公民的出入境記錄、身份證信息，大到政府部門的內部文件、關鍵設施的位置，全成了以色列的“情報庫”。

說起來，印度的“后門文化”早就在國際上出了名。英國《金融時報》之前就報道過，印度通信系統里的“后門”像篩子似的，吸引了一堆國際監控公司上門合作。這些公司看中的就是印度軟件“方便動手腳”——印度企業為了接單子，對客戶要求有求必應，可轉頭就能為了錢給第三方開“綠色通道”。
就拿伊朗的出入境管理軟件來說，印度企業在開發時，表面上按伊朗要求做了數據加密，但實際上把加密的“密鑰”偷偷給了以色列；或者在軟件更新時，通過“補丁”悄悄植入監控程序，伊朗技術人員根本查不出來。以色列拿了這些“后門”權限，相當于在伊朗的信息系統里裝了“監控攝像頭”，想什么時候看就什么時候看，想調哪份數據就調哪份數據。

更諷刺的是，印度自己也沒少用以色列的工具監控自己人。
2023年8月，全球研究和倡導組織《商業與人權資源中心》(BHRRC)對外爆料稱，近些年，莫迪政府購買了以色列間諜公司一款名叫“飛馬”的間諜軟件，專門用來監控國內異見人士、記者和反對黨。“飛馬”能悄悄侵入手機，讀取短信、郵件、位置信息，甚至打開攝像頭偷聽；

有印度記者調查發現，2023年孟買反政府示威期間，參與抗議的學生和律師手機幾乎全被“飛馬”入侵過；2024年卡納塔克邦選舉前，反對黨領導人的通話記錄被完整拷貝到了安全部門的服務器里。

可以說，伊朗人現在估計腸子都悔青了。他們當初選印度，一是覺得“同屬發展中國家”，合作起來更放心；二是印度軟件業確實有幾把刷子，像班加羅爾的IT園區在國際上也算響當當。

可他們沒想到，印度企業的“節操”比軟件漏洞還多——為了賺外匯，根本不管客戶的國家安全，誰給錢就幫誰辦事兒。伊朗的出入境管理系統、人口信息庫這些“命門”，就這么被印度人當商品賣給了以色列。

以色列拿了這些數據，在以伊沖突中精準打擊伊朗的軍事設施、情報站點，甚至提前掌握伊朗高級官員的行蹤，你說伊朗能不“被揍得慘”嗎？

說到底，伊朗這事兒就是技術依賴的代價。要是自己能獨立開發關鍵軟件，哪會被別人卡脖子？

可現實是，全球軟件產業鏈高度集中，像操作系統、數據庫這些核心技術，基本被歐美企業壟斷。印度雖然自稱“軟件大國”，但90%的高端軟件技術還是得靠進口。伊朗這種技術薄弱的國家，由于被制裁，不太可能買得到歐美正版，只能選便宜但不靠譜的印度外包，所以不想被人留“后門”都難。

總的來說，伊朗的“雷霆掃諜”還在繼續，但這場風波留下的教訓，遠不止抓了幾百個內鬼這么簡單。它讓所有人看清：在國際博弈里，技術安全才是最硬的“護城河”。沒有自主可控的技術，再怎么防內鬼，也防不住“外鬼”從軟件里挖的“暗渠”。

伊朗人現在后悔信錯了印度，但更該后悔的是，當初沒狠下心來搞自己的軟件產業——畢竟，靠別人的技術吃飯，早晚得被別人“卡喉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