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元買一把刷子，卻索要2000元賠償；街區賣同款花灑的多家店鋪都因水效標識被投訴……一些以牟利為目的的職業索賠人瞄準小微商家、成長中的企業，利用商品標簽、標識問題等非實質性瑕疵，通過規模化舉報、威脅曝光或訴訟等手段惡意索賠。近年來，雖然有關部門已加大對此類亂象打擊力度，但半月談記者調查發現，惡意索賠仍有發生，而且在一些地方呈規模化、團隊化趨勢，有的甚至發展成“收徒”產業鏈，讓商家疲于應對，擾亂市場秩序，耗費監管資源。

專挑“軟柿子”，緊盯標識問題

賈女士在華東地區一市轄區經營一家雜貨店，雜貨店收入是其家庭主要經濟來源，但最近賈女士考慮閉店。“今年以來，我們已經受到十幾次職業索賠人舉報。”賈女士說，一旦被舉報，她就要將該款產品封存、返給供貨商，有時供貨商覺得她被舉報的次數太多，不愿意供貨。

“有的職業索賠人只要一來，就是集中舉報。”賈女士說，不久前一個職業索賠人稱在店里買的花灑水效標識存在問題，同時舉報了附近售賣該款花灑的四五家店鋪，最后協商每家店拿出近300元私了。

賈女士很無奈，她所經營的雜貨店售賣千余種小商品，很難對照相關法律法規，檢查每一款商品的標簽、標識等問題。

一家從事直播帶貨的電商公司負責人表示：“職業索賠人不會找國際大牌，因為大牌企業有龐大和專業的法務團隊應對；也不會找沒有名氣的企業，因為流量不高。他們往往找我們這樣的企業，知名度高，成長迅速，法務應對經驗不足，‘打假’時風險小、關注度高。”

半月談記者調查發現，有的職業索賠人往往專挑“軟柿子”捏，利用商家害怕行政處罰的心理，附帶“若不私了就曝光”“若不私了就起訴”的威脅話術，迫使許多經營者選擇“花錢消災”。

從這些職業索賠人惡意索賠的手段來看，他們主要針對商品的標簽、標識、標注問題。中部地區一鄉鎮的市場監督管理所副所長介紹，這類案件在他們接到的投訴案件中約占八成。

近年來職業索賠日益呈現規模化、團隊化的特點，令人憂心。湖北光靚律師事務所主任梁旭光律師告訴半月談記者，一些職業索賠人以牟利為目的，利用商品過期或者產品包裝漏洞等問題故意大量購入產品，再聚合成團體，甚至發展成專業的“打假公司”。

多地市場監管部門反映，市場類投訴舉報案件常在某個時間點集中出現，舉報人地域特征明顯，多是通過信函的方式進行投訴舉報或者是申請復議，而且話術和舉報材料的內容常常高度一致。

隨著有關部門加強對惡意舉報非法牟利行為的打擊，職業索賠人轉而借教授他人“維權”之名“收徒”。以“打假”等關鍵詞在網絡平臺上搜索發現，不少店鋪標榜“反打假”“支持維權”等字眼。

半月談記者以“想學習打假掙錢”為由詢問某店鋪，店家要求加上微信細聊。店家對半月談記者說，他以前長期從事職業索賠，2021年后，轉行為反打假人，通過收取服務費，教他人遇到職業索賠人時如何維權。如今，自己也教授如何“職業打假”，只需交3000元學費。他直言，這幾年政策變化很大，但只要把相關法律知識掌握到位，“打假”不是問題，且收益可觀，“幾單的利潤，可能就是普通人一年的工資”。

商家、監管部門不堪其擾

郭先生經營一家電子商務公司。他告訴半月談記者，2022年8月，一名職業索賠人以1.8元的價格購買了一把刷子，并在訂單中備注要求請勿使用某快遞公司。由于與該快遞公司的合作關系，且未注意到相關備注，商家仍使用該快遞發貨。

“職業索賠人收到貨后舉報我們未按照其備注發貨，并向我們索要500元賠償，后來又加到了2000元。相關部門受理后駁回了其訴求，但投訴長達半年多，其間該職業索賠人還不斷舉報轄區監管部門。”郭先生說，為擺脫無休止的騷擾，公司決定搬遷，搬離后所在的轄區不再重復受理，風波暫時平息，這一過程耗費四五萬元。

還有一些職業索賠人投訴舉報件消耗基層行政資源。因職業索賠人對投訴舉報處理結果不服，由此引發重復投訴舉報、纏訪、行政復議、紀委舉報等。中部地區某鄉鎮市場監督管理所數據顯示，所內接到疑似職業索賠人的投訴舉報件占全部投訴舉報量的60%以上，有的索賠人甚至同一個投訴舉報，以不同理由申請3份行政復議。

“來一個復議，我們起碼要騰出半天時間寫文書。”長三角地區某社區的市場監督管理所所長說，不僅如此，在履職過程中，程序上稍有不慎，個別職業索賠人甚至威脅執法部門給錢。

厘清判定標準，嚴厲打擊懲處

湖北今天律師事務所律師胡俊杰認為，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食品安全法等法規里規定的懲罰性賠償數額也有一定標準，但是職業索賠人突破了懲罰性賠償的規則。

2024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于審理食品藥品懲罰性賠償糾紛案件的司法解釋》，多項條文提及在“合理生活消費需要范圍內”支持購買者的訴訟請求。但在實際操作中，受訪市場監管部門執法人員反映，目前缺乏更加明確的針對牟利性索賠的判定標準，判定后的責任全部歸結于投訴處理人員，使其出于規避風險的考慮，即使能判斷其為職業索賠人，也寧肯按照正常投訴舉報處理。針對此，胡俊杰建議，明確法律邊界，尤其細化“合理生活消費需要”的判定標準，如購買數量、用途、頻率等，限制職業索賠人濫用訴訟權。

市場監管部門根據投訴的典型特征，有的案件基本可以認定為職業索賠人惡意索賠，但各個市場監管機構之間信息不互通，職業索賠人仍可跨區域得手。受訪對象建議，構建全國統一的投訴舉報數據庫，形成惡意索賠“黑名單”，實現跨區域、跨部門的數據聯動，進一步識別、監控惡意索賠產業鏈。

面對職業索賠人投訴要求，部分基層工作人員沒有吃透相關規定或為圖省事，直接讓生產廠家和投訴人聯系，滿足其經濟利益，使投訴人撤訴。這種處理方式無疑會助長牟利型惡意索賠案件數量增長。梁旭光建議，應明確受理門檻，按照責任分工落實投訴事項，規范投訴處理程序，同時加強行刑銜接，嚴厲打擊惡意索賠亂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