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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初年，當軍閥需要擴充軍隊時，他們慣用的手段是物質引誘招募士兵或暴力強迫民眾當兵。

1933年，南京政府首度試行國民兵役制度，規定凡是適齡國民都有服兵役義務。但是面對日本壓迫，國民政府只能在南京控制地區局部試行。

1936年3月雖然公布兵役法，但是由于戶籍制度尚未建立，地方實力派又極力阻撓，因此只能小規模試行，收效甚微。比如說，南京政府想把四川省保安隊變為補充兵力，就受到四川軍人抵制。其他各省情形大致相同。

1、抗戰時期兵役制度的改革

1937年開始抗戰，一年之內軍隊損失高達100萬人，全國兵力降到只剩100余萬人。國民政府為了應急，只能采用抽調、招募、征兵等混合方式去補充兵員。

抽調是把各省已有訓練基礎的保安隊和老兵調赴前線作戰。招募則是志愿兵募兵，由各地的兵役管區負責，也允許部隊自行招募。征兵則是依照戰前規定，但是縮短了征兵程序，增加征兵對象出生年次。

但是隨著士兵傷亡率上升速度驚人，政府倉促對策是把兵役制度很快推廣到全國各地，也因此讓它的弱點大幅暴露。比如說，在1938年武漢會戰期間，蔣介石就曾經抱怨，補充兵數額表不詳實，主辦人員只圖填表湊數，敷衍了事。軍政部長何應欽也證實，各個部隊長官平時對兵員和器械補充都不曾登記追蹤，等到上級索取報告時就信口開河胡亂填寫，以致軍政部得到的報告嚴重失實。

在1937-1940年短短三年中，僅是經過軍政部以正規程序征集的壯丁就達到550萬人。而其他由部隊自行招兵的尚不知其數。由于陳舊制度顯然已經無法應付迫切新需要，因此重慶政府在1941年頒布一套新兵役制，把全國以省為基準劃分為15個“軍管區”，以行政專區為基準劃分為109個“師管區”。除了個別微調外，這一制度一直延續到戰爭結束。

1941年兵役制度改革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加強軍隊與政府間的合作。依據新法令，每個部隊分配有征兵的指定區域。一方面，省政府負責征收18-25歲壯丁補充正規軍和保安團隊的缺額。以廣東省為例，省主席李漢魂兼任軍管區司令，中央政府指派師管區司令，省內的行政督察專員則兼任團管區司令。

另一方面，正規軍的軍級單位直接向中央（軍政部）呈報所需要的新兵數量，中央政府就命令軍管區司令李漢魂轉告團管區的行政督察專員，把命令下達給保甲長完成征募該數量的指標，將新兵送交師管區，組織成為“連”，加以訓練后，移交給軍級單位成為正式戰斗兵。

在正常情況下，每個師管區負責向一個軍級單位提供兵源，而選定一位該軍的高級長官兼任師管區司令。1943年，重慶政府決定結合征兵與整訓工作，由每個軍的三個師中抽出一個師調至指定師管區整訓，其余兩個師保持戰斗警戒。這一整訓計劃要求各師輪流執行，因此在理論上，所有3個師在經過一段時間后都能得到加強。

2、拉壯丁的地方勢力

兵役政策與糧食政策一樣，它在重慶設計的法令和制度是否可以推行，關鍵在于縣和縣級以下的基層政府單位和干部，因而這兩項政策面臨的困難也大致相同。

毫不意外地，合格的兵役事務管理干部同樣嚴重短缺。在1936-1946年間，全國只有3048名縣級干部曾經接受過1-2個月的兵役事務管理訓練。

結果是，凡是缺乏能力處理政府其他事務的人員，同樣缺乏能力推行兵役政策。比如說法律明文規定，凡是未成年兒童和獨子都可以免除兵役義務，但卻經常被征召。相反地，地主、富商和秘密會社領袖的子弟們卻能逃避兵役，或出錢買人冒名頂替。

