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的荔枝何處來

“巴蜀還是嶺南”問題再討論

張 穎

北宋趙佶《寫生翎毛圖》局部(大英博物館 藏)

“巴蜀還是嶺南”,是荔枝道學術史上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近來隨著電視劇《長安的荔枝》的播出,楊貴妃所食鮮荔究竟來自何處,再次引發了廣泛熱議。該劇改編于馬伯庸先生創作的同名小說,書中所采用的嶺南說,主要受到了于賡哲先生相關研究的啟發。于先生最早在“澎湃新聞”發表過一篇名為《再談荔枝道:楊貴妃所吃荔枝來自何方》的文章[1],后來在為《長安的荔枝》一書作序時談到:“那篇小文寫于多年前,現在看來,史料和邏輯有些瑕疵,但基本觀點未變……我準備把這篇小文修改成正式的論文,以饗讀者。”[2]于先生所說的正式論文,就是2024年與王昊斐先生聯名發表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49輯的《巴蜀還是嶺南——唐天寶荔枝貢來源獻疑》(后省稱《獻疑》)一文。[3]可以說,該文是迄今為止持嶺南說者對相關問題進行的最為系統的論述。筆者拜讀《獻疑》后受益匪淺,了解到不少以前關注不夠的冷知識,不過對于該文在論證上存在的一些邏輯問題,認為有必要作進一步的討論,故特撰此文供《獻疑》作者和關心荔枝道的各界人士參考批評。

壹

關于天寶貢荔的來源,唐宋史料存在不同的說法。嚴耕望先生在排比相關記載后發現一個值得考究的現象,即唐人多云貢荔來自嶺南,北宋中葉后則多稱來自涪州。[4]對于今持嶺南說者,唐代史料的“原始性”成為嶺南說比巴蜀說更具優勢的依據。[5]不過,在嶺南說引據的唐代史料中,除了筆記小說類的《唐國史補》,基本是詩歌類的文學作品。就像徐邐成先生《長安荔枝的歷史真相與文學書寫》一文從文學用典的角度所分析的那樣:“唐代詩人常用‘以漢代唐’的寫法,以漢代的地點、事件、人物為字面,隱喻唐代發生的事件,不能認為其中寫的就是現實中唐朝的地點。”[6]事實上,被嶺南說反復引據的杜甫、鮑防、鄭谷的相關詩句,結合整篇的語境并參照作者的其他作品及宦跡,所涉地點是否如嶺南說認為的那樣篤定,要打一個很大的問號。據徐先生更全面的分析,杜甫《解悶》詩組中的“炎方”實指杜甫于安史之亂后漂泊的蜀地,鄭谷《荔枝》《荔枝樹》詩中所說的是蜀中荔枝而非嶺南荔枝。[7]

《獻疑》同樣羅列了唐代史料的相關記載,以之作為嶺南說的成立依據,但與一般持嶺南說的著述不同的是,《獻疑》用相當大的篇幅論述了嶺南運輸鮮荔至長安的可行性。對于問題的關鍵所在,《獻疑》不無清醒地談到:“(巴蜀說)其立論基礎就是白居易所說的‘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認為涪州可在(保鮮)期限內到長安,而嶺南萬萬不可”,“生活經驗告訴我們,荔枝的確容易腐敗,難以長時間保存,所以這一點就成為本文問題的節點。”[8]的確,眾多荔枝道研究者之所以認為巴蜀貢荔更可信,很大程度就是因為嶺南距長安的路途過于遙遠,在傳統交通條件下很難在保鮮期內將荔枝送達。

換言之,鮮荔的運輸成效不僅是巴蜀說的立論基礎,也是嶺南說必須逾越的障礙——相較于史料紛爭,如果一方所處的現實條件不具備可行性,判斷的天平自然會倒向另一方。因此,本文不打算對史料中關于貢地的歧義作“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解讀,只聚焦最為關鍵的現實問題對《獻疑》的相關論證作一詳細考察,看其是否達到了作者預期的效果。

貳

面對巴蜀說認為嶺南在運輸上的劣勢,《獻疑》提出了三點商榷:“(一)荔枝有無辦法長時間保鮮?(二)嶺南道遠,蜀道路短,可是蜀道運輸效率如何?(三)唐代以前和以后,有無超遠路途進貢鮮荔的案例?”[9]

