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2月，北京西花廳】“總理，我童小鵬來向您告個別。”周恩來抬頭，用手勢示意他坐下，“南昌路遠，身體要緊。”一句溫聲叮嚀，把57歲的童小鵬暖在心里。他剛剛辦完去南昌齒輪廠任革委會副主任的手續，行李打好了，身體檢查也做了，可就在這天傍晚，原本清晰的行程突然按下了暫停鍵。

回到家，他把外套往椅背一搭，拿起電話卻被告知“等等再說”。這一等，足足十八個月。對于久經風浪的老革命來說，等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未知。但童小鵬心里反倒安穩，朋友問他為何不急，他笑答：“我八成知道是誰在背后操心。”

故事要倒回到1966年夏天。那天清晨，中央辦公廳的警衛急匆匆跑到府上，告訴他“總理請你馬上過去”。童小鵬顧不上喝口熱茶就進了中南海。周恩來開門見山：“中央決定，你去中辦，當第一副主任。我估摸著不一定順，但組織定了，你就上崗吧。”話語不長，卻暗含分量。當晚，他便接管了秘書局、機要局、警衛局幾個要害部門。熟手是熟手，可誰也沒料到半年后風云突變。

1967年初，造反派沖進辦公室，牌子摘了，人被“靠邊站”。白天挨批，夜里掃院，累得趴下時他跟愛人紫非說：“這地兒埋頭種點瓜倒也不壞。”于是，在中南海那塊不起眼的空地，他們撒下絲瓜籽、苦瓜籽，澆水、捉蟲，日頭一曬，藤蔓瘋長。批斗場外的小菜地成了夫妻倆的“微型自留山”，餓肚子的時候，兩根煮熟的苦瓜配上一杯自釀糯米酒，苦中也能品出甘來。

有意思的是，童小鵬還把自家釀的酒送給暫住中南海的余秋里、谷牧幾位老同事。窗外槍聲時有，屋里酒香四溢，三兩杯下肚，大家都像回到延安窯洞，痛快。可快樂不長，1967年10月，他被通知去“學習班”深造。學了沒多久，一車人被拉到江西進賢“五七干校”。

干校上的活兒說白了就是體力賽。童小鵬分到二連，看豬圈。拉糠上山、挑水下坡、攪拌飼料。江西的冬天冷得鉆骨頭，可他還是光著胳膊推板車。半年后，原本圓滾滾的肚子平了，下蹲不喘了，整個人居然硬朗不少。一次體檢，他自嘲：“勞動改造，還真把我改造出了馬甲線。”

可那三年并不是他一個人的苦旅。妻子在湖北沙洋勞改，大兒子在柴達木盆地打地震勘探；二兒子童利寧先在上海聾啞學校，又跑到延邊插隊；三兒子童衛寧去了北大荒。五口之家，五處天涯。信寄來寄去，最快也要半個月。家書到手，都成了舊聞。

1971年冬，干校電話忽然響起：“童小鵬，準備回京！”他以為組織只是讓他回北京再出發，便提了三個條件：把紫非調一塊兒、讓自己回京搬家、把殘疾的童利寧安置在北京。統統獲批。程序走得順當，他不由感慨，“真像有人提前打了招呼。”

收尾時，他捧著豬場里剛出生的小黑仔，竟有點不舍。那些小豬陪他度過最灰暗的三年，某種意義上是戰友。告別那天，他摸著豬頭，嘴里念叨：“小家伙，好好長。”

在北京，他住回舊屋，等赴南昌的命令。日子不算緊張，他開始整理從延安帶出的舊電報稿，補記日記。也有人湊到跟前說：“去南昌的事只怕黃了，周總理不放人。”童小鵬不置可否，但心里越發篤定。

【1973年8月，中南海電話鈴響】“童老，留在北京！”話筒里只這一句，他卻聽懂了全部含義。當天，中組部的正式通知隨即送達：不去齒輪廠，直接回中央統戰部。消息一出，他先想到的是1949年——那一年，他在統戰部當秘書長，窗前那棵白玉蘭正好盛開，如今竟還能再聞舊香。

京城一些老同志悄悄透露：不僅總理，葉劍英也多次發聲，“童小鵬不能外調，南昌用不著他。”葉帥的大女兒還專程到魏家胡同看望過他，輕聲勸別南昌。那會兒她沒直說是誰托付，事后才道破。童小鵬嘴上不言，心里記住了。

與此同時，中辦黨委發來結論：童小鵬“歷史問題查無實據”。原來，1967年有人翻出他1937年在西安短暫同事的名字——袁曉軒。此人后來叛逃重慶，被國民黨當成寶貝，提出要“策反童小鵬、龔澎”。國民黨給了錢，卻沒人愿意接頭，那份策反計劃被高層壓箱底。荒誕的傳聞，竟讓童小鵬背了好幾年黑鍋。現在定論下來，他放聲笑道：“早知道終有這一天。”

重新回到東交民巷的統戰部大樓，他站在長廊盡頭，撫著墻漆的裂紋，像是在摸一件舊槍。辦公室里的人事檔案堆得老高，他卷起袖子，開箱、歸檔、編號，整整忙了三晝夜。有人勸他歇，“您年紀大了。”他擺手：“我能拉滿車糠就能翻這點文件。”

不得不說，童小鵬的命運彎彎繞繞，可他從未懷疑過組織的最終判斷。這份篤定有時像倔強，有時又像信仰。正因為此，南昌之行被叫停時，他只是輕描淡寫說了一句：“我相信是總理的指示。”這話不長，卻重若千鈞。

歲月翻頁，齒輪廠的行李箱仍被他鎖在壁櫥里，鑰匙卻隨手扔掉了——他知道，那個箱子不會再用。但沒用的行李箱，并不等于沒用的人生；相反，它提醒著他：只要方向對，臨時的驛站和曲折的路徑，都能成為走向下一段使命的必經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