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難總結烏魯木齊的生活是怎樣的。這里沒有固定的樣貌，能看到山川，也能看到馬路，農民、牧民、工人都生活在這里，街上也有不同的面孔，漢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不同的人們，烹飪著不同種類的食物。

從地理位置看，一道天山把它和廣袤的地域分割開來。這里的人們習慣把山的另一側稱為“內地”，那是更先進、更豐沛的地方。這里的人，從小就被教育，要翻過山，去內地，不要再回來。

一代代年輕人不敢在這里停留，似乎是靠著慣性越過山脈，去見更大的世界。

慢慢地，有越來越多的人回過神來，開始懷疑：這里，我的家鄉，到底有什么不能回的？

他們的腳重新踩到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在城市的角落，一起跳舞，聽歌，種花，讀書，寫字。這一座城市的生活，也有厚重的份量和層次。

為什么愿意留下來？不是因為這里熱情，人們之間當然也有隔閡，也不是因為有希望，這片土地當然也承載失望。有人說，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里有種匱乏中的創造，就像沙漠里的人對水源的渴望，于是也出現了越來越多，扎根的生命。”

▲烏魯木齊的年輕人，開展線下交流活動。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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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歌舞帶起城市的溫度

來烏魯木齊頭幾年，莊莉在店里看到跳舞的人，總覺得別扭。

過往的認知里，歌舞是屬于舞臺的。她經營的這家唱片店，起初不過10平方米，音樂一放，來買碟的年輕人就開始搖頭晃腦，這在她之前生活的廣東是很難想象的。

歌舞的基因淌在這座城市的血液里。不需要什么特殊場合，早市，夜市，餐廳，出租車，都能傳來不同類型的音樂。走在街上，少數民族餐廳的服務員會一邊放曲子，一邊邀請路人，大家跳一段，再分開，各自繼續趕路。

去廣場上跳舞的人就更多了。小雨是當地一名舞蹈老師，跳舞跳了30年。不教課的時候，她就跑到廣場上，和各民族的叔叔阿姨一起跳舞。當地常有盛大的“麥西來甫”——維吾爾族的廣場歌舞集會，民族舞蹈跳進市井的生活中，更即興，更自然。

一起跳舞的人或許語言不通，年齡也不同，“但是能在同一個空間跳舞”，這是小雨很看重的人和人之間的鏈接感。

近幾年，烏魯木齊出現了一種新的舞蹈——搖擺舞。這種舞步源自西方，需要充沛的肢體活力和熱烈的情緒，重視身體的接觸和互動。它和民族舞蹈有相似的路數，比如雙人跳、圍圈跳等，但又不像傳統的舞蹈有嚴格的規矩，搖擺舞追求身體的解放，一百個人可以跳出一百種樣子。

▲烏魯木齊的搖擺舞快閃活動。 受訪者供圖

前兩年，小雨在外地學習時，對這種舞步有了興趣。她決定拉上一起跳舞的三個發小，去四川成都學習。

盡管這種舞蹈與麥西來甫文化有相契合的地方，但差異也不可忽視。小雨的發小張張負責跳男步，得帶動對方的情緒，但她是藝術體操出身，動作常常一板一眼，性格也不善于表達，“有點挫敗，一開始那幾天總進入不了狀態。”

幾人之前學的舞蹈，都要求人挺拔、氣息向上，不能和其他人有肢體接觸，搖擺舞反而要求把身體松下來，與地面、人群觸碰。而且，她們原本的舞蹈風格也有差異，小雨性格跳脫，喜歡拋出一個眼神，讓對方回饋不一樣的反應，但張張更愿意死磕動作。

她們只能不斷地用身體磨合、交流。去年過完年，幾人聚在一起吃飯，像平時一樣跟著音樂跳舞，突然有人放起了搖擺舞音樂，幾個女孩就隨著暢快地跳，也作出了決定：在烏魯木齊發起首個搖擺舞社群——“搖擺新疆”，帶更多人一起跳。

▲小雨（左）和張張。 受訪者供圖

最初的兩場舞會，反響都超過了她們的預期，“本以為最多就來六七個人，沒想到都來了二十多個人。”小雨說，大家沒有舞蹈基礎，甚至連音樂也不會聽，但對這種新鮮的舞蹈充滿了好奇。

也有人是沖著親近的氛圍。有一位大哥，次次都來舞會，但從來不跳，他擺手說自己肢體不協調，但是很喜歡和大家待在一起的氣氛，“高中后就沒有這種感覺了。”

