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苗中國發新芽

斯諾通過在中國旅游采訪，欣賞了中國各地美好風光，但也使他看到了他不愿意看到的慘景。

旱災

“出張家口不遠，我們來到了塵土飛揚、炎熱不堪的曠野上的一個小站。我們的火車停靠在一列相向開行的火車旁邊。那列喘著氣的火車拉著幾節殘破的貨車，其中有兩節貨車擠滿了半裸著身子的小孩子，幾乎全是女的。她們面有饑色，顯得很蒼白。看上去，她們是由幾個老婦人和男人照管的。我從客運處協理那里了解到，她們是被送到工場或妓院去的。在災區的邊緣地區，張家口是一個販賣人口的主要集散地。”（注1）

“一路上，滿目凄涼，全無生機。就像是剛剛發生過一場火山爆發。甚至樹也被剝光了皮，正在枯萎下去。村子里絕大多數的泥磚蓋的房子坍塌了。屋子里僅有的一些木料也被拆下來變賣幾個銅板。”（注2）

“奄奄一息的人東一個西一個地坐在或騎在自己家門口的臺階上，精神麻木。我在一處看到一個光著身子、骨瘦如柴的小孩，由于吃樹葉和鋸末充饑的緣故，肚子漲得像只氣球。他使勁搖動著他父親的尸體，想要喚醒他。父親光著膀子剛剛死在路上。我們把這個孩子送到城里的一個施粥所。我們還遇到了兩位年輕婦女，她們瘦得像一家中國肉鋪里掛著的臘鴨。她們的膚色都一樣，都衣不蔽體，干癟的乳房像空紙袋一樣垂于胸前。她們昏倒在村里的大路上，那些還能走動的人們，拖著沉重的腳步從她們身旁走過時，連看也沒有看她們一眼。我們把她倆送到了難民營。成千上萬的人注定要死去，救活幾條命似乎也設有多大意義。在我訪問過的兩個城鎮里，一年之內死掉的人約占全部人口的一半。死人如此之多，只能在城墻外挖一條淺溝掩埋了事，即使這樣，要找到有力氣挖溝的人也很困難。往往尸首還來不及掩埋就不翼而飛了。有的村子里，公開賣人肉。”（注3）

1929年-1930年中國西北地區旱災中的受災兒童

斯坦普爾博士是國際聯盟派赴國民黨南京政府的擔任顧問的著名的衛生專家。“他弄到的數字證明，在大災荒期間，陜西有一個縣，死的就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口；另一個縣死的有百分之七十五，如此等等。據官方估計，單在甘肅一省就餓死200萬人——約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二十。”（注4）

看了旱災的慘景，接著他又去考察了水災災區的情況。

水災

1930年-1931年發生的長江大水水災，斯諾隨記者團來到了武漢地區的災區，他現對發大水前的情況進行了解，然后對大水發生時和發生后的慘景進行了記敘。

“夏天過去了。農民懷著憂慮的眼光瞧著未來。他對壓迫他的那些人充滿了憤怒，但是他并不完全了解到底應該責怪誰。一天，突然起了涼風。他抬起頭來憂心忡忡地注視著朦朧的天空。”（注5）

“大雨一連許多天下個不停。他（指斯諾）從上了年紀的人那里聽到金沙江（長江）江面己經漲到10英里寬了。突然，在深夜，他（指災區農民）被一陣沉悶的使人心悸的聲音驚醒。他的老伴從床上跳了起來喊道：‘叫人上堤啦！’他們很費力地從地里走過去，在漆黑的夜里，他們看見一排燈籠的黃色光亮。成千上萬的人挑著泥土、磚、石頭、木條迎著正在高漲的江水去加固防波堤。突然，被認作是最堅固的一段堤防崩潰了。人們爭先恐后地逃命。婦女和孩子們爬上了草屋屋頂或是任何可以在波浪上漂浮的東西。成百成百的人被波濤洶涌的洪水吞沒。”（注6）

