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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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第一財經 周艾琳

近期，離岸家族信托再度引發熱議。事實上，近年來，多位富豪、企業家設立離岸家族信托“翻車”并引發重大法律、稅務糾紛。

這些案例清晰反映出：信托不等于絕對安全，尤其在結構設計、控制權安排和法律合規上稍有疏忽，就可能導致“信托被擊穿”或資產不保。

針對離岸家族信托設立可能遇到的各種雷點，第一財經記者采訪了多位離岸家族信托的委托人、受益人、家族信托管理機構等。

現金信托和股權信托差異大

離岸家族信托（Offshore Family Trust）是高凈值人群（特別是企業家、富豪）常用的一種財富規劃工具，通過將資產轉移至設立在境外［如英屬維京群島（BVI）、開曼、澤西島、新加坡等］受托人名下，來實現一系列法律、稅務、繼承與資產保護目的。

近期，坊間不乏信托資金被非委托人、受益人提取的案例。跨境服務機構TC GROUP創始合伙人、執行董事陳東超對第一財經表示，如果排除信托未被正式設立、委托人資金來源不當導致信托被擊穿等問題，那么這類信托很可能是設立在BVI的“股權信托”。

現金信托和股權信托的控制權差異巨大。現金信托（Cash Trust）是直接存放在受托人名下的信托賬戶，資金流動需經過受托人（例如匯豐等外資銀行）同意，受托人負有法律責任，委托人無法隨意轉移資金，信托具有良好的資產隔離與合規性。

股權信托（Share Trust）則不同。京華世家家族辦公室董事長聶俊峰對記者稱，股權信托的資產是委托人設立的BVI或開曼等離岸公司的股權——這類公司的實質是信托的SPV公司（特殊目的公司）。公司賬戶通常是以該公司名義開設的銀行賬戶。如果SPV公司董事仍由委托人或其家族“年長子女”某一人擔任，或賬戶操作權還在該董事手中，那么在信托未規定具體“代位”機制的情形下，就會導致資金被授權代理人支取，但可能違背委托人信托目的的情況。

例如，已故委托人的某位年長繼承人可能可以繞過受托人，直接在信托控股的SPV公司操作資金。此外，信托獨立性存疑，存在“名為信托，實為自持”的法律風險。一旦發生訴訟、稅務審查、資產執行，信托保護功能可能失效，被法院或監管機關“穿透”。

就信托設立地點而言，聶俊峰認為，因早些年信托法局限、本地受托人多為“賣方”大金融機構等原因，中國香港其實一直不是離岸信托熱門地。香港諸多財富家族很早就選擇了家族信托，以此作為資產保護、管理與傳承的頂層設計和基本架構，但更多是在BVI等“避稅天堂”。不過，開戶銀行在香港的情況并不少。

早在2003年，香港仍然沿襲原信托法，不僅信托存續時間只有80年，而且深受英國信托法“反永續、反收益累積”的影響。2013年12月做了重大調整，允許信托無限期存在，加強受益人利益保障，以讓在稅率上已不占優勢的香港信托與其他離岸地進行競爭。

離岸稅務需提前安排

除了進行股權隔離、接班、規劃代際財富傳承與隔離風險，離岸家族信托還具備稅務優化與規劃的作用（須合法合規）。

對部分稅務居民（如新加坡、中國香港等），可以實現延期納稅、跨境稅負優化；但美國稅務居民或綠卡持有者使用離岸信托風險高，需特別設計，否則會觸發“Throwback Rule（回溯規則）”、“CFC規則（受控外國公司規則）”等而面臨重稅。

京華世家家族辦公室合伙人李南對記者稱：“如果信托受益人是美國稅務居民，那么委托人理性決策情形下采取的離岸信托形式大概率是FGT，即外國授予人信托（Foreign Grantor Trust），這類信托在委托人去世后會轉變為FNGT，即外國非授予人信托（Foreign Non-Grantor Trust），由此信托中的未分配利潤帶來觸發Throwback Rule的回溯風險等稅務風險?！?/p>

聶俊峰提及，如果委托人去世后較長時間未進行調整，則可能稅務調整的最佳時間窗口將關閉，這也是一個嚴峻的問題。在實操中，通常會做好備用架構或是清晰的B計劃，以備用時處變不驚。

上述信托結構的稅務“雷區”在于，委托人去世后未及時調整結構，導致美國受益人未來承擔高額稅負。因此，把握好“時間窗口期”進行調整是關鍵。一旦FGT信托轉為FNGT后，信托變為“非透明”，自身為納稅主體。如果未來才將“累積的未分配收益”分配給美國受益人，將觸發回溯規則，即累積期間按年度平均收入回溯征稅，從收益產生年度起加收復利，實際有效稅率可能高達50%~70%。

保留實控權等為常見“雷區”

除了上述情況，近年來富豪、企業家設立離岸家族信托“翻車”的典型案例，包括俏江南創始人張蘭等，都是因為踩了幾大“雷區”——保留實控權、忽略稅務合規、資產來源不清、設置時機錯誤、信托條款不專業。

陳東超表示，信托架構設計可能只占成功落地的10%成本，執行才是關鍵，包括是否嚴格遵循信托安排、管理是否合規、是否發生實際控制權混同等。

關鍵問題在于，許多中國家庭對信托制度的“理解和認知存在偏差”，即中國企業家常常不愿真正放棄資產所有權。但在英美法系中，設立信托必須放棄對信托財產的“所有權與控制權”。

動機錯位也時常發生。許多信托設立是出于避債、避稅等目的。一些人設立信托的動機并非真正為了傳承，而是想隱藏資產、逃避債務或避稅。這樣的動機容易導致“動作變形”——行為偏離了信托本質。

例如，張蘭的案例就是典型，其信托安排最終未能有效保護資產。當年，張蘭將其持有的俏江南股權放入BVI設立的離岸信托結構，以期實現財富隔離和家族資產保護。張蘭為委托人和主要受益人，通過信托控制BVI公司，再持有俏江南。

“翻車”原因是，張蘭同時為信托結構內控股公司的董事和賬戶控制人。在與CVC資本合伙人的糾紛中，法院認定張蘭對信托資產具有實質控制權。法院最終“擊穿”信托結構，裁定其控制的BVI公司名下資產可被強制執行。

陳東超還建議，法律體系與資產所在地相匹配也頗為重要，境外信托控制境內資產風險極大。境內資產（如人民幣現金、房產等）如果被納入境外家族信托架構，在法律適用、匯兌和控制執行上存在嚴重不匹配問題，容易導致信托安排失效或“被擊穿”。例如，境內人民幣現金難以被境外信托合法控制，即使通過公司或股權間接控制也存在復雜性和監管風險；境內房產可通過設立境內公司并轉讓股權間接納入信托，但結構復雜。

最佳做法是“內外分離”，即境內資產由境內信托控制，境外資產由境外信托控制，這樣可以確保法律體系與資產所在地相匹配，增強信托的合法性與可執行性。不過，紅籌公司是例外。對于如小米、龍湖地產、阿里巴巴等境外上市的紅籌企業，創始人可通過離岸家族信托持有其境外流通股股權，因其資產本身即在境外、股權流動性強，法律關系相對清晰。

聶俊峰則建議，在中國以50后、60后企業家為代表的兩代高凈值人群步入暮年之際，科學理性、公益向善的家族財富管理和傳承理念對未來的中國社會至關重要。其中的核心認知便是科學看待家族信托和家族辦公室，系統性認知、設計傳承架構安排。避免碎片化“信息繭房”和零散決策導致的信托“翻車”。

微信編輯| 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