這也是小雨創建這個社群的目標。她想給一部分人帶來娛樂方式的新選擇，也帶來一點歸屬感。

從小到大都生活在烏魯木齊，小雨內心一直憋著一股逃離這里的沖動。空氣干燥，文化生活也不多，和朋友出門，不過是吃飯、喝咖啡。每次去一趟內地學習，花費高、時間也長，“我學到的新東西，對內地人來說早就習以為常，像搖擺舞，內地已經開展十幾年了，我們這才是萌芽期。”

她曾經模仿內地的舞會模式，前半個小時用來教學，然后讓大家自由跳。但這在烏魯木齊效果并不好，“內地很多舞者都會跳，那半個小時就是熱身，但我們這里的學員不是，自由舞會上也放不開。”后來，她把教學延長到一個小時，希望能多教幾個步子，讓大家敢于展現。

▲烏魯木齊的搖擺舞會。 受訪者供圖

一次，有一位內地的舞者來這里，小雨有些慌張和窘迫。她見過大城市的舞會場地，在寬敞又明亮的酒吧，大家在燈下靚麗地轉動。但在烏魯木齊，舞會場地是一個半室外的酒吧空間，光很昏暗。但出乎意料的是，那位內地舞者反而羨慕起來，覺得這樣的環境，更讓人舒服放松。

小雨踏實下來，換掉原本的爵士音樂，用新疆的曲子，和內地舞者跳了起來。

“慢慢地，我好像覺得我屬于這個城市了。”社群發展起來之后，小雨開始穿進烏魯木齊的大街小巷，穿過高層的樓房和電梯，在角落里邀請大家一起來跳搖擺舞。零下二十多度的冬天，人和人只要把手挽起來，也能跳個把小時。

她想把這種舞蹈傳播出去，讓大家一起跳起來，沒考慮盈利，招收的學員，也經常免費回來復訓。不是只有她有這個想法。舉辦舞會的那處場地，老板一直堅持不收錢，在周末晚上的黃金時段把桌椅挪掉，只希望年輕人能來這里多熱鬧熱鬧。

“這里有群人，是想把這個城市的溫度帶起來的。”

這群人包括莊莉。“又見留聲機”唱片店經營了31年，她一直不想當成一門生意來做。

▲在烏魯木齊經營31年的唱片店“又見留聲機”。 受訪者供圖

店里拒絕刻意的拍照和打卡，她也不愛向顧客推銷任何唱片，但對真切的交流，她一直來者不拒。有時候，和顧客聊著某個樂隊或歌手，就聊到了電影和書，又聊起了生活。只見過一兩次面的顧客，會踏實地把這里當成樹洞，向莊莉講起生活的變故，她總是默默傾聽。

這家店伴隨了當地幾代人的成長。

前段時間，店里來了一位20多歲的男孩，一張口，眼睛就紅：“姐，你怎么還在這？”他從小學就和媽媽來這里買碟，這回再走進來，像穿越時空。

男孩停不下來，嘮起小時候的事情，買過的唱片，聽過的林肯公園。莊莉覺得感動，店搬了幾次，面積從10平方米，到30平方米，再到70平方米，裝潢變了，但兜兜轉轉，總有些東西沒變。

不過，莊莉也有好幾次，動了想回廣東的心思，“一種歸屬感突然來了，畢竟這里離家還是太遠了。”但思前想后，莊莉還是放棄了。她舍不得在店里碰到的那些人，比如，省了一個月午飯錢拿來買碟的學生。還有新店開業時，直接把一筆資金打過來的大哥。對方沒有任何要求，只希望這家店能一直開下去。

“我覺得，這個店仿佛是一處精神上的‘收容所’。”是莊莉的，也是很多烏魯木齊人的。

▲“又見留聲機”店內。 新京報記者 彭沖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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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破碎，故鄉的意義

莊莉提到的那種歸屬感，有人一直是模糊的。

26歲的吳天一已經習慣了，要花大段文字解釋自己的來路。比如，為什么她出生在新疆，長得卻“不像新疆人”。

作為一名典型的“疆三代”，她的祖輩都是漢族，上世紀50年代從廣西、河北等地來到新疆，支援邊疆建設。從小，家里的飯桌就和當地人不一樣：有白切雞和青菜，還有湯和米飯。

也是從很小的時候，她被一遍遍叮囑：要走出去。“明明在這里生長了很多年，有非常多回憶和朋友，還是要被‘連根拔起’。”每次被問到家鄉是哪，吳天一都會像祖輩和父輩一樣猶豫一下，“好像這里有一點，那里也有一點。”

困惑是一代代傳下來的。但比起“疆一代”和“疆二代”，吳天一的機會和資源還是多了不少。她大學考到了福建廈門，又在研究生階段飛往英國倫敦，畢業后，在浙江杭州考進了體制內。用她的話說，這是一段“效率很高”的人生。