“洪水平靜了。環顧四周，黃色的水面上飄浮著尸體。小島、樹梢、屋頂、廟宇頂部的輪廓出現在天際。農民的豬、母牛、雞和水牛都在農民被淹死以前先遭了滅頂之災，無一幸存。”（注7）

1930年-1931年長江大水災中的災民

“今年春天，還會有數以千計的人死去。就在我寫這篇報道的時候，成百的人斷了氣。有些人被困在水中等待著救援。還有些人餓著肚子等了幾天、幾個星期，但除了只有黃色的洪水可喝之外，沒有什么可以充饑。死亡的可怕的擁抱正在從四面八方向他們逼進。”（注8）

“長江的癱瘓就是中國的癱瘓，因為偉大的‘金沙江’（長江）是詩人所稱的中華之邦的命脈。重災之后的恢復不是幾天的事，也許不是幾個月或幾年的事。”（注9）

“居住在中國中部變化莫測的河流流域中的中國人，大約有九十萬人死于水災慘禍。一千二百萬戶家庭被毀滅，五千五百萬人受災。”（注10）

不僅有人要問，為什么不進行援救，怎么能受到這么大的損失呢？

人禍

干旱，洪水，這些自然災害發生是不可避免的，但人可以發揮主觀能動性，可以積極預防，可以通過努力工作最大限度地減少傷亡。那一九二九年的西北大旱和一九三一年的長江大水為什么會死那么多的人和遭受那么大的災難呢？為什么沒有人去救援呢？

“中國西北地區面積比美國得克薩斯州還大。在那饑荒的歲月里，這個地區的政權，實際上和理論上都掌握在所謂‘模范長官’閻錫山的手中。南京中央政府給他封了一個‘綏靖主任’的頭銜。他有一個同盟者叫馮玉祥（馮玉祥后來立場轉變，堅決反對蔣介石，擁護中國共產黨），也是個老軍閥，人稱`基督將軍`，他在一九二七年的反革命事件中曾幫助過蔣介石。但是，蔣委員長這時對他們兩個人都不信任，把饑荒看作是迫使他們就范的有效武器。南京沒有給饑餓的人們送去糧食。華洋義賑會用私人捐款購得少許糧食，但政府甚至不給車皮，在運輸方面制造巨大障礙。”（注11）

“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萬萬噸的麥子小米，那是賑災委員會收集的（大部分來自國外的捐獻），可是卻不能去救災民。為什么？因為在西北，有些軍閥要扣留他們的全部鐵路車皮，一節也不準東駛，而在東部，其它國民黨將領也不肯讓車皮西去——哪怕去救濟災民——因為怕被對方扣留。”（注12）

“要是官廳禁止囤積糧食，交戰的軍閥沒有干擾賑濟物質運輸的話，這些人有許多是可以不死的。”（注13）

看：這些帝國主義支持的一心搞混戰的軍閥們，他們就是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他們還有人性嗎？再看看混戰軍閥是如何對待水災災區的人民的。

一九三零年和一九三一年，正是長江發生洪水特大災害之際，蔣介石與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軍閥在各自為后臺的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發動了爭奪勢力范圍和權力的‘中原大戰’。一九三零年十月、一九三一年二月和一九三一年七月，蔣介石又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全力調動軍隊三次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進行圍剿，他們只知道為帝國主義服務，只知道奴役人民，那里還管人民遭災受難死亡呀！再看看斯諾是如何記錄軍閥官府是如何對待水災災區的人民的。

“十四次內戰使國家的經濟結構遭受破壞，盜竊、搶劫、匪患橫行，為撲滅共產黨人革命進行的革命已經歷時兩年，軍閥統治下一片恐怖，那種麻木不仁、暴虐和后果嚴重的無能，是本世紀任何其它地方所不及的。”（注14）

“這些年以來，在大地上出現了掠奪成性的野獸。官吏們把駭人聽聞的敲詐勒索合法化、稱之為‘捐稅’。士兵們也搶劫分贓。盜賊橫行。”（注15）

看，在水災災區，軍閥官吏就是這樣對待受災人民的。

覺醒

“好辦法，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毀滅共產黨’，變中國為美國的殖民地，完成美國的‘國際責任’，實現‘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16）