張發奎就曾經坦言，政府的征兵政策從來沒有完全實現過，因為弊端百出。因此，當富人出錢買窮人冒名頂替去當兵時，基層事務人員完全不在乎，或甚至同謀受賄，只要湊足數字即可。而虐待和壓迫新兵的事例則屢屢皆是。根據軍令部情報，兵役政策貪污最多者在下層干部，特別是保甲長一級，四川某縣一個保長就可以在數月之內貪污百萬元。

由于缺乏可靠的人口統計數據，因此基層官員可以肆無忌憚地偽造戶籍資料，以便徇私舞弊，買賣代役。問題的根源之一是，師管區司令部編制經費狹小，如果奉公守法就將會賠累不堪，而如果貪污舞弊則可以立即致富。因此役政敗壞乃是全國性嚴重問題。

各級官員徇私舞弊，填補經費不足的虧空，彼此勾結，分沾利益，成為普遍現象。根據軍法總監部審案資料，一個例子是陜西省辦理兵役事務者的貪污，以幾千元賄款就可以免除年輕人不去應征當兵。另外一個例子是某部隊連長被派到昆陽縣（云南省）征調壯丁。他到達后暗示鄉鎮長獻金，向每個鄉鎮長收取大約3萬元國幣。征兵工作展開后，他漫無標準征調壯丁。有錢人家被拘要設法救出必須付5千元贖金。連長離開后，估計他該次出差的搜刮高達20萬元。

根據蔣介石參謀劉斐報告，一個師管區的職位空缺可以索價數十萬元，因為每個兵役作弊案就可以進款三萬元。謀官者在一定時期內可以指望連本帶利回收。

還有許多地方官員會將政府對征屬依規應該發放的優待金據為己有。難怪在抗戰時期還是中下級軍官的郝伯村直言“在農村，兵役就是攤派，買賣，頂替，和強行抓兵”。其結果是，征兵工作幾乎無政策可言，完全操縱在基層當權派手中。在1942年的國民黨中常會上，兵役政策被提出批評的弊端就達30余項。然而并沒有做出實質效果。

但是兵役政策和田賦政策的推行，卻有一個重要差別。

一般而言，當田賦征糧經由地方基層政府處理上交時，則基層的當權派還有機會使用特權把負擔轉移到農民身上。但是當駐地軍隊以掃地毯方式直接搜刮時，則農村中富人家中的存糧無可逃遁，而且連地產權也可能被軍隊沒收。

所以窮農和富農一律成為受害者，它的打擊面比較沒有階級差別。反之，征兵則產生顯著窮富差別，因為窮農只能死守鄉里成為甕中之鱉，無可遁逃，而富農子弟則可以逃到都市銷聲匿跡，可以混入政府機關變成為公務員，而名正言順地免除兵役，也可以賄賂地方官員篡改名冊免除義務，還可以出錢買人冒名頂替。

即便是在被征之后，仍然可以買通運送壯丁的官兵中途放人，或謊報逃逸。因此，征兵弊端最大受害人是農村最窮困人民。1942年陳誠主政湖北省，曾經對地方征兵情形做過一個廣泛的實況調查，所得結果是，“貧窮者兩（子）抽一或三（子）抽二，家境較好者，四，五個兒子不抽一個，交一百元可緩役一年。今年王縣長來，不行了。但是有錢的人們仍有辦法，可以到機關服務或送學校讀書。”

結果是，最終被征召入伍的男子，往往來自村中最貧窮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家庭。他們無法離開土地或舍棄家人，卻又無錢讓自己擺脫征兵厄運。

每逢本地壯丁不足時，村長或保甲長還會指使警察或民團抓捕過往行人路客，云南甚至發生西南聯大職工被保長強行拉夫做壯丁事件。

某些地區甚至設有黑市，只要提出合適價格就可以僱到職業逃兵代人服役。而且可以一而再地收款頂替，逃逸恢復自由身，再返回黑市做買賣。一些有組織的犯罪團伙還會綁架旅客賣給村長，以補足壯丁數額。