對于第一點,《獻疑》舉出不同時期的史料記載,介紹了不少傳統的保鮮技術,認為其他朝代都能想到的方法,唐人一定也能想到。[10]毫無疑問,雖然唐代史料沒有關于保鮮技術的直接記載,但從相近的宋代及其他時期的類似情況來看,天寶貢荔采用了一定的保鮮措施,是可以合理推測的。至于當時的保鮮措施所能達到的時限,以及唐人是否采用過宋人和清人實施的連株水運法,后面會有討論,這里先對《獻疑》在第二點商榷中以“蜀道難”否定巴蜀貢荔優勢的論證作一詳細剖析。

《獻疑》認為史學界“在懷疑嶺南道路迂遠而選擇荔枝‘巴蜀說’的時候,需要面對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蜀道雖然短,但是蜀道險峻,能夠保證短時間送達嗎?”[11]對此《獻疑》引用了不少史料對“蜀道難”的形象描述,并參考他人實地考察的成果,指出涪州至長安的“荔枝道”并非一馬平川,而是充滿了艱險,尤其還要面對秦巴山區這樣的障礙,不可能達到唐制“日行五百里”的最高驛速。“在不考慮蜀道難度的情況下,在‘荔枝道’上運送鮮荔枝,初估需要四至五日的時間,但這樣的設定未免過于理想化。若按《洋川志》所說三日到達,則要日馳700里,遠超唐制最高速度。”[12]《獻疑》據此認為涪州在遞送日程上并不占據絕對優勢,進一步推論:“既然路上耗時可能并沒有天壤之別,又有保鮮技術,那么能決定荔枝貢地的因素應該就是荔枝自身的質量。”[13]結合巴蜀荔枝的品質不如嶺南的觀點,《獻疑》得出一個結論:“荔枝質量又有差異,遞送難度又不存在本質區別,對于唐玄宗和楊貴妃來說,嶺南荔枝應是首選。”[14]在文章的總結部分,《獻疑》作者再次強調:“路途遠近是問題,行路難易也是問題,而且是大問題。蜀道短,但蜀道難,照樣難以在四五日內到達長安,巴蜀說所依據的優勢可能并不存在或者說優勢甚小,這是必須考量的一個問題。”[15]

應該說,《獻疑》以“蜀道難”指出涪州貢運并沒有巴蜀說想象的那么容易,就這個孤立的觀點而言,是完全有道理的。嚴耕望先生算出涪州至長安的貢運路程“約兩千里,絕不逾兩千一百里”,以白居易所言“三日而味變”為期限,進而推論:“按唐代規制,急驛日行五百里,為貴妃嘗新,飛騎日行七百里,三日而達長安,超乎規制最大之速度。”[16]還有其他一些關于荔枝道的研究,也認可從涪州快馬加鞭可在三日內將鮮荔送達長安。[17]然而,這類觀點忽略了南方山地與北方平原因地理條件不同,在運輸效率上所存在的明顯差異,以及驛制的設計速度與實際速度之間的運作區別。

唐代“赦書日行五百里”[18]為最高的驛速設計。以常被引用的一個案例來看,天寶十四年(755)十一月九日,安祿山反于范陽,在華清宮的玄宗收到緊急軍報是在六日后,而范陽“去西京二千五百二十三里”[19],日馳不到五百里。按范陽與長安間,除了洛陽至潼關的崤函山地,大部分路段為便于馳騁的平原地區。如果以這樣有利的路況,加上事件的緊急程度,都不一定能夠達到最高驛速,很難想象從涪州翻越川東平行嶺谷和秦巴山區的荔枝貢運,能夠達到乃至超越五百里加急。另有一個可供參考的案例。元和八年(813),為防御回紇入寇,李吉甫“請自夏州至天德軍,復置廢館一十一所,以通急驛”,“從天德取夏州乘傳奏事,四日余便至京師。”[20]而天德軍“經夏州至上都一千八百里”[21],以四日余的耗時看來,差不多就是日馳四百里的速度。雖然天德軍至長安要經過陜北黃土高原與關中盆地之間的山脈溝壑,但整體路況(平地占比、山地落差、路面質地)要優于蜀道,從涪州北赴關中的貢運大概不會超過這個速度。

