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簡介：陳小春，章乃器外孫女。1979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系，1983年畢業分配到人民大學第一分校任教。1987年留學美國，畢業于西洛杉磯太平洋大學，國際貿易碩士。曾在美國高科技公司從事財務分析和行為審計工作，現已退休。熱愛運動、旅游和寫作，積極探索生活中的多彩體驗與思考。

原刊導語：章立凡先生于2025年3月去世。他生前以公共知識分子與歷史評論者身份活躍于輿論場，曾著有多部歷史作品，并長期以“章乃器之子”身份被公眾熟知。作為“七君子”之一章乃器先生的后代，他的人生在身份、親緣、歷史之間交織出諸多爭議與注目。

本文作者陳小春女士，是章乃器的外孫女，以一個家庭親屬的視角，書寫這篇帶有回憶、反思與批評的文字。她不回避家族裂痕與個人情緒，也不遮掩歷史人物背后的真實與復雜。這不是一篇傳統意義上的悼文，卻或許更貼近生命本身的真相與多面性。

章立凡（

195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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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10日，一位校友在微信群中轉來一則訃告，請我幫忙確認消息的真偽。 我一愣，趕緊向家族中與章立凡聯系較多的表弟求證。表弟說：“可能是真的。我去年三月在北京見過他，他坐在輪椅上，眼嘴歪斜，像是中風了。他自己說前不久摔了一跤。”

隨后，校友又發來網絡上傳播的訃告和更正版本。 最終，有人通過他身邊的楊女士證實了他的去世。再次打開維基百科，“章立凡（1950年7月—2025年3月22日）”的詞條，已經更新了他的終年信息。

外公章乃器一生婚戀復雜，家族龐雜，章立凡是其中一員。維基百科拉出了一份龐大的家譜：

外公章乃器

家人談到外公章乃器曾和一個女人孫彩蘋，育有一子——孫立凡。外公住在東單一帶時，生活費多由家中后勤張榮送至孫彩蘋母子處。有時孫彩蘋會送年幼的孫立凡到外公家門外，讓他進去拿生活費，遇到吃飯時，會被安排在廚房獨自吃。

70年代，我聽說孫彩蘋在七條街的一家門診部掛號室工作，曾偷偷跑去看她的樣子。后來她拎著一包元宵來拜訪母親，請求轉達希望與外公結婚，外公的回應是：“不可能。” 聽說孫立凡在坐牢，外公只是搖頭，說：“好不了。”

章乃器、孫彩蘋

80年代，母親、哥哥和我在燈市口附近的小飯館見到已改名的章立凡，圍坐一桌邊吃邊聊，交流平和。

后來就得知為了獨占章乃器被抄家留在國家文物局的古董，章立凡偽造幾位同父異母兄姐的簽名，從文物局領走章乃器遺物古董共計1466件，引發長達六年的家族古董遺產官司。我曾以原告方代理出庭。

在法庭上，他對簽名偽造避而不談；對短缺的328件文物，則辯稱“已變賣用于治病”。起訴方要求出示完整清單以核實流失情況，至今文物明細未曾公開。他所稱“治病” 用途至今無憑無據，真正的文物流向成謎，疑問多多。

中學時代的章立凡與母親

孫彩蘋

最終，在法院判決要求歸還所認文物后，他選擇獨自高調“捐獻”，贏得了輿論贊譽和獎金與象征性“清白”，可謂名利雙收。他口口聲聲否認“父蔭” ，卻步步借父之名獲益，從未放下那頂特權的帽子。

章立凡的一生，從出生那刻起，便注定與“尷尬”結緣。他是章乃器一段婚外情的結果，母親孫彩蘋從未被章乃器家庭接納。他從小沒有完整的家庭，對一個孩子而言，是敏感、壓抑且羞恥的。他是在身份的陰影與旁人的異樣眼光中摸索前行的。

他十年牢獄（入獄緣故有不同說法），從青少年到成年，失去了人生最寶貴的成長階段。出獄后的他，面對的不是一個溫暖可親的世界，而是一個講關系、拼資源、看出身的社會。

他聲稱厭惡“章乃器之子”的標簽，甚至在《兒子眼中的父親》中直言不愿背負這個稱號。但現實中他從未否認社會上將其母稱為“第四任夫人”的虛構說法，對這一明顯歪曲歷史的認定始終默認不語。他正是借章乃器之子身份，通過關系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以“研究章乃器”為名，借走大量相關檔案與私人文獻，至今未予歸還。他也從兄姐手中借走章乃器的珍貴手稿《七十自述》，亦未返還。

