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東方航空的班機飛躍瀨戶內海上空，降落在岡山桃太郎空港的時候，我未曾想到這座城市竟與上海有那么多緣分。這里，誕生了一位對近現代上海和中日友好交流活動做出杰出貢獻的日本人，他就是內山完造。

魯迅先生說過：“有幾個外國人之愛中國，是遠甚于我們的同胞的。”這話用在內山完造身上是最恰如其分的。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我們更應懷念那些為中日人民友好和兩國邦交正常化而長期努力的日本友人們，內山完造先生就是其中值得敬佩的一位。

位于上海宋慶齡陵園內的內山完造夫婦墓。墓志銘為：“以書肆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為中華友，歿作華中土”

桃子的緣分

岡山市是岡山縣首府，也是繼大阪、東京、長崎、福岡和名古屋之后，第六座與中國開啟直航的日本城市。1988年3月22日，一架日本航空公司的班機降落在上海虹橋機場，完成了岡山機場建成后的中國首航，今天要講的故事就從這座機場的名稱說起。

機場之所以被冠名為 “桃太郎空港”，緣由是一位在日本家喻戶曉的神話人物。該傳說形成于室町時代（1336年—1573年），講述一位老婦人在河邊洗衣服時，偶然發現一只巨大的桃子。切開后，一個健康的男嬰豁然出世。老夫婦倆給孩子取名 “桃太郎”，并精心撫養其成長。桃太郎成年后，決定除暴安良，回報村民。桃太郎的故事被改編成各類文學、影視作品。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上海等地就引進了由著名編劇山崎忠明創作的《桃太郎傳說》卡通片。

岡山被稱為日本的“桃鄉”，不僅是因為“桃太郎”傳說，在岡山市北區西花尻的“上東遺跡”曾出土過“彌生時代”的九千余枚桃樹種子，為日本列島所罕見。而且日本近現代桃樹栽種技術的策源地就在岡山，而他們引種的水蜜桃就來自中國的上海和天津。

前往岡山之前，我也做了一些功課。上海市一輪二輪方志中，特別是農業類的志書中，都有提及20世紀80年代，上海郊區果農從日本引進“崗山白”（注：又稱“岡山白”）良種加以推廣。這讓我略感困惑，上海可是水蜜桃的故鄉，何為要引進東瀛品種？

翻閱更早的資料后，終獲其解。1983年出版的《果樹史話》作為中國農學普及叢書之一，由著名果樹學家佟屏亞編著，記錄了果樹種植的歷史變遷與科學進展。其第26頁，詳細講述上海與岡山的“桃緣”。

“1876年，日本岡山縣園藝場從我國上海，天津引進水蜜桃樹苗。1878年，御津郡柏谷村（今岡山市）農民山內善男從許多桃樹幼苗中選出兩株，精心培植，三年后結出11個桃果，這就是中國水蜜桃在日本結出的第一代果實。由于這里氣候適宜，桃樹生長良好，果實品質優良，種桃業迅速發展起來……幾經改良的 ‘崗山白桃’，又返回我國入籍，成為我國栽培的味香質優、鮮食與罐藏兼用的優良品種。”

原來近150年之前，上海與岡山就有交集了。出于職業習慣，我每到一處，就會去當地圖書館、檔案館查閱風土人情的史料。看到岡山市大街小巷豐富多彩的“桃文化”符號，我決定再去“故紙堆”中一探究竟。在岡山縣立圖書館，我根據工作人員的指引很快就找到一本1956年出版的《岡山風土記》（Okayama fudoki），并在其中查閱到一段明確的記載，其大意是：

“明治八年（1875年）5月，政府以武田等為首的各國農產品調查及蔬菜水果采購一行中，倉敷的衣笠豪谷先生帶回來的天津、上海兩種桃樹苗……”（第2卷第74頁）

這位將桃樹從上海引種到岡山的衣笠先生，是何許人也？

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數據庫中，我找到一冊《清國產業調査復命書》，其中寫道：“1875年 6 月，他（此指衣笠豪谷）在中國逗留期間，遇到了勸農局官員武田昌次和岡毅，這成為影響豪谷未來的機遇。武田和岡毅應大久保利通的要求來到這里，目的是調查中國的各種產業……當他們發現豪谷的才能后，邀請他加入研究團隊，并擔任翻譯。然后，豪谷隨團去了中國各地，與同事們帶回了各種產品……”