但工作了不到一年后，她開始懷疑工作的意義，決定辭職。

想法傳到77歲的外婆劉倩冰那里，吳天一隨即收到了三條長長的語音。她當時正在值班，怕又是那些陳詞濫調的勸說，沒敢聽。

等下班回到住處，她才按了播放。“大意是我是新時代女性，外婆覺得我有權選擇我喜歡的工作，哪怕現在這份工作來得不容易，也該試一試。”

吳天一突然有了股沖動，辭職后，要給外婆寫一本回憶錄。她很好奇，外婆這一代人，到底經歷了什么，為何愿意支持自己選擇一種不穩定的人生？

▲外婆劉倩冰抱著小時候的吳天一。 受訪者供圖

之前，她對這個家族歷史的了解，僅限于那些濃墨重彩的片段，比如，外婆家曾是縣里第一個萬元戶，家里很早就有彩色電視，外公和外婆都很喜歡文學和電影，是為愛從祖國的南部廣西鳳山，私奔到了新疆的北端阿勒泰。

等她辭職回到烏魯木齊，開始和外婆聊天，吳天一才知道，祖輩的人生遠比她的要跌宕，對于不穩定，外婆也遠比她更習以為常。

外婆劉倩冰3歲喪母，沒有人照料，她就吃百家飯長大。那段時間，她覺得“好像自己不存在（于世界上）”。后來，她和吳天一的外公相戀，兩人因為家境和階級差異大，父母不同意，便私奔到了阿勒泰一個叫吉木乃的小縣城。來之前，兩人對新疆的了解全來自于政府的宣傳海報：這里工作機會多。

苦頭沒少吃。吃慣了米的胃，難以適應羊肉和黑茶，吃饅頭就像嚼棉花，吳天一的外公大病一場。

▲年輕時的劉倩冰。 受訪者供圖

零下三十攝氏度的天氣，連毛褲都沒穿過的劉倩冰，開始學著穿厚棉褲走路。她的記憶里，冬天總有碎玉一樣的聲音——縣城缺水，新疆的夏季來得晚，冰川難融，生產隊要穿著氈筒靴砸冰，碎冰順著河流落下來，像碎玉一樣，人們這才能有水喝。

吳天一的外公，因為一些原因遭受打壓，丟了工作。養家就成了劉倩冰的事兒，她磨過面粉，拉過土塊，織過地毯，直到現在還能熟練比畫出織布的動作。后來，她還買來裁剪書，學做衣服、開裁縫店。除了賺錢，還得料理家務，劉倩冰連剪頭發的時間都沒有，就戴一個白帽子，方便干活。

“那個年代的個體戶，得和縣里各種人去周旋。又是女的，她也遭了一些風言風語。”吳天一說。

劉倩冰就這樣把四個孩子都培養成了大學生。再苦的時候，也沒想過離開新疆。是因為無處可去，也是因為掛牽著這里的家庭。她能苦中作樂，看完《紅色娘子軍》，她就拿裝土塊的模子當槍，學跳芭蕾舞，轉圈，踮腳，舉槍。土塊場地很平，跳起來方便，旁邊的人都笑她：“也不嫌累。”

日子一過就是60年。退休之后，劉倩冰又自學了民族樂器艾捷克和熱瓦普，組了樂隊，常跟著社區演出，還上了當地的春晚。如今，每次離開新疆，倒覺得哪里都潮濕炎熱，“還是這里最好。”

▲退休后的劉倩冰開始學習民族樂器。 受訪者供圖

“這種堅韌的力量和他們做過的‘反抗’，給了我很多鼓勵。”吳天一覺得，自己順著祖輩的線索，才找到了這個世界上屬于自己的部分，豐滿了自己對這片土地的了解。也是因為這幾代人的故事，才生成了故鄉的意義。

從去年開始，吳天一把祖輩的經歷分享到了小紅書上。她發現，寫家史的過程，不只讓自己的來路更清晰，還幫她找到了不少驚喜。

有疆三代在評論區分享了自己對祖輩的記憶，還有人覺得，借由吳天一的文字，仿佛自己也有機會了解已經去世的祖輩的人生。故事不斷傳播，同為疆三代的笑笑也讀到了吳天一的筆記，巧合的是，兩人兒時曾是玩伴，后來因為吳天一搬去烏魯木齊斷了聯系。看到小紅書筆記后，笑笑立馬給吳天一發來私信：“我點開一看竟然刷到你啦，我爺爺奶奶當時住二樓，在你爺爺奶奶家樓下。”兩人翻出了祖輩的合影，決定要買同款的衣服，下次見面穿著拍照。