“到一九四五年，美國給蔣介石政府源源不斷送去數十億美元，不是用于救災，而是為了建立軍事同盟”。（注17）

美國給蔣介石政府數十億美元，不用于救災，而是建立軍事同盟。建軍事同盟干什么？不就是為了使美國能獨霸中國，使中國只能成為美國的殖民地，讓蔣介石拿著美國給的錢，去進行軍閥混戰勝其他軍閥，去消滅共產黨。而蔣介石把饑荒看作是迫使掌管中國西北地區權利的軍閥閻錫山和馮玉祥就范的武器，不但沒有給受旱災而饑餓的西北地區人民送去糧食和其它援助，反而不許給火車車皮，去把華洋義賬會用私人捐款購得的少許糧食運往災去，結果造成大量災民因饑餓而死亡，這是不是蔣介石替美國殺中國人？蔣介石拿著美國人給的錢，去三次圍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去開展蔣、馮、閻、李（李宗仁）的爭權奪利的“中原大混戰”，而不對因長江大水而造成的嚴重水災災區受災難的人民去進行救濟，結果又造成災區的大量災民家破人亡，這又是不是蔣介石替美國殺中國人？

是的，斯諾通過這次對中國西北旱災和長江大水水災兩災區的考察，看到了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反動軍閥用帝國主義給的錢，不是用槍和炮，而是用旱災水災的災情來慘殺中國人民，使他進一步認識到了帝國主義侵略者及在中國的代理人對待中國人民殘無人道，使他產生了對帝國主義入侵者和代理人反動軍閥的非常憎恨，使他產生了對深受災難中的中國人民的無限同情。

“鮑威爾是蔣介石的熱情崇拜者，從一開始就支持蔣介石，把他看作反對舊北京政府的國民革命領袖。”（注18）鮑威爾崇拜蔣介石，對斯諾影響也是很大的。他也曾同鮑威爾一樣，也以為蔣介石把中國從暴民手中拯救出來，道義在蔣介石一邊，也以為“革命已經過去，國家己經統一”。（注19）但通過考察旱、水災情，使他對蔣介石這個人有了新的看法，特別是看到蔣介石為了對付打壓閻錫山和馮玉祥，不但不給受災民眾送糧，反而不給車皮去給災民運送義帳會支援災區的糧食，看到只知道為爭權爭地盤與其它軍閥混戰而不救大批災民的生命，看到蔣介石并不是拯救人民而是殺害人民，對蔣介石統一中國的說法產生了懷疑，看到中國仍然是四分五裂。想到一定“會官逼民反，……以至饑荒和起義在中國西部同時發生”。（注20）“在我這次旅行結束以前，我也就看到，這個國家遠不是統一的，并且疑心真正的革命才開始。”（注21）

“租界生活的風氣體現了我們一世紀來和中國的交往實質，而所有的美國人，盡管是不知不覺地，卻沾染了這種風氣。這種遺風至今還表現在我們的艦隊開到離本國五千英里之遙的中國海面上去耀武揚威”。（注22）一世紀以來和中國交往的實質是什么？不就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欺壓嗎！不就是認為他們是“優等民族”，而中國人是“低劣的下等人”，認為他們侵壓中國耀武揚威理所應當。而所有的美國人當然包括斯諾自己都沾染了這種風氣。而兩災區之行，看到了災區人民的苦難、死亡的慘況，使他看到優等民族侵略欺壓中國人民的罪惡，看到了他們的殖民思想的虛偽、自私、殘忍和極端的不人道，使他對這種殖民思想產生了反感、厭憎，產生了脫離和走出這種思想境界的自覺性。

