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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某個潮濕的清晨,當47歲的克里斯·里德(以下簡稱克里斯)在樟宜機場T3航站樓掏出那本紅色護照時,指尖傳來一陣微妙的戰栗。
這個留著莫西干頭的英國男人突然想起二十年前初到新加坡的情形——當時他攥著英國護照在移民局排隊,前面日本游客的行李箱上貼著“禁止口香糖”的卡通貼紙。
圖源:Youtube@Max Chernov
而現在,海關官員對他說的“歡迎回家”(Welcome Home)幾個字,讓這個常年跨國為世界各地客戶提供Linkedin營銷策略的創業家和精英,在玻璃幕墻折射的晨光中紅了眼眶。
一個英國人的新加坡化樣本
新加坡
成為新加坡人,克里斯自述自己經歷了相當大的心理轉換。從旅游簽證、到EP,再到PR,最后成為公民,他花了足足20年適應,也引來了一些不理解和懷疑。
“你確定這是真的護照嗎?”當克里斯第一次在瑞士機場亮出他的新加坡護照時,對方的懷疑讓他哭笑不得。"克里斯回憶,當時自己不得不摘下口罩說:整個新加坡應該找不到第二個我這樣的公民。
圖源:Youtube@Max Chernov
但是,“你看,我在網上發布的有關我入籍的消息是瀏覽量最高的!有超過百萬人看過!”克里斯談到這里滿是驕傲。
很多人詢問他,在新加坡生活會不會感受到不自由,對此,克里斯這么回答:“在倫敦地鐵看到口香糖污漬時,我突然理解了新加坡的‘不自由’。”
克里斯翻開手機相冊,對比兩張照片:2013年他在倫敦金融城西裝革履參加反脫歐游行,而現在,他能熟練地在牛車水熟食中心用福建話點Kopi c kosong,雖然尾音總不自覺上揚成出生地曼徹斯特的腔調。
這個永遠穿黑衣的英國人現在會認真研究肉骨茶胡椒配方,但手機鬧鈴仍是倫敦腔的“Mind the gap”——某種頑固的鄉愁,就像他堅持用Revolut卡買咖喱魚頭時,總會多付10%“情感稅”。
可當他給倫敦客戶開Zoom會議時,脫口而出的尾音"lah"總讓對方愣神。語言學家稱之為"克里奧爾化",克里斯自己則形容為"人格的無線漫游"。
這種轉變并非一蹴而就——當他的英國同事抱怨新加坡“威權主義”時,他會展示手機里激烈批評外勞政策的Linkedin帖文:“看,我的賬號還沒被封。”
事實上,克里斯對西方民主的質疑藏在某個數據里:他特意查過,2020年新加坡大選投票率93.6%,而他的家鄉曼徹斯特選區僅有31.2%。
2015年新加坡大選投票日,克里斯在淡濱尼集選區目睹一位坐輪椅的耄耋老人堅持親自劃票。"那天我才理解'強制投票'背后的契約精神,在英國,我的中產鄰居們總抱怨政治,但投票率還不到40%。"
圖源:Youtube@Max Chernov
“強制投票才是真民主”是他常掛在嘴邊的話,但真正擊穿他的是某次社區選舉——他發現競選海報上印著馬來語、泰米爾語和中文,而自己參與的組屋樓下座談會,居委會主席用英語問:“克里斯先生,你覺得垃圾收集時間是否需要調整?”
