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C近日舉辦了一場每兩年一次的研討會，邀請了上千名部長、企業高管、政策制定者、分析師和記者，共同探討石油天然氣市場及綠色轉型的熱點問題。

我關注到在OPEC研討會中，每個人都掛在嘴邊的，是三個能源話題！從面上看，好像是討論石油市場趨勢和綠色轉型，實則是石油輸出國組織在時代巨變下的不得不思考的生存焦慮。

他們提出的核心觀點——“雙重策略”，即一方面發展可再生能源，另一方面持續投資石油天然氣以確保供應安全，這常常被簡單貼上“綠色洗白”的標簽。

不過深入一點來看，其實反而是這些國家基于經濟命脈的必然選擇。

沙特、阿聯酋、伊拉克等主要成員國的政府預算、社會福利體系乃至國家轉型計劃（如沙特的“2030愿景”）都嚴重依賴油氣收入。

立即切斷這根“輸血管”無異于經濟自殺。

因此，他們的策略核心是利用好油氣收入尚豐厚的“時間窗口”，盡可能延長其“夕陽紅利”，同時將巨額石油美元投入到未來賽道，比如沙特在新能源、氫能和礦業上的大手筆布局。

這本質上是一場關于“能源主權”與“全球氣候責任”如何分擔的博弈。

OPEC國家在強調：轉型可以，但代價不能只由我們承擔，新興經濟體發展的權利必須被承認。他們的賭注在于，關鍵減排技術（如大規模碳捕獲利用與封存CCUS、低成本綠氫）的發展速度會慢于預期，為他們贏得寶貴的轉型緩沖期。

支撐OPEC堅持這一戰略的核心依據是其對石油長期需求的判斷。

他們最新發布的《2050年世界石油展望》預測，從2024年到2050年，全球石油需求將增長1820萬桶/日，主要動力來自印度、中東和非洲的經濟增長和能源需求擴張，并認為石油和天然氣在全球能源結構中的合計份額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保持在50%以上。

這個樂觀的預測是OPEC成員國經濟和政治合法性的基石。然而，這個“增長敘事”背后隱藏著巨大的脆弱性和不確定性。

增長是真實的，但其速度和最終能達到的峰值高度依賴于諸多變量，電動汽車在全球尤其是新興市場的普及速度、各國能效政策的嚴厲程度、以及替代能源技術的突破性進展。

近期OPEC+（OPEC及其盟友，包括俄羅斯）決定在8月份加快增產步伐，額外向市場投放54.8萬桶/日原油，就暴露了其內部的焦慮。

阿聯酋能源部長馬茲魯伊直言“市場比人們所認為的更嚴重”，這暗示OPEC+可能通過內部數據感知到當前實際需求不如預期強勁（可能受高利率抑制經濟、中國需求復蘇緩慢等因素影響）。

這次增產，某種程度上是一次“壓力測試”，旨在試探市場的真實水位，防止油價因“預期差”而崩盤。

更關鍵的是，馬茲魯伊還罕見地承認了一個嚴峻現實。

不僅全球范圍內的石油剩余產能（即能快速動用的備用產能）在逐年下降，就連OPEC+內部也有國家無法穩定生產出它們承諾的產量。

這就直接動搖了OPEC+管理市場能力的根基了。

過去幾年，伊拉克、哈薩克斯坦、阿聯酋等國都曾因渴望獲得更高的生產配額（與其聲稱的更高產能匹配）而與組織產生摩擦。

隨著全球剩余產能這個寶貴的市場調節工具日益萎縮，這種內部關于“誰該多產、誰該少產”的配額之爭將更加激烈，成為聯盟穩定的“定時炸彈”。

他們以“石油庫存低”作為增產理由，但這庫存水平很大程度上是他們過去持續減產“主動管理”的結果，而非完全由異常旺盛的需求自然消化所致。

如果真實需求跟不上，這次加速增產反而可能加速市場轉向供應過剩。

與“需求增長”愿景形成尖銳沖突的是全球油氣行業面臨的“投資困局”。

OPEC呼吁，為了滿足未來需求并抵消老油田的自然產量衰減，從2025年到2050年，全球石油行業需要高達18.2萬億美元的投資。

國際能源署（IEA）的最新報告預計2025年全球石油投資將下降6%，這是自2020年疫情沖擊以來的首次年度下滑，也是自2016年以來最大的跌幅，煉油廠投資預計也將降至十年低點。

這種巨大反差的根源在于全球油氣投資正陷入一個“結構性悖論”和“信任危機”。

投資者——包括國際大型石油公司和金融機構面臨至少面臨著三個方面的不確定性，這是很致命的！

第一方面，石油需求的長期峰值何時到來？OPEC說2050年需求還在增長，但許多機構（包括IEA）認為峰值可能更早出現。

第二方面，政策風險巨大且搖擺不定。美國政策就是典型例子——拜登政府強調氣候行動和能源轉型，而特朗普若再次當選則誓言“釋放美國能源”，全力增產頁巖油，這種政策鐘擺讓長期投資決策變得極其困難。第三方面，來自投資者和社會的ESG（環境、社會、治理）壓力持續加大，使得資本流向油氣行業，尤其是傳統的上游勘探開發領域，變得阻力重重。