比如說廣東省在1942年，一個壯丁買賣的公開要價大約是2千元。直到1945年，兵役販子和拉綁壯丁現象仍然極為普遍。所謂“兵販子”泛指暴力集團，它必須勾結地方基層政府在無法完成征兵定額時，以收取一定費用方式，替基層官員以暴力方式去抓年輕人充當壯丁完成指標，它也可能勾結團管區或軍隊，在需要補充兵員時，以金錢收購壯丁。

它甚至可能在平時抓捕年輕人圈養在手，待價而沽。兵販子成員很可能來自地方基層政府兵役科工作人員，軍隊中下級官兵、和地方暴力分子的結合集團。但是最重要的條件是手中必須掌握暴力（槍桿子）。

由于軍隊普遍缺乏醫療機構或健康檢查，因此體弱多病之人也一律被征兵單位接受。壯丁被抓后，在前往訓練營途中還要面臨體罰虐待。對多數壯丁而言，在到達目的地前身體已是虛弱不堪，沿路餓死者甚多。壯丁睡眠無床無被，擁擠到甚至被迫站立而睡，以致嚴冬時早上凍死門口。據一項官方內部估計，從廣西柳州到交兵地點，死亡壯丁竟然達到一半。

四川省主席張群也報告，該省1942年的新兵中只有28.9%達到健康標準。

3、上層的無奈

當然更糟糕的例子是壯丁遭受故意虐待甚至殺戮的事件。1943年發生的一起重大案件是暫編第59師某連長在三臺縣（四川省）接收新兵時，殺死壯丁，與人民沖突，又殺死人民4人，被人民追殺，就帶兵潛逃。1944年，第一戰區在陜西的第80軍接兵的營長等人虐殺壯丁一百余人案，證據確切，重慶政府命令副長官胡宗南將犯人挾解到案。1945年，某一個軍在四川接收壯丁，克扣軍米，油鹽，醫藥，打死壯丁105人，賣放壯丁，強拉壯丁，勒索巨款。

中央政府對這些情況是否知情？又如何處理？

其實蔣介石本人和重慶政府對于役政弊端并不陌生。

蔣介石本人就曾經指出戶口沒有調查清楚、社會組織沒有健全、國民教育沒有普及，都造成兵役困難。更何況在重慶市內大街上，就可以看到成群壯丁被繩索捆綁，槍兵押解的非法行為，都是役政人員自己在犯罪的證據。

或許是蔣介石接到關于兵役暴政的情報如雪片而來，所以在1944年6月11日對于征兵弊病做了一番整理，指出包括勒索、拉丁、虐打、死亡、饑凍、致病等幾個重大項目。

并且在6月13日下達一個手令，指出政府把握民心的要務，除了穩定經濟之外，最重要的任務是改善兵役行政，免除壯丁們“不受虐待，解除拷綁凍餓病死途中之苦”。他提到自從開戰以來，政府每征10個壯丁中最多只有4個到達軍隊補充缺額，其流失量之大主要原因是虐待壯丁，衣食無著，凍餓致病，或是半途逃亡。

他特別提到“接兵官長以壯丁在途病重累贅，乃用手槍就地擊斃，了其任務”，而這種現象尤其在四川和湖南最為普遍。蔣介石提出的改善辦法是消除征兵弊端，“今后軍政部必須對此為第一重要職務，全力以赴，凡為優待壯丁，改良征兵之任何經費與任何方法，皆應不惜一切財力物力，以求早日奏效。救國之道，莫急于此。”

值得注意的是，陳誠剛巧在此時接替何應欽出掌軍政部。他雖然在中國軍界素以銳意改革出名，而也早在1942年就得悉“軍政部專用一批落伍軍人，誤人誤國”，但是等到他1944年親自主掌軍政部時，才獲知更多貪腐細節遠遠超過他的想象，他為此指責征兵其實就是抓兵，把他們當成是囚犯對待，不但克扣糧餉，而且沒有醫療而造成新兵大量死亡。難怪到達部隊的新兵多為病兵而無法作戰。

