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通報多地、多個單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突出。圖/IC photo

據央視新聞報道，近日，中央層面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專項工作機制辦公室會同中央紀委辦公廳點名通報多地、多個單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突出。如有的縣在綜合考核中將違規開展的創建示范活動納入指標體系，有的鎮村為迎考需準備大量臺賬資料，加重了基層負擔。

而在海南通報的6起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典型問題中，違規收受禮品、違規接受宴請等幾乎成為共性問題。

權力異化是糾治“四風”亟待克服的難題

類似問題的一再出現，本質上還是“權力觀”出了問題。尤其在那些擁有“小微權力”的基層干部身上，權力更是異化得令人不適。

“小微權力”其實既不小也不微，盡管行政層級低，卻也直接面向廣大群眾。本是用來為民眾解決問題的“公章紅印”，結果到了有些干部手里，就異化成了欺侮人的道具，有時不“意思意思”，你的蓋章、審批就別想通過。

這些擁有“小微權力”的基層干部，總是表面上執行上面的紅頭文件，高喊“奉命行事”“按規章辦事”，背地里卻將這些紅頭文件，堂而皇之當成撈取好處的“尚方寶劍”。

一些領導干部將權力資源化、功利化、工具化，無視權力的合法來源，無視權力構成的社會關系，更無視權力的正當性是在行使權力中形成的。如，此次中央通報的典型問題中，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恭城瑤族自治縣脫離實際、盲目決策建設文旅項目，造成閑置浪費，本質上就是權力濫用的結果。

需要警惕的是，無論是擁有權力的干部們，還是普羅大眾，抑或許多知識精英，可能都未曾感知到這種趨之若鶩的“異化”。這顯然是糾治“四風”亟待克服的主要難題。

當權力與它的本義相異化，與它的來源相異化，無論是掌權者還是受權者，都已成為權力的附屬品，成為一種“異己存在物”。如一些人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從社會的公仆，搖身一變成了官僚，徹底模糊了權力的本質要義，陷入了權力異化的泥潭。

再回到“四風”問題上來，尤其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它的頑固性往往源于對權力運行認知的僵化與教條。正是“以會議落實會議”的空轉虛耗、“層層加碼”的負擔轉嫁，“吃喝違規”諸如此類的荒唐也便上演了。

有些人哪怕知道“吃喝違規”，哪怕知道這是層層加碼的結果，卻在權力的“強約束”以及長期形成的麻木心態下，依然不敢捅破那層窗戶紙，這就屬于典型的權力異化了。

大膽鮮明樹立正確的“權力觀”

今天要警惕異化了的“權力觀”，不僅要多一些“通變權衡”，更要持有一份清醒，以系統的思維，大膽鮮明樹立正確的“權力觀”。

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權為民所享、權為民所用，是指掌權者必須將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一切權力行為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從權力到權威，在于想群眾之所想，為群眾切實解決問題。

領導干部若能正確認識權力的來源、本質，在招商引資、政務服務等職責范圍內，始終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為出發點，權力異化又哪有生存空間？

所以，根治“四風”，必須從權力本體上正本清源，各級領導干部要從靈魂深處認同權力的公共屬性，真正敬畏人民、敬畏權力。如果一味以權謀私、權力尋租，只知唯上，從而不管百姓死活，那不如一句老話說得好，“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

“四風”問題一直如頑疾般存在，也無非是對“變通”的理解有所偏向。

與西方主客對立、不可以通約的哲學邏輯不一樣，中國傳統辯證法的精要在于“通變”。這主要強調主客互為前提，既要堅持原則，又要懂得權變，靈活把握事物的發展趨勢。

各級領導干部多少要具備一定的“通變”自覺。將“通變哲學”內化于心、外化于行，行使權力不拘泥于教條，以問題為導向，一切從實際出發，少一些從材料到材料、從文件到文件的機械化。

若能做到這些，形式主義的“花架子”、官僚主義的“官架子”自然就會少許多。當然，“通變”過了度，同樣會走向它的反面，甚至危害更大。

所以“通變”的前提是“權衡”。權衡二字，意味著行使權力必須實事求是。更確切地說，“權衡策略”就是要求在政策執行中把握變與不變，平衡好“上情”與“下情”“原則性”與“靈活性”“長遠目標”與“當下實際”等多重復雜關系，從而真正做到“執經達權”。

這就要求從更宏觀的層面，用普遍聯系的、全面系統的、發展變化的眼光，來看規范權力、整治“四風”問題，結束“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碎片化治理。

譬如App整治不應一關了事，要警惕“運動式糾偏”催生新的形式主義，從源頭避免“一刀切”。

權力觀涉及政治哲學，關涉權力的本質、價值及道德基礎。面對異化了的“權力觀”，不僅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還要實事求是，回到具體的社會實踐中，深植“人民至上”的本源，領悟“權衡通變”的辯證智慧，真正讓特權思想、家長作風、功利用權等權力的異化形態無所遁形。

撰稿 / 王小楊（媒體人）

編輯 / 遲道華

校對 /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