不過，評論區里分享更多的，還是屬于這個群體的共同困惑：“我們到底屬于哪里？我們應該留下還是離開？如果要留下，那個理由是什么？”

在吳天一看來，這個困境或許永遠無解。她分享自己經歷的本意也不是勸大家都留在新疆。“無論是因為什么原因離開新疆，看更大的世界，這都沒有錯，新疆人應該來去自由。我們可以思考這個群體的困境，但是答案不一定是像我一樣回到新疆，我只是想讓大家看到，有我這樣一種可能性。”

她一再強調，自己能做的，或許只是去講述一下，這一代人正在發生什么，讓大家心里的沖突或者不夠自洽的部分，稍微得到一點圓滿。

▲吳天一（右二）和家人。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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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看見，共同行動

為了緩解新疆年輕人心里的這種情緒，鶴望選擇把大家聚在一起，面對面地說說話。

他成長在烏魯木齊，18歲考去東北讀書，又到了上海實習，總感覺大城市里人和人之間的鏈接太短，好像自己只是一個提供服務的工具。他決定回家。

回到烏魯木齊，他發現，要和人親近也不容易。自己以前的同學和朋友，要么早已經離開新疆，到了國外或內地，要么是帶著怨氣生活，總覺得這里的一切不如意。疫情過后的冬天，他決定，在烏魯木齊組織一場線下讀書會，為自己和更多年輕人提供一個情緒的出口。

活動當天，來了八個人。意外的是，幾乎沒人聊書，大家像是在水底憋了太久，急不可耐地喘息，表達，講自己的經歷，聊自己的情緒。有人說，自己為了讓父母修復關系，把《非暴力溝通》這本書讀出來、再錄下來，放給父母聽。有廣東籍的00后，講自己如何在異鄉迷茫又執著地探索自己的人生。有人分享李娟的詩，有人聊到了遙遠的阿那亞。

“好像太久沒在線下見到這種渴望的眼神和友好的氛圍了，而且以前大家覺得只有在上海、北京這種一線城市才能遇到有趣的年輕人，但其實不是的。”這場讀書會之后，鶴望發起了“萬守新疆”社群，開始定期舉辦這樣的交流活動。

▲萬守新疆線下交流活動。 受訪者供圖

冰瑩是首場讀書會的參加者之一。那個時候，她剛剛一路從上海“逃”回新疆。

原本，大學畢業后，她在上海做景觀設計。給房地產項目服務，工作常常是撓頭抓耳的，“我做的設計會有人喜歡嗎？”隔著屏幕和圖紙，她覺得好像從沒跟使用那個空間的人連在一起。

屏幕上打開了一疊窗口，她不知道要往哪一個去，喘不過氣，她只想徹底關機，重啟。

“實在不行就回來。”父母也勸她。但冰瑩總覺得，回來應該有更好的理由，不該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

直到她看到了同濟大學劉悅來教授的演講《共治的景觀》，才了解到了這個行業的另一種可能性：把城市社區里維護不好的綠化地和邊角料地，讓大家一起動手，改造成社區花園，讓每個人都成為社區和城市的主人。

她決心辭掉工作，跑到了杭州的鄉村，開始著手做社區營造。在青山村和良渚文化村，冰瑩的確對這一概念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但這份工作終歸不是一個深思熟慮過后的選擇，工資低，機構只有她和老板兩個人，老板家在杭州，常回家，她就得一個人在陌生的村莊里游蕩，聽著聽不懂的方言，感覺不到和這個村莊的一丁點兒聯系。

她還是決定先回家，回新疆。

“我最害怕的是，我會不會又是逃回來了？”

從上海，到杭州，再到新疆，她覺得自己好像一路都在逃。那個冬天的一天，她覺得自己胸口被什么壓著，呼吸不過來，就跑去植物園，坐在長椅上，拿出一張白紙，開始梳理自己過往的“逃跑路線”。大學畢業后，她搬了十多次家，換過工作，也換過城市，每一次都有一些不得不離開的理由，比如，租房中介跑路了，和同事實在處不來，太討厭某個項目的PPT。

等寫完，氣也順了，她接納了自己的逃避，“我每次逃，還是逃去了更接近我理想之地的地方。”