陳誠最后甚至直截了當地告訴蔣介石，軍政部所有職員都貪污腐敗，短期內難以改正。就在這個時節，何成濬將軍每日處理全國軍隊違紀事件，也總結地說，“年來庶政中之最壞者，厥為兵役。自創辦至今，無一處不騷擾，無一處不敲詐，蓋上上下下皆假借政令，壓迫操縱，斂財自肥，幾成為一完整之籌錢組織，只顧利己，而置國家大計于度外，其危害國家，實不可以言喻。”

當何成濬主持的軍法總監部把此類情形向蔣介石匯報時，后者在一個高層會議上再度嚴厲指責兵役制度敗壞，“死亡載道，一切壞事惡行不勝枚舉。”

指出師管區的工作人員都是軍政部派出的腐敗分子，盡管司令官有才能，也無能為力，“現在最腐敗的就是兵役及一切后方業務，因該部皆為一切所有腐敗分子所把持”。

4、程澤潤案件

正在這個關頭發生了一個轟動全國的案件，就是蔣介石本人親自干預的兵役署署長程澤潤案件。

1944年8月，蔣介石接到情報（據說是戴季陶兒子戴安國從鄰居得知）稱，市區內有第29輸送團押解壯丁200余人，每日進行虐待拷打，哀嚎不絕，驚動鄰里。蔣介石聞訊后立即派特務兵封鎖兵站。次日（29日）早晨率領何應欽，錢大鈞等高官趕往現場，看到壯丁枯薧似鬼傷痕屢屢，就派人召喚兵役署署長程澤潤到現場。

蔣介石在盛怒之下，以手杖猛擊程澤潤十幾次，手杖為之折斷，隨即把程署長送交軍法審判。當蔣介石事后追蹤得知那群壯丁都是強迫抓來充數時更是憤怒，命令把該團原來的師管區司令、兵役科長、鄉保長，一律押解到重慶受審。同時指示屬下加速提高兵役部工作效能改善兵役事務。

在審判過程中軍法總監部又發現，該團不僅毒打士兵，而且克扣軍餉高達一年以上，案件爆發后才趕緊補發兩個月薪餉冀圖掩蓋行跡。總監部更發現，征兵單位還克扣軍米、軍服、藥品。而對于虐待致死的士兵則棄尸野外，不予棺葬，滅絕人性。軍法總監部決定將犯罪的團長、連長、排長、兩個班長，一律處以死刑。蔣介石本人一直關切此案，更親筆指示運輸第29團團長等共5名軍官執行死刑。

至于程澤潤本人的審判則大費周章。本來安排由張治中主審，但是張治中托詞公務纏身，其他軍事領袖也多方推諉，最后決定依舊由軍法總監部主持。該部最初擬處徒刑9年，但是蔣介石命令槍斃。

軍法總監部只好在復議后把程澤潤9年徒刑增加為無期徒刑，但是最終出于蔣介石堅持仍在1945年7月6日執行槍決。值得注意的是，程澤潤官至中將署長，掌管全國兵役政策，終因貪污違法玩忽職守，而在抗戰勝利之前一個月被處死。然而令人嘆息的是，縱然蔣介石如此想整頓綱紀，卻有一大批高官不敢直接向蔣介石求情，轉而對軍法總監部進行關說和施壓，要求減刑或是延緩執行，最后均歸失敗。

程澤潤事件不久傳遍社會，一時造成人心大快。然而蔣介石想以程澤潤案，標示用嚴刑重典治亂世的決心，則完全沒有達到效果。因為兵役政策和田賦政策一樣，是中央政府和基層人民群眾最廣泛而密切的接觸面。