從宋代的相關記載來看,實例中的馳驛速度同樣沒有達到最高設計。[22]程民生先生詳細梳理了北宋緊急軍情的收發實例,發現沒有一例達到了馬鋪四百里、急腳遞五百里的設計速度,其中涉及四川的王全斌滅蜀之役的降表傳遞,只達到三百四十余里的日速。[23]陳希豐先生對南宋朝廷(臨安)與四川之間的文書傳遞效率進行了全面考察,發現兩地之間的遞送極限為日均三百四十里左右。[24]結合其他地區的案例,陳先生進一步指出:“若拋開嚴重稽滯現象不論,日行二百至三百里應是南宋朝廷與地方軍期要切文書傳速度較普遍的水準。其中,僅個別時期、個別地區可至日均三百里以上,但也絕難達到急腳遞日行四百里、金字牌日行五百里的制度標準。”[25]另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云:“近歲郵置之最速者,莫若金字牌遞,凡赦書及軍機要務則用之,仍自內侍省遣撥,自行在至成都率十八日而至,蓋日行四百余里。乾道末,有旨令樞密院置軍期急速文字牌,雌黃青字,日行三百五十里。”[26]這條記載雖然是描述性的,不及收發實例的記錄可靠,但所稱仍然沒有達到日行五百里的最高設計。

為印證既有研究對唐宋情況的考察結果,筆者再提供一份清代檔案中關于四川驛遞的實錄,作為補充。四川省檔案館藏清代巴縣檔案錄有一份同治九年(1870)三月份成渝間的驛遞公文滾單(見下圖),詳細記錄了由成都錦官驛發往重慶朝天驛的緊急公文途經驛站的收發時刻,其中由錦官驛發出的時間為三月二十五日卯時七刻,朝天驛接收的時間為三月二十七日申時三刻,耗時兩日半。明清成渝間的驛程為一千里左右[27],按這份滾單記錄的日程,也就是四百里的日速。清里與唐代的大里路程相當,若以較理想的四百里日速估算,唐代涪州至長安的兩千一百里路程需要五日左右;若保守估算,考慮到秦巴山區較四川盆地內部的低山丘陵更險峻的路況,將平均日速再降幾十里乃至一百里(參照唐宋實例),則需要六、七日。

同治九年成渝驛遞公文滾單(四川省檔案館藏)

筆者推測,眾多荔枝道研究者之所以認為涪州貢運可在三日內完成,除了白居易和《洋川志》的三日說,可能是沒有考慮到保鮮措施的運用,始終囿于三日的自然鮮期,進而高估了當時當地的實際驛速。其實史料所記涪州貢運的日程還有七日一說。如《輿地紀勝》引《洋川志》云:“楊妃嗜生荔枝,詔驛自涪陵,由達州取西鄉入子午谷,至長安才三日,色香俱未變”,隨即又引用了《涪州志》“七日到長安”之說,沒有下斷。[28]宋人吳曾在查閱《涪州圖經》及詢問土人后亦稱:“涪州有妃子園荔枝,蓋妃嗜生荔枝,以驛騎傳遞,自涪至長安,有便路,不七日可到。”[29]因此,如果采用一定的保鮮措施,在三日的自然鮮期外,將保鮮期限再延后幾天,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也符合七日說的記載。另宋人曾鞏《福州擬貢荔枝狀》云:“然生荔枝留五七日輒壞,故雖歲貢,皆干而致之”[30],可供參考。

叁

如果說《獻疑》對蜀道運輸效率的評估是合理的,那么是否能夠得出嶺南與巴蜀在鮮荔的遞送難度上“不存在本質區別”、巴蜀說依據的運輸優勢“并不存在或者說優勢甚小”的觀點呢?筆者對此不敢茍同。

