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陸棄

當地時間7月15日，歐盟理事會宣布依據“全球人權制裁機制”，對8名伊朗個人及1個伊朗實體實施限制措施，指控其“代表伊朗國家機構在境外嚴重侵犯人權”。這是歐盟近年對伊朗發起的又一輪針對性制裁，表面上打著人權旗號，實則夾雜復雜地緣算計，折射出當前歐伊之間乃至西方與伊朗在多個議題上的角力升級。隨著中東地緣格局震蕩、伊核談判陷入僵局、以色列與黎巴嫩邊境沖突升溫，歐盟此時出手，未免不讓人懷疑其“人權優先”的正當性是否真實，還是又一次借由人權議題服務更宏大的戰略意圖。

歐盟發布的這份制裁聲明，沒有公布涉事個人與實體的具體身份細節，也未說明“境外侵害人權”的具體行為，僅籠統指控他們與伊朗官方情報、安全部門存在關聯，涉嫌對歐洲境內伊朗異見人士實施威脅、騷擾甚至暴力行徑。這類模糊化、符號化指控，近年來已成為西方國家對非西方體制“合法化敵意輸出”的常規話術：不是通過國際調查或司法程序確立罪責，而是基于西方自身定義的“可信信息”直接下判決。而這種“預設立場—操作懲罰—再制造正當”的三段論路徑，恰恰正是全球南方國家對西方雙標批評的主要依據。

在這一背景下，歐盟此次制裁更值得注意的是“境外”二字。這意味著，伊朗被指控的“人權侵犯”行為并非發生在其本國國土范圍，而是通過某種形式跨境延伸至歐盟成員國。這種跨國管轄邏輯雖然披著人權外衣，實際正暴露出歐盟愈發頻繁在全球事務中“指哪打哪”的長臂干涉傾向。從俄羅斯到白俄羅斯，從中國新疆到伊朗，現在甚至連“發生地”都不再需要是“本地”，只要觸及其政治立場，歐盟就可直接宣布啟動制裁機制。這不是人權機制的國際化，而是其工具化和選擇性強化的典型表現。

要指出的是，這并非歐盟第一次對伊朗發起類似行動。自2022年伊朗爆發“頭巾抗議”引發全國性騷亂以來，歐盟已累計對數十名伊朗高級官員、執法人員及革命衛隊成員實施制裁，并凍結伊朗多家國防企業與技術公司的資產。而每一次制裁聲明的背后，幾乎都伴隨著伊朗國內或地區局勢的劇烈變化。這一次也不例外——就在歐盟宣布制裁前不久，伊朗與美國圍繞核談判的最后一次嘗試宣告失敗；以色列對黎巴嫩真主黨空襲升級，引發伊朗強烈抗議；伊朗國內改革派正醞釀對新任總統佩澤什基揚施加更多政策約束。此時歐盟出手，時機上的高度配合性令人很難相信只是“獨立決策”。

美國通過阿拉伯-以色列關系正常化、強化對沙特與阿聯酋軍事合作，已基本鎖住海灣地區的主要外交渠道。而中俄在伊朗、敘利亞、伊拉克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使得歐盟在地中海東岸的傳統政治空間不斷壓縮。于是，歐盟一方面無法擺脫對美國中東政策的追隨，另一方面又必須在政策層面找到體現“獨立性”與“價值觀外交”的抓手。人權議題，恰好提供了這類“道德制高點”，可供其在不涉入軍事沖突的前提下，維持對伊朗施壓能力的可見性與合法性。

然而，這種以人權為名的“技術性外交”，并未真正為伊朗國內民眾帶來更大自由。相反，它強化了德黑蘭政權的危機意識，使得保守派與革命衛隊陣營更易動員“外敵入侵”式民族主義情緒，對伊朗異見人士的空間構成進一步壓縮。更具諷刺意味的是，許多歐盟國家自身也正陷入移民驅逐、難民拘押、種族歧視丑聞之中。法國因驅散難民營多次遭聯合國批評；意大利對非法移民動用軍艦封鎖海岸；波蘭將數十公里邊境建為電網墻體。這種“人權僅適用于他國政府”的操盤邏輯，暴露出歐盟在推進全球治理時依舊未擺脫殖民式傲慢。

歐盟此舉也可能加速伊朗對自身外交布局的調整。過去數年，伊朗多次試圖修復與歐盟的關系，包括核協議重啟談判、釋放被囚歐洲人、開放有限商業通道。但面對歐盟在政策上不斷滑向美國立場，且對伊朗訴求日益冷漠，德黑蘭內部要求“徹底轉向東方”的聲音正逐漸獲得上風。中伊戰略協議啟動、中俄伊聯合軍演頻繁舉行、伊朗加入金磚與上合組織，這些信號表明，伊朗已在謀求擺脫“被西方定義一切”的被動處境。而歐盟一旦徹底失去與伊朗的互動管道，不僅其在中東事務中的能動性將進一步受限，更可能喪失在亞歐大陸一體化中的關鍵支點。

這種以道德優越論為基礎的制裁行為，很可能走入自身構建的邏輯陷阱。如果人權機制成為服務地緣戰略的便利工具，而非全球公正的價值基準，那么其合法性與說服力將不可避免地遭到侵蝕。更關鍵的是，全球南方國家正日益警覺并反感這類“雙標輸出”，甚至在國際組織內集體反擊。例如，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內部，已有多國呼吁改革現行由西方主導的議題設置與調查機制。此趨勢一旦成型，歐盟未來即便在真正的人權危機前呼吁國際共識，也將面臨信任赤字。

這使得問題回到了最初：歐盟到底是想借人權之名重塑外交影響，還是確有推動全球人權進步之愿？在當前國際秩序重構的浪潮中，這樣的質問不僅將來自伊朗，更將來自更多尚未接受“西方定義世界”的國家與人民。如果歐盟繼續執迷于“選擇性正義”與“象征性懲罰”，它終將失去以普世價值贏得世界尊重的最后一塊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