其間牽涉的因素包括地方實力派的地盤，地方政府的體制和公務員素質，鄉保甲長和地方士紳權豪千絲萬縷的關系，乃至地區駐扎部隊長官對地方政府的粗暴干預。這些結構性的層層障礙，使得委員長無論如何震怒，到了基層都會被溶蝕得無影無蹤。

就在抗戰勝利前夕（1945年7月），何成濬將軍依然嘆息，近來虐待新兵事件持續發生，又有一個班長因為虐待新兵致死而被處以死刑。1944-1945年持續發生的征兵殘暴事件，仍舊反映了抗戰最后兩年的普遍現象。

5、難解的死結

低微而粗暴的待遇，使得征召的壯丁士氣低落，逃亡率極高。壯丁通常僅有半數能交撥兵營。軍令部在1941年視察第六戰區后發現，實際到達部隊后的可用之兵只有十分之一而已。

國民政府資料顯示，整個抗戰時期，征募的壯丁達1400萬人，號稱送到部隊者為1200萬人。但是實際征募數字肯定遠高于此。而其中90%是文盲。若以省份計算，則抗戰八年，大后方省份提供的兵源最為穩定可靠，其中以是四川（257萬人）為最多。如果大后方綜合計算，則四個省份（四川、云南、貴州、廣西）是全國壯丁來源的32%。

其次是國民政府控制力略強的地區（河南、陜西、湖南、湖北）等四個省份是全國壯丁來源的36%。換言之，這些省份的人民為抗戰提供的人力最大，是全國兵源的三分之二。

其三是國民政府控制力弱的西北省份和東南省份等廣大地區，它們的兵源多半只供補充本地區地方實力派兵員，而西藏和新疆則是掛零。

無論細節如何，這些宏觀性數據有助于我們對抗戰時期中國人民負擔的了解。大后方省份眾多農村人民的生活被兵役制度打擊得支離破碎。除了造成千家萬戶被不公平地陷于家破人亡之外，對于農村整體生產力必定是嚴重打擊。由于當時軍隊實際收到的兵員大幅度少于官方數字，而官方公布的士兵傷亡總數又在300萬上下，因此大約有數百萬壯丁下落不明。

唯一合理的推測是，這一大批農村年輕人成為悲慘軍旅生活的犧牲者，要么做了逃兵，要么在戰場之外失去生命。

但是制度性的混亂還只是兵役制度推行困難的一個因素而已。

到了1942年初，何成濬感嘆寫道，“抗戰以后，役政之敗壞，幾不可以言喻。”他又寫道，“開戰以來，成績最不良者為役政，關系最重要者亦為役政。”

重慶政府屢次圖謀改善，卻沒有絲毫功效。何成濬認為原因有兩個，一是用人不當，一是主事者貪污斂財。改革必須由這兩方面入手，否則今日擬一個條例，明天頒布一個命令，毫無作用。根本問題不僅是制度不完善，而且是用人太爛。如果真要改善，中央必須選擇廉能人員負責。

但是如果執行人員的選擇權都操縱在地方實力派手中，則中央政府又能如何？

值得注意的是，兵役工作在經過了6年多的雜亂無章之后，重慶政府終于在1943年冬天才成立兵役部。雖然政府的用意是要將征兵事務的各個環節統一整合在兵役部管轄之下，但是拿不出具體辦法，以致兵役部在成立后相當一段時間內只配備少數職員。

而初創時期的職員們由于不熟悉相關業務的法令規章，甚至需要向軍法總監部借調人員協助部務運轉。就在程澤潤事件發生之前不久，何成濬已經看出兵役部下屬兵役署問題嚴重。

他寫道，“兵役署自設立至今，因用人失宜，弊端百出，不惟無補于軍事，且擾害民間較任何苛政為烈，欲整理軍隊，非先整理役政不可，否則終屬徒勞無功也。”

而秦德純部長也批評兵役的根基太壞，歷來主持兵役工作的負責人經常把它當成是敲詐的機關，而要想徹底整理，又阻力很大。難怪在剩下的一年多的抗戰期間，這一機構調整并沒有產生多大的效果。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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