這些，就是帝國主義入侵者和他們的代理人反動軍閥，利用自然災情殺害中國人民；就是中國國家被帝國主義入侵者和他們的代理人反動軍閥，搞得烏煙瘴氣四分五裂；就是斯諾開始意識到，自己在美國和在上海租界生活時所形成的殖民思想觀念的錯誤。而這些，就是斯諾通過考察上海對中國社會有了一個基本概況了解之后，又通過對災區考察之后，對中國社會問題情況進一步深入的了解和認識的開端，是他對自己從美國社會形成的原來思想觀念，也就是所謂的“白人優等民族”和“侵略殖民思想”的自我批判與改造的開始，更是他的思想關注點向深受苦難的中國人民方面傾斜、靠攏和轉移的起點。這些就是他所說的“覺醒的起點”，這些正如他所寫：“出國的頭一年，我離家鄉已相當遙遠了。我到了戈壁灘南面的火城薩拉齊（今內蒙古包頭市東面的土默特右旗）。在中國西北那個地方，我目睹了成千上萬兒童死于饑荒，那場饑荒最終奪去了五百多萬人的生命。這是我一生中一個覺醒的起點。在很長時期內，我見識過各種戰爭、貧困、暴力和革命的慘象，這一情景是最令我震驚的一幕。”（注23）

遠矚

為了能幫助旱、水災人民能獲得救援，斯諾及時地以沉重的筆觸寫了《拯救二十五萬生靈》和《中國水災記實》兩篇文章，發表在上海的《密勒氏評論報》和《紐約先驅論壇報》上。發表這兩篇文章，他的目的是能引起中國國內和美國國內和國際社會的共鳴，能夠向受災的災區民眾伸出援助手。這兩篇文章發表后，確實中國和美國還有一些國家和地區的一些慈善機構和友好人士也伸出了援助之手，援款援物幫助中國災民。

然而，中國國內和美國國內以及國際社會對斯諾的呼吁并非如斯諾所想的熱烈，而是顯得非常的平淡。這不能不使斯諾深入思考到，要人們能很好地關注中國社會問題并非易事，而要推動和促進中國國內和美國及國際社會，去幫助解決中國社會問題更是難上加難。

“我的五千字的報道得到的唯一反應，是來自一位美國的小學生，他在來信中附了一張一美元的鈔票，囑我轉送給饑俄的中國‘兄弟’”。（注24）這件事對斯諾也觸動很深，使他意識到，促進中國人民的覺醒，發展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及其它國家人民的友好關系也并不是沒有可能，這位美國小學生的來信使他看到了這種可能已經有了希望，看到了中國人民一定能覺醒的未來，看到了發展中美和中國同世界各國友好關系希望的“種子”已經播種下，他深信這粒種子一定會扎根發芽，一定會迎著烈日、嚴寒、風雨和飛雪茁壯地成長，一定能長成挺拔的參天大樹。同時斯諾也知道了，促進中國人民覺醒去很好地投身解決自己國內的社會問題，促進美國和其它國家的人民關注中國，促進發展中美兩國人民友好關系及中國人民同其它各國人民的友好關系，也一定會經歷烈日、嚴寒、風雨和飛雪。斯諾此時也醒悟，幫助中國人民前進的道路是艱難、曲折和漫長的，須不畏艱險、砥礪前行和長期奮斗才能見到曙光。這也許是他的第二個覺醒點吧。

花苗走出上海，走向全中國，大有長進，已在中國的沃土中扎下了根，并已長出了嫩嫩的新芽，正漸漸向綠綠的枝條展發。

（注l）《斯諾文集》第一卷第7頁

（注2）《斯諾文集》第一卷第8頁

（注3）《斯諾文集》第一卷第9頁

（注4、注5）《西行漫記》第214頁

（注6、注7、注8、注9、注10）《斯諾眼中的中國》第40頁

（注11）《斯諾文集》第一卷第6-7頁

（注12）《西行漫記》第212頁

（注13）《西行漫記》）第214頁

（注14、注15）《斯諾眼中的中國》第40頁

（注16）《毛澤東選集》袖珍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383頁

（注17）《斯諾文集》第一卷第10頁

（注18）《斯諾文集》第一卷第27頁

（注19）《斯諾文集》第一卷第3頁

（注20）《斯諾文集》第一卷第10頁

（注21）《我在舊中國十三年》第3頁

（注22）《斯諾文集》第一卷第21頁。

（注23）《斯諾文集》第一卷第2頁

（注24）《斯諾文集》第一卷第10-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