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有人發表了一篇文章，呼吁讓“同志”重回主流，然后“官媒一片叫好，群眾嗤之以鼻”。

其實作者的本意是好的，但“同志”這個詞早已不是當年那個能瞬間拉近關系的“革命暗號”了， 很難引起不同階層人們的共情——你是大老板，我是臨時工……我們倆怎么可能是同志？

但是“同志”這個詞，放在宗老身上，卻突然顯得立體鮮明起來：

他穿布鞋、喝稀飯、一年只花五萬塊，一身艱苦樸素的老同志風骨；他注重與員工打成一片，還與3名女同志生下了6名子女，只是全入了美國籍。

如果“同志”意味著志同道合，那宗老與這些女員工的“志”，就是共同育兒；如果“同志”意味著平等互助，他平等地把女員工變成了母親，互助地生下了孩子。

所以，當有人呼吁“讓‘同志’重回主流”時，宗老早已用行動回應：

“同志”從未離開，它不僅走進了人事部，還走進了產房。

由此可見，當一個詞被權力與欲望掏空，它就不再是光環，而是遮羞布。

然而上述“花邊秩事”，并沒有權威渠道證實，而且這種私德方面的問題，與普通人沒什么關聯度，既上升不到國格層面，也不影響我們繼續搬磚，倒是他為現代企業“福利體系”做出的樣板貢獻，堪稱傳奇。

在他的掌控時代，承諾“終身雇傭”，員工不會被輕易裁員；他為員工補充商業保險：員工本人＋配偶＋子女 200萬重疾保額，由公司買單；他主導自建“娃哈哈頤養中心”，退休老員工月付 800 元即可入住。

在他的管理模式中，工人不是被壓縮的成本，而是被重倉的資產。這些做法，都已成為稀缺的正面樣本，不遜于東來、劉強東。

于是，宗慶后便具有了“兩面人”形象：

一面是私生活領域引發爭議的“布鞋七子之父”，理應人人唾棄；另一面則是企業治理領域堪稱“福利教父”的典范，令無數打工人心向往之。

這種劇烈的割裂，讓我們不免陷入沉思：評價一個企業家，是執著于其私生活的不堪，還是聚焦于他帶來的實質性福祉？

答案顯然并不統一，而最簡單的判斷標準是身份代入——如果你是一名打工人，哪樣東西“與我何干？”

在我這樣的打工人看來，宗老治下的娃哈哈，構建了良性的勞資關系，也為廣大員工提供了可持續的保障與尊嚴，至少在表面上，詮釋了“同志”的暖心味道，至于與“女同志”的那點事，不評價也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