OPEC國家（尤其是沙特、阿聯酋等資金充裕的海灣國家）雖然呼吁投資，但他們更希望國際資本和石油公司承擔大部分上游投資的風險，自己則傾向于將石油財富投入下游煉化、石油貿易以及新能源等多元化領域。

這就形成了一個“囚徒困境”，沒有足夠的投資，就無法保障未來穩定的石油供應；而供應安全感的缺失，又會加劇油價波動，進一步嚇退尋求穩定回報的投資者——陷入惡性循環。

印度石油部長普里強調“價格必須穩定且可預測”，一針見血地點明了問題的核心。

OPEC+試圖通過精細的“供應管理”（增產、減產）來人為創造一個相對穩定的價格環境（通常在70-90美元/桶區間），以吸引投資。

但這個策略的成功高度依賴其內部成員國的團結自律（配額問題）以及外部需求的真實韌性，也就是避免經濟衰退導致需求坍塌。

而懸在OPEC+頭上最大的外部變量，大概就是美國特朗普了。

他的“釋放美國能源潛力”政策，意味著美國頁巖油產量可能再次迎來爆發式增長。美國頁巖油的特點是生產靈活、對價格敏感，其產量能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根據市場條件和政策信號快速調整，成為OPEC+精心調控全球供應的最大“擾動源”。

曾有分析師認為，OPEC+當前選擇“溫和增產穩價”的策略，某種程度上也是在為特朗普可能的政策做準備。

首先，避免在大選年讓油價過高。高油價會直接刺激特朗普攻擊OPEC“操縱市場”，并促使他全力推動美國增產，這對OPEC+極為不利。維持一個相對“溫和”的油價水平（比如目前的70-80美元區間），被視為更“安全”的選擇。

其次，為未來預留政策空間。如果特朗普的政策讓美國產量大增沖擊市場，OPEC+手里（雖然日益減少）的剩余產能和現有的減產機制，是他們能用來快速應對、保護價格的最后工具。

第三，核心成員國（如沙特）可能私下尋求與特朗普政府達成某種非正式的“共存”默契，避免重演2014年或2020年那種導致油價崩盤、兩敗俱傷的價格戰。

但美國頁巖油產業由眾多獨立生產商組成，決策分散，美國政府難以完全掌控，這使得任何“協調”都充滿變數。

所以，這場OPEC研討會一是透露了石油市場的諸多現實情況，二是清晰地展現了一個處于戰略防御但積極求變的石油輸出國集團，他們的核心目標是：爭取寶貴的轉型時間、確保油氣收入不斷流、并力爭在定義未來全球能源規則時擁有話語權。

為此，他們進行著復雜的多線作戰，在輿論上，持續為油氣正名，將其定位為“不可或缺且負責任”的過渡能源，挑戰激進的“立即棄化石”論調；在市場上，在短期需求不確定性和長期投資不足的夾縫中，通過精細的增產或減產操作，努力維持一個對其財政有利且能吸引投資的油價區間；在內部，則艱難地維系著OPEC+聯盟的團結，平衡成員國之間日益凸顯的關于產能和配額的矛盾；同時，海灣國家正利用豐厚的石油財富，大手筆布局新能源、科技和關鍵礦產，為“后石油時代”的國家生存和發展奠定基礎。

在之后的時間里，我覺得有幾個關鍵點將決定這場全球能源博弈的走向。

OPEC+能否將油價精準維持在既滿足其成員國財政需求（普遍需要80美元/桶以上），又不至于高到觸發美國頁巖油大規模增產或加速全球向電氣化轉型的“甜蜜點”？

伊拉克、阿聯酋等擁有增產潛力和意愿的國家，會否在2024年下半年再度挑戰現有配額體系，引發OPEC+內部緊張？

特朗普一系列相關的能源政策，會不會引發新一輪全球市場份額爭奪戰？

年底由OPEC成員國阿塞拜疆主辦的COP29氣候大會，會否成為OPEC展示其“負責任能源供應者”形象、并推動將CCUS等減排技術納入主流氣候解決方案的關鍵平臺？

而作為全球最大原油進口國，中國的經濟復蘇力度及其在交通、工業領域新能源替代的實際速度，將是檢驗OPEC那1820萬桶需求增長預測的最重要試金石。

從這幾個問題上看，這場研討會遠不止是行業趨勢的交流，它更像是一場關于未來全球能源秩序主導權的預演。

OPEC國家深知，依賴石油的“黃金時代”終將落幕，但他們的全部努力都指向一個目標——確保落幕的進程由自己掌握節奏，并在這場深刻轉型中，為自己贏得一張通往新時代的船票。

其挑戰之艱巨、策略之微妙、博弈之復雜，遠超表面數據與宣言所能涵蓋。

理解其背后的生存邏輯與戰略考量，是洞察未來十年全球能源版圖變遷的關鍵。

本文作者 | 東叔

審校 | 童任

配圖/封面來源 | 網絡

編輯/出品 | 東針-知識頻道（未經允許，禁止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