明治七年（1874年）5月，年僅25歲的豪谷從長崎坐船抵達上海，開啟中國留學之旅。足跡遍及上海、蘇州、杭州、紹興、鎮江、武昌各地。他飽覽名山大川，研習字畫，沉浸在濃厚的文化氛圍中樂此不疲。其間，就發生了前文所說的故事。衣笠豪谷還在日記中寫下對上海水蜜桃甜美口味的贊嘆。他在不經意間成為了這段“桃緣”的開啟者，也因此獲得聲譽。回到日本的衣笠豪谷不但在繪畫上頗有成就，還擔任了地方政府官員。1892年，他辭官前往東京，安心藝術創作。在他的作品中，桃子和桃樹是常見的元素。

《申報》1936年7月21日報道日本東京等地的桃子來源上海

岡山當地市場售賣的“白鳳”桃子（來源：岡山JA）

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御津郡種植的桃樹

事實上，在引種之前，日本野生的桃樹多為觀賞植物，從美歐引進的品種口感硬，味偏苦。 然而，中國品種又大又圓，而且特別軟糯香甜，高下立判。從上海等地帶回的樹苗，經岡山當地果農山內善男、大森熊太郎等科學育種，被分發到日本各地的果園實驗站。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前后，岡山已成為著名的桃子產地。1899年，由上海水蜜桃嫁接而來的“白桃”“白鳳”系列基本定型，成為西日本地區產量最大、口味最佳的品種之一。作為日本重要的物產引種實例，這段歷史被許多日本官方文獻、志書、年鑒和教材記錄在案。上海水蜜桃由此在東瀛開枝散葉，美名遠播。

從吉井村到北四川路

1885年，就在上海水蜜桃登陸岡山不久，一位對近現代上海乃至中國左翼文化發展和中日友好交流活動做出杰出貢獻的日本人誕生在岡山縣後月郡吉井村（現今岡山縣井原市芳井町吉井），他就是內山完造。

這個名字對于我們來說是再熟悉不過了。他一生中近半光陰在中國度過，特別是在上海，他最重要的事業就是經營內山書店。此外他還寫過多本著作，辦過刊物，辦過學校。與魯迅、郭沫若、郁達夫等一大批文化精英結下深厚友誼。內山書店因其廣博的經銷范圍，也成為當時中國文化界的重要資源。后期魯迅在內山書店購買的書籍占他總購書量的九成以上。對魯迅和中國文化界來說，內山書店是一座名副其實的中外文化交流橋梁。

2022年11月，位于虹口區四川北路2056號的內山書店舊址修繕后以 “1927·魯迅與內山紀念書局”的全新樣式對外開放。我在參觀中看到一張芳井町內山完造出生地的照片，這也成為了我此次島國之行的重要尋訪地。

內山完造祖宅舊址及其東側明治時代遺留的舊屋（作者拍攝）

這里有個小小的概念需要事先厘清。國內幾乎所有的文獻都講是出生于“岡山縣芳井村”。但日本當地，包括井原市官方資料顯示則為“吉井村”，這其實與日本地方行政區劃不斷變化調整有關。在一橋德川家幕府時代，後月郡共轄39村，吉井為其中之一，并有“寺社領”（指為維護和運營寺廟和神社而設立的領土）。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日本全國開始施行“町村制”，許多村落合并或改名。內山完造出生的1885年“町村制”還未開始，嚴格意義上講，村名最準確的表述應是“後月郡吉井村”。

開往井原的紙質電車票（作者拍攝）

內山完造家鄉的小田川（作者拍攝）

從我在岡山市區的住所前往井原市，需乘坐JR伯備線到一個名為“清音”的小站再換乘井原鐵道，該鐵道的前身是修筑于1913年的井笠（井原至笠岡）鐵道的部分軌線。此類地方線路是整個日本鐵路網的最末梢，通向廣大的鄉村地區。

走出井原站后，我發現去芳井的巴士，一天只有4班，而最近的一班是3個小時之后。權衡之下，只能選擇出租車。七旬開外的司機大叔非常熱情，他并不了解內山完造，但卻知道上海是個繁華大都市。車程大約15分鐘，沿途都是青山綠水，一片片農田和民居鑲嵌其中，按照導航地圖的指引，車子停在路邊一棟住宅門前，一塊醒目的“內山完造先生生誕之地”石碑便映入眼簾。

這棟住宅的外形和結構看上去年代并不久遠，掛出的主人姓“政巖”。看到房門是虛掩著的，便按響了門鈴。出來應答的是一位老奶奶，身后還有兩位中年阿姨。得知我是中國上海來的，她們便很自然地回答：“是來看內山完造的吧？”