這種認知轉變還具象轉變為他辦公室的裝飾:墻上除了公司執照,還鄭重其事地裱著那張沾上咖喱漬的選民證。書桌抽屜里則收著更私密的文件——2017年他寫給選區議員關于外勞政策的建議信,以及用三種語言回復的政府公函。
新加坡人不分種族,對于關乎到自身的投票總是很踴躍參加
紅色護照:增加歸屬感
新加坡
另一個事實是,入籍帶來的商業價值遠超克里斯預期。
成為公民后,克里斯的Linkedin咨詢費上漲了30%。“粉紅色IC(身份證)是信任背書”,他展示某本地企業主的私信:“以前他們覺得我是隨時會走的洋派顧問,現在當我用Singlish說‘lah’時,合同簽字速度都快了。”
而這種微妙變化被本地某大學的研究印證:外籍專業人士入籍后,本土客戶簽約率平均提升22%。
克里斯的辦公室在圣淘沙島上,
圖源:Youtube@Max Chernov
這種"粉紅IC效應"甚至改變了公司招聘策略。他的營銷團隊現在刻意保持"三分之二本土化"比例,"這不是出于政策妥協,而是發現‘混血’團隊更能捕捉文化共振點。"
但是,頗具諷刺的是,這個以莫西干頭為個人標志的叛逆者,如今會在演講中強調“CPF(公積金)賬戶復利優勢”。他書架上《顛覆式創新》旁邊擺著《新加坡刑法典》,其中折頁是第377A節——當他為LGBTQ客戶做品牌咨詢時,會謹慎補充:“當然,要符合我國現行法律框架。”
這種矛盾在家庭場景中更為微妙。周末的植物園野餐會上,他堅持用保溫瓶裝英式紅茶,卻會為孩子精心準備熊貓造型的豆沙包。
"知道嗎?我父親至今不肯原諒我放棄英國籍,"克里斯突然掀起T恤,露出腰間的紋身——伊麗莎白女王頭像被重新設計成魚尾獅輪廓,"但這個國家允許我把反叛變成生產力。"
新加坡身份認同的暗涌
新加坡
然而,在新加坡生活之余,克里斯也遭遇到了一些質疑聲。
這些ang moh(泛指外國人)拿公民權比馬來西亞人容易十倍!"宏茂橋咖啡店一名安哥與他人的對話飄進克里斯耳中。
數據佐證著這種不滿:2023年公民批準率中,歐美專業人士達41%,而建筑工人僅2.3%。他只能默默拍下墻上"禁止外帶食物"的告示發到Linkedin,配文是:"真正的本土化,是從理解每條規則背后的集體記憶開始。"
另一方面,這種敏感催生了他的"贖罪式公益"——每周三在圖書館的簡歷工坊或者網上免費為人提供求職咨詢服務。其中有位馬來西亞母親讓他印象深刻:"她兒子NTU畢業卻找不到工作,我教他把'精通三種語言'改成'文化橋梁構建者',現在成了奢侈品店經理。"
還有人說,"你沒扛過SAR21步槍,算什么新加坡人?"面對這樣的質疑,克里斯現在會展示手機里兒子參加童子軍的照片。
“我入籍的時候已經太老了,但我的兒子最終會參加國民服役,這是件令人興奮的事。說不定有一天,他還會為新加坡國家足球隊效力呢?”
圖源:Youtube@Max Chernov
一開始他曾感到委屈、無奈甚至憤怒,但更深層的和解發生在去年中元節——當他第一次學著鄰居在組屋樓下燒紙錢時,煙霧中浮現的是遠在曼徹斯特的父親的墓碑。"那一刻突然懂了,祖先崇拜是比護照更深的身份錨點。"
而這種認知又進一步體現在商業決策中。他拒絕了好幾家西方客戶提出的"批判新加坡體制"的營銷方案,"真正的歸屬感是建設性批評,就像我堅持在Linkedin談論外勞權益,但會用人力部的數據說話。"
圖源:Youtube@Max Chernov
新加坡人 Vs 英國人
新加坡
現在,克里斯的住所是文化混搭的絕佳樣本。書架上,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和英培安的《騷動》并列;黑膠唱片收藏里,這個自稱每天都要聽至少10小時金屬搖滾的男子,把Metallica的《Master of Puppets》緊挨著新加坡獨立樂隊的《Take Heart》。
入籍三周年那天,克里斯在Spotify創建了《紅與白》歌單——Iron Maiden與梁文福的歌曲奇跡般共享播放列表。這個曾認為'愛國是幼稚情感'的英國人,現在會把新加坡國歌設置成兒子的起床鈴。
餐邊柜的恒溫展示盒里,曼城隊的圍巾與新加坡國家足球隊徽章相對而立,中間的玻璃罐浸泡著幾片風干的口香糖——2018年從倫敦帶回的最后一包,包裝上的女王頭像已經褪色。
書架上,那本被翻舊的《新加坡歷史》里夾著機票存根:明年二月,他將帶著全家去倫敦開分公司,行李箱里裝著二十包口香糖。"給老朋友的禮物,"他眨眨眼,"當然會在海關主動申報。"
圖源:Youtube@Max Chernov
夜深了,克里斯辦公室的霓虹燈牌依然亮著,招牌上的公司名稱下有一行不起眼的小字:Est. 2020 in SG。燈光映照著辦公室墻上的地圖:用紅色圖釘標記的都是新加坡企業海外項目,而藍色圖釘則代表他幫助進入亞洲的西方品牌。
在兩種顏色的交界處,靜靜躺著一本翻舊的護照,封面顏色說不清是紅是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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