理想在2023年7月開始萌芽——劉悅來教授援疆，她在微博上發了私信，本想請教一些關于社區營造的問題，沒想到劉悅來正準備在烏魯木齊開展實踐，她就這樣成了事務助理。

在劉悅來的指導下，冰瑩發起了烏龜營造社區發展中心，在當地開展參與式的社區規劃與社區營造，鶴望也加入進來。

“取名‘烏龜’，是因為這其實是一個很慢的事，不是設計好了就能馬上施工落成，需要調動多方力量、收集意見，慢慢來。”冰瑩說。

雖然慢，烏龜營造還是取得了一點成就。2023年，烏魯木齊出現了8個共建的社區花園，一年后，這個數字達到了63。

▲參與花園共建的志愿者，在卡牌上寫下“浪漫的花可以在任何地方盛開”。 受訪者供圖

雖然這在烏魯木齊算是新鮮事物，但居民的參與熱情并不低。尤其對于很多少數民族來說，種花幾乎是一種本能。有小朋友搬來一摞快要比自己高的磚塊，圈出一塊地，栽種花卉，或者用當地電工企業的電線繞成卡牌，再涂上色彩，固定在座椅上，或者是在廢舊的玻璃上，寫詩句，再放進草地。曾經瀕臨廢棄的花園，通過居民的創意，變成了屬于社區的生機“領地”。有遛狗的居民看到，直夸“做得好”，“應該給你們發高工資，留住你們。”

烏魯木齊冰雪季漫長，得持續半年。2024年冬天，烏龜營造和中央美術學院“家園與詩”社會實驗小組，用紙疊出玫瑰，在白茫茫的雪地里“種”下了1000朵玫瑰花。

▲在雪地里“種”下的玫瑰花。 受訪者供圖

“大家創造力很強。過去多少年，烏魯木齊人都眼巴巴地看著內地，有些東西我們這里沒有，但是越貧瘠的時候，人就越更渴望創造。”鶴望說。

如果說萬守新疆更像是同溫層里的人抱團取暖，社區營造似乎更開放，上到政府部門，下到街道辦、社區書記和居民，大家共同參與進來，“不只是守護我們愿意守護的那部分，還有城市里很多隱秘的邊角。”冰瑩說。

今年，萬守新疆和烏龜營造又來了一位新的青年成員：蒼蒼。他在北京、廣州、成都等地轉了一圈之后，決定放棄在成都的社區營造工作，回到自己更了解、更同頻的家鄉來。

“我們就住在這個社區里，這就是我們的家園，所以我們去建設它，會更順理成章。”看似是建花園，其實是在增進人和人之間的互動，“如果大家都沒有共同的一些經歷背景，怎么站在一起。”蒼蒼說。

▲烏魯木齊的共建花園點位。 受訪者供圖

回來的種子其實在去年5月就已經埋下。他通過小紅書了解到了烏龜營造和萬守新疆，鶴望和冰瑩給三人拉了群，群名就叫：“留在新疆的某個理由”。

至于這個理由，幾人現在也不知道具體是什么，“可能就是，我的根在這里。”冰瑩說。

如今，萬守新疆已經有約1500名社群成員，年齡大多在25至35歲，很大一部分是返疆青年。返疆的原因各式各樣：大城市壓力大，父母要求，還有人是在外工作時聽見家鄉的歌曲，突然就想要回來。

“我組建社群，就是希望讓更多年輕人留在這里，一個人能接觸到的人，決定了他對這個城市的感覺。我希望社群里大家能在彼此身上找到認同感，至少可以多一個留在這里的理由。”鶴望介紹，這也是社群名字的由來：萬守，one soul（一個靈魂）的諧音，“于萬千人之中守護自己的靈魂，回到新疆后，過好自己的生活，然后彼此看見，共同行動。”

年輕人在這片土地上的行動，一直沒有停下。今年年初，他們一次春播活動的合影，在小紅書煙火生活季·烏魯木齊站活動舉辦期間，登上了地鐵站的大屏。

“原來我們也是值得被展示的。”

三人都覺得很驚喜。鶴望感受到，其實萬守新疆和小紅書做的事情很類似——守護平凡，鼓勵的活動參與者是那些更真誠、更真實、更勇敢作出選擇的人。

“這次我們的照片被選中，有一種很平凡但被守護的感覺。”鶴望說。

▲2025年4月，烏龜營造發起了一場春播活動。 圖源：小紅書煙火生活季

他們的照片，拍攝于今年開春。當時，烏龜營造收到了來自湖北武漢某個社區營造團隊的禮物：鏟子。烏魯木齊的雪剛化，春天來得很突然，在一處共建點位“折疊花園”，冰瑩看到有細小的綠苗，從土里怯生生露出來。

“不如做一場春播的活動。”

她發起了招募，隔了一周，十幾位年輕人一起踩到裸露的土地上，拿起鏟子，刨土，撿拾，播種。

文/彭沖 校對 陳荻雁

值班編輯 康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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