原來，這棟建筑的地塊曾為內山家所有，老宅早已無存，現歸屬“政巖”戶下，也就是這位孤老，兩位阿姨是來陪她聊天的鄰居。在村內原有四戶內山姓中，完造故居的屋號名為“堂ノ上”（堂之上）。現今，緊挨著房子有一處古建筑，據說是明治時期遺留下來的內山祖宅堂屋。我還得知，內山家的祖墳在附近的稻田里，而其雙親的墓地在一座名為“正當寺”的廟宇旁。

內山完造祖宅舊址及生誕之地紀念碑（作者拍攝）

沿著老人指示的路線，朝山坡的方向走了大概10分鐘，便看到一排宗教建筑，自北向南分別是“真宗寺”“荒神社”“正當寺”，完造父母的墓碑就在最南側。內山完造的回憶文章中曾寫道:

“明治癸巳二十六年（1893）……在通往西吉井的山下，真宗寺、荒神大人及當正寺并排而立，各家輪流在荒神大人的石燈籠上點蠟燭……”

我也確實看到了石燈籠，或許就是完造年少時曾經點過的那盞吧。

完造的父親內山賢太郎在當地頗有影響，還曾出任村長，與吉井山成福寺有深厚關系。按圖索驥，從正當寺又往山里走了大約15分鐘，看到了依山而建，頗有氣勢的成福寺。據相關資料介紹，1959年5月，也就是內山完造去世前4個月，曾在該寺發表過演講，寺內正殿還供奉有內山完造的牌位。事實上，在1947年回到日本后，內山完造整個后半生的足跡遍及從北海道到九州的日本全境，巡回演講超過八百場，大聲疾呼 “日本的自我反省是解決日中關系的根本途徑，日中友好運動是拯救祖國的運動”。空隙筆耕不止，他寫了《流著同樣血的朋友》等書，還幫助巖波書店做編輯《魯迅全集》的工作。

因為急著趕路，我沒有再多做逗留，在村民的幫助下叫了一輛出租車，沿途我在“芳井歷史民俗資料館”稍作停留，那里藏有一些內山完造珍貴的個人書信檔案等，可惜當天閉館。工作人員給了一些書面材料，并建議我返程路上可以去櫻橋公園內的“內山完造先生頌德碑”看看。

公園坐落在小田川東岸，一座“櫻橋”跨河而建，因此得名。據司機說，這里春天漫山遍野開滿櫻花，非常漂亮。“內山完造先生頌德碑”在公園最北側，由“頌德碑”與“內山完造先生雕像”組成。

櫻橋公園內的內山完造先生雕像（作者拍攝）

該碑落成于1979年11月9日，是已故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會長中島健藏等發起設立的。紀念碑的正文由時任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廖承志書寫。

副碑上刻有郭沫若1962年4月為紀念內山完造逝世三周年寫的一首詩：

“東海之土，西海之花。生于岡山，藏于中華。萬邦友好，四海一家。消滅侵略，幸福無涯。” 雕像坐東向西，面朝著他曾經魂牽夢繞的上海、中國。 櫻橋公園內的內山完造先生頌德碑郭沫若紀念碑文（作者拍攝）

返程的路線，我特地選擇在笠岡站乘坐JR山陽本線，這也是年僅12歲的完造離家遠赴神戶、大阪，開啟人生闖蕩的起點。內山完造在他的回憶錄《花甲錄》中這樣寫道：

“先坐人力車到笠岡車站，然后上了火車。隨著汽笛一聲長鳴，人力車夫的一句‘老爺，撒喲那拉……’是我聽到的最后鄉音。車廂里沒有一張熟悉的臉……年僅十二歲、身材像小豆子似的我，在車里成了眾人交口稱贊和愛撫的對象。” 笠岡車站，12歲的1897年內山完造從這里出發開啟全新的生涯

在人生最精華的三十五年中，內山完造從一個局外人轉變為中國文化的學習者、研究者和傳播者。在北四川路的促膝交談中，他對魯迅先生醍醐灌頂般見地的領悟，更是為后人留下寶貴財富。內山完造也早已超越商人的局限，成為一位真正睿智、深刻的思想者。

1985年11月，日本岡山縣內山完造先生顯彰會發起，在上海 “萬國公墓”（現今宋園路21號宋慶齡陵園） 內山完造夫婦的墓后，建一塊石碑。上刻內山摯友小澤正元書寫的銘文：“內山完造先生為日中兩國人民的友誼作出了卓越貢獻，精神永垂不朽”。

原標題：《【海上記憶】尋找內山完造：生為中華友，歿作華中土》

欄目主編：沈軼倫 文字編輯：沈軼倫

來源：作者：沈思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