章立凡為父親章乃器選編的文集

2018年，我寫了一篇 “” 被微信公眾號“新三屆” 等自媒體登載和轉載，2020年我將其放置文學城博客 。

此文深情回憶了章乃器與原配王鏡娥（我的姥姥）自幼同窗、1920年成婚、相濡以沫的婚姻歲月。王鏡娥出身書香門第，溫婉堅毅，是章乃器一生中最早、最長久的妻子。盡管章乃器后續尚有三位婚姻伴侶（胡子嬰、楊美真、王者香）及兩位非婚關系并生有私生子女（新四軍干部育有一女——董淑萍，孫彩蘋所育一子——孫立凡/章立凡），但文章以質樸筆調強調王鏡娥在家族與情感中的核心地位，展現出那個時代知識家庭中珍貴的忠誠與擔當。

2019年，我應邀代表母親參加在外公家鄉青田舉辦的章乃器學術研討會。會前，一位自稱研討會負責人之一的眼鏡男子突然情緒激烈地指責我的文章，并當眾拿出一本地方出版物，聲稱其中明確記載孫彩蘋為章乃器的 “第四任妻子” ，且出版前已獲得章立凡本人認可。我對這種刻意掩蓋史實的做法感到可笑又無奈，簡單解釋了幾句，隨即引來更多攻擊，也失去了進一步討論的意義。

在會議報到聚餐時，見到對我視而不見的章立凡和伴侶楊女士，一位對家族熟悉的朋友拉我上前打招呼，“小舅好。” 我說。 他面無表情地點點頭，后來幾天的會議和活動中，主辦方特意將我們無論是吃飯還是開會，將我們安排在一起，我們保持有限的接觸。

在會議最后的集體合影中，座位安排出現了一個頗具象征意味的情節：按照常理，章乃器的直系親屬應居于中心位置。而出席會議的家屬僅有章立凡與我——我還是代表母親前來。主辦方刻意將章立凡及陪同的楊女士安排在最中央，最初將我置于最后排，經幾位章乃器研究會成員的質疑與協調，最終將我挪至第一排最邊緣的位置（見照片）。給我的解釋是“怕章立凡生氣”。此舉折射出地方在紀念與崇拜過程中，往往傾向于形式與表象，甚至在親屬排序，也甘于迎合某種既定“權威”。

章立凡被媒體廣泛塑造為“歷史學家”“公共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長期以評論歷史與現實著稱。他著有《亂世知識分子》《歷史的另一種可能》等，也曾在《南方人物周刊》《炎黃春秋》等刊物發表文章，對體制改革與社會議題多有評論。其中，《兒子眼中的父親》尤為引人注目，以“章乃器之子”的身份，描繪了父親的性格、思想與家庭片段，影響頗廣。

然而，這一身份與視角的真實性，近年來在章家內部及歷史研究者中也引發了一定質疑。首先，章立凡在童年與章家并無實質性共同生活經歷，早年姓孫，由母親獨自撫養，成長過程中并未得到章乃器的正式家庭認領。其次，他曾在青少年時期入獄多年，與父親幾乎沒有穩定交往。在缺乏第一手互動經驗、且未見實證材料支撐的情況下，他對章乃器的“回憶”，是否更多源于成年后的身份建構，而非真實經歷？這使得其所謂“兒子視角”的可信度與代表性，值得審慎看待。

某使館酒會上，

章立凡（左2）拒絕與

司馬南（左3）握手合影，在圈子里一時傳為佳話。唐師曾攝

據說他晚年更信中醫，極少接受西醫治療，也有傳聞稱他兩年前曾中風，近年來身體狀況一直不佳。雖然對外公布的訃告并未提及具體死因，但可以想見，他人生最后的那段時光，或許并不輕松，飽受身體的病痛折磨，其間滋味，外人難以知曉。

章立凡走了！我為他略感安慰，他從未真正擁有一個完整的家庭，也未曾享受過少年該有的溫暖。他的人生，有榮耀，也有陰影；有努力爭取，也有無法補償的空白。如今一切俱往，不論是非，皆歸沉靜。

就這樣吧，小舅章立凡。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