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事兒說出來估計能讓不少人驚掉下巴：一個6個月大的娃娃沒了，醫院賠了88.8萬，結果幫著維權的律師拿走55.5萬，孩子爹最后手里就剩33.3萬。這錢分得也太離譜了，里面的道道兒，得好好捋捋。

事兒得從2020年元旦說起。韋先生是廣西人，在廣東打了二十多年工，2019年生了二兒子，可這娃才半歲就沒了。那天凌晨五點，孩子咳嗽發燒，他趕緊抱到佛山南海第七醫院，結果醫院說急診沒人，讓等著。那會兒醫院也沒多少病人，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見醫生，等到早上快8點，孩子不行了，喊救命才有人來搶救，最后還是沒留住。尸檢說是呼吸道吸入異物，呼吸衰竭沒的。

孩子走后，韋先生像只受傷的困獸，跌撞在維權的迷宮里。診所的官司耗了兩年，只啃下兩萬元賠償。2022年6月17日，他轉向佛山市南海區第七醫院投訴。投訴信遞出的第二天，一個陌生電話精準地找到了他。

“韋先生嗎？我是鄧律師，您孩子的事，我能幫您。”電話那頭的鄧某，對事件細節了如指掌，甚至清楚孩子出事地點。韋先生這個廣西河池來的打工者，小學文化，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鄧某拋出的條件很誘人：“前期不收錢，賠到錢再說。 ”

很快，一紙《咨詢合同》擺到面前。乙方是“新諸葛（廣州）科技咨詢有限公司”。條款刺眼：賠償金超過23萬的部分，全歸公司當“咨詢費”。韋先生按下了手印，卻沒細想，一個“科技咨詢公司”，為何能堂而皇之地“代理”他的醫療官司？

維權成了黑箱操作。關鍵的醫療過錯鑒定，鄧某獨自面對；醫調委的調解現場，韋先生被排除在外。直到2024年5月，鄧某塞來一張空白的《承諾書》催促：“簽字就對了！”韋先生照做，卻不知此刻醫院已將88.8萬賠償款打入他名下的賬戶——一張由鄧某“建議”辦理、實際被鄧某掌控的銀行卡。

幾天后，銀行里上演了荒誕一幕。鄧某告知：“賠了79萬，我拿54萬，給你25萬，夠意思吧？”韋先生心頭一緊，堅持打印流水。真相讓他渾身發冷：**88.8萬的入賬記錄赫然在目，此前已被悄悄轉走兩筆4.9萬！

面對質問，鄧某理直氣壯：“按鑒定醫院只該賠三十幾萬！多出來的是我的本事！”他晃了晃那張韋先生無法支配的銀行卡：“錢在這兒，你想拿？得按我的規矩重新簽！” 當天下午，在廣東泰逢律師事務所，一份日期倒簽至“2023年12月15日”的《委托合同》被推到韋先生面前：律師費55.5萬元。鄧某“大方”地現場退回8.3萬。韋先生捏著33.3萬元走出律所，恍如隔世。

偶然間，韋先生摸到了醫調委的《調解協議書》，上面白紙黑字：88.8萬元！調解員無意透露：“我們讓鄧律師通知您到場，他說您來不了。”更有人直言，鄧某拒絕提供韋先生聯系方式。老家懂法的朋友點醒他：“**風險代理收費有紅線，最高18%！你這55萬，快夠賠款的63%了！”

投訴信飛向廣州市律協。2024年8月27日，立案告知書來了。然而近一年過去，音訊全無。司法局被追問，也只回以“督促律協盡快回應”。涉事律所稱“鄧律師已離職”。輾轉找到鄧某新執業的元恩律所，回應冷淡：“找他自己。”

面對追問，鄧某的辯解滴水不漏：案子起初免費，后期收費是“雙方自愿”；醫院本只需承擔次要責任，是他“力挽狂瀾”爭來主責賠償；韋先生反悔，是“不懂感恩”。至于那紙日期造假的合同？他輕描淡寫：“何時簽的不重要，真實意思就行。” **當被直接問及是否風險代理，他斷然否認，卻無法解釋“前期免費、后期按結果高額抽成”的模式與風險代理何其相似。

此事一曝光，引來網友辣評：

“好家伙，孩子命換88萬，律師一把抽走55萬？這哪是風險代理，這是精準收割‘人血饅頭’啊！”

“科技咨詢公司簽法律合同？日期還能倒簽？這操作騷得我眼花繚亂！律協查一年沒結果，是在等輿論發酵嗎？”

“維權維到傾家蕩產見過，維到律師開上寶馬X3（注：55萬約等于一輛寶馬X3低配版）的，真活久見！弱勢群體防醫院，還得防‘天降律師’？”

“收費超法定上限三倍多！簽字時卡在人家手里，這‘自愿’水分比太平洋還大！”

此案像一面照妖鏡，映出維權生態的荒誕裂痕。鄧某的操作——從“精準獲客”到掌控銀行卡、隱瞞金額、倒簽合同——環環相扣，將信息差與認知差壓榨到了極致。收費遠超法定風險代理上限18%（僅約16萬），高達62.5%，無異于對悲慟家屬的二次掠奪。更諷刺的是，律協的“立案”竟能沉睡近一年無果，監管的鈍感，何嘗不是對違規者的縱容？

當維護正義的律師袍下，游走出嗅著悲劇牟利的生意經；當維權的最后一根稻草，變成壓垮受害者的巨石——法治的信仰，便在這些灰色交易中一寸寸剝落。韋先生的困境警醒世人：維權路上，擦亮眼，捂緊袋，簽字前多問一句“為什么”——因為有些“幫手”，比最初的傷害更致命。正義若被明碼標價，只會讓絕望者更加無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