在指出巴蜀貢運的難度時,《獻疑》引用了杜文玉先生《楊貴妃、高力士與荔枝的情節》一文的研究,認為嶺南貢運可在十一日內抵達長安。[31]筆者查閱了杜先生的原文,發現《獻疑》和杜先生明顯低估了嶺南貢運的難度。杜先生以廣州“在京師東南五千四百四十七里”的記載,按唐制最高五百里的驛速估算,認為從嶺南至長安只需要十一日。[32]然而,就像前文所分析的那樣,唐宋史料中的相關實例并無達到最高驛速的記錄,如果北方地區尚且如此,有什么理由相信同處南方山地的嶺南就能達到最高驛速呢?《獻疑》一再強調秦嶺、大巴山對于巴蜀貢運的不利影響,但從嶺南至長安同樣要翻越五嶺和秦嶺(從武關道入關中)這兩道中國三大水系(長江、黃河、珠江)的分水嶺,加上途經長江各支系間的低山丘陵,這些明顯的地理障礙怎么就在《獻疑》的考察視野中無故消失了呢?在這里《獻疑》因認知偏差,論證上出現了明顯的雙重標準謬誤,即以嚴苛的道路條件去評估巴蜀貢運的難度,卻對嶺南貢運面對的類似條件持“一馬平川”的寬容,違反了邏輯一致性和公平性的原則。

其實《獻疑》論證上的類似問題不止一處。比如《獻疑》考察了驛傳馬種的地域分布,指出蜀道上使用的是善于行走山地而沖刺能力較差的蜀馬,不可能日馳五百里,以進一步說明巴蜀貢運的難度。[33]但我們同樣可以反問,難道同處南方山地的嶺南使用的驛馬就是善于奔馳的北方大馬嗎?《廄牧令》“唐33條”規定:“其有山坡峻險之處,不堪乘大馬者,聽兼置蜀馬”,注云:“其江東、江西并江南有署[暑]濕不宜大馬及領[嶺]南無大馬處,亦準此。”[34]《唐六典》引《駕部式》條款:“每驛皆置驛長一人,量驛之閑要以定其馬數……其馬官給。有山阪險峻之處及江南、嶺南暑濕不宜大馬處,兼置蜀馬。”[35]可見唐代嶺南使用的也是蜀馬,而相較一般的南方地區,嶺南還存在“暑濕”的不利條件。從宋代的相關情況來看,兩廣使用的主要是與云貴以鹽馬互市獲得的廣馬[36],亦非川陜茶馬互市獲得的秦馬。這里先不論南北馬種在山地適應性上的優劣,以及馬種的選擇可在多大程度上說明運輸難度的問題,就《獻疑》的論據運用而言,同樣出現了雙重標準謬誤。

再者,按照杜文玉先生和于賡哲先生對嶺南貢地的指認,《獻疑》還明顯低估了嶺南的貢運距離。杜先生在文中認為嶺南的貢荔來自品質最佳的潘州[37](時治茂名縣,今茂名市代管的縣級市高州),于先生也在多個公開場合表示天寶貢荔就是來自今茂名。[38]唐代潘州的荔枝確實在嶺南評價甚高,如晚唐段公路《北戶錄》云:“梧州火山者,夏初先熟而味小劣。其高、潘州者最佳,五六月方熟,有無核類,雞卵大者,其肪瑩白,不減水精,性熱、液甘,乃奇實也。”[39]加上潘州人高力士與楊貴妃、唐玄宗的關系,這就是許多持嶺南說者認為天寶貢荔來自今高州/茂名的原因。

不過,唐代潘州至長安的路程實際上比廣州還遠。《通典·州郡志》記潘州“去西京七千(一)百八十七里,去東京六千三百八十九里。”[40]《舊唐書·地理志》記潘州“至西京七千一百六十一里,至東都六千三百八十九里。”[41]可見潘州距長安較之廣州多了一千七百余里,而較之涪州則多了五千里。我們不禁要問,以七千一百余里的遙遠路程,加上同處南方山地的路況,潘州荔枝如何能在十一日內送達長安?

為考察更全面,我們不妨采用一條較近的路線對潘州貢運的日程進行保守估算。唐代的高州與潘州相距九十里,而高州“去西京六千二百六十二里”[42],如果潘州至長安不取原路而是取高州的路線(兩者的路程差異可能是取用的越嶺路線不同[43]),那么貢運距離就是六千三百五十二里。唐宋史料中關于嶺南驛傳的收發實例很少,據黃寬重先生和陳希豐先生對南宋后期臨安與廣西軍情傳遞的考察來看,臨安至潭州段的最快遞速為每日三百三十余里,而潭州至靜江府段還不到三百里。[44]若以較理想的四百里日速估算,六千三百五十余里需要十六日左右;若考慮到五嶺和秦嶺路段的險峻,在此基礎上再增加兩日,就是十八日左右——這里我們不僅采用了較近的路線,且沒有大幅降低平均日速(見表1),已經是對潘州貢運日程最保守的估算了。即便如此,與涪州貢運最多七日的耗時相比,也無法讓人接受兩地在鮮荔的遞送難度上“沒有本質區別”。

表1 唐代涪州、潘州至長安貢運日程估算表

總的來看,《獻疑》對“蜀道難”因素的揭示是正確的,但嚴重忽略了“嶺道也不易”的問題,而巴蜀與嶺南的貢運距離始終存在鴻溝般的落差,以公平的標準衡量,嶺南在貢運日程上處于明顯劣勢是毋庸置疑的。故《獻疑》認為巴蜀說依據的運輸優勢并不存在或不明顯的觀點難以成立,而據此作出的其他推論,也就失去了立足點。

肆

在《獻疑》介紹的諸種保鮮措施中,有一種適合長途運輸的連株水運法。淳熙《三山志》卷三九《土俗類一·土貢》“生荔枝”條云:“宣和間,以小株結實者置瓦器中,航海至闕下,移植宣和殿。”對此徽宗賜御詩云:“蜜移造化出閩山,禁御新栽荔子丹。瓊液乍凝仙掌露,絳苞初綻水精丸。酒酣國艷非珠粉,風泛天香轉蕙蘭。何必紅塵飛一騎,芬芬數本座中看。”[45]《獻疑》認為:“這是整枝移植。自福建湄洲灣直抵汴京,路途也很不短,尚能保鮮。據此宋人還特地嘲笑唐人‘何必紅塵飛一騎’。”[46]《獻疑》雖然沒有直言唐代采用過連株水運,但似乎暗示這是一種“兜底”的策略,可以突破鮮荔遠距離運輸的極限。考慮到此法也可能成為其他持嶺南說者引用的論據[47],故有必要作一說明。

對于連株水運,清人阮元《嶺南荔枝詞》云:“人道驪山驛騎長,漫疑不是嶺南香。漕河自古通扶荔,此路難瞞張九章。”其子阮福注云:“考唐時轉運由揚州入斗門渡淮入汴,由汴入洛,由洛入渭,運入太倉。嶺南貢荔,當亦如轉漕之制,連株成實,輕舟快楫抵渭南后,摘實飛騎,一晝夜可至長安矣。”[48]乾隆帝作《荔枝》詩亦推及唐代貢運“分根植桶土栽培,度嶺便船載而來”,并注云:“按今之荔枝自閩而來,率分其稚根植于桶,以舟運至,非甚艱致,而綴枝鮮腴如常,并有至此旬余方熟者。”[49]晚近出現的這類看法多被持嶺南說的今人引用,但其中忽略了一些重要的歷史地理問題。

閩中荔枝之所以在宋以后成為主貢,除了自身品質,距政治中心較近的區位和開封、北京便于水運的交通條件也是重要因素。閩貢直接出海后,從長三角入運河,無論至開封還是北京,均可一船直達,這對于整株盆栽的運輸來說降低了成本和耗時。但要將其運往長安,從開封繼續走運河至洛陽后,若溯黃入渭需要面對三門峽的險阻,航行難度遠大于運河;若取崤函陸運過潼關入渭,則會增加轉運成本,并降低盆栽的成活率。同時,從嶺南北運還須“度嶺”才能載船入江,這又增加了一道水陸轉運的環節;如果取靈渠溝通湘桂,山區河道的航行條件也是無法與運河相比的。因此,從嶺南采用連株水運至長安,不僅距離和耗時遠甚于從閩中至開封,沿途的運輸成本和護理難度也要大得多,最終的成功率很難估料。

參考清代的貢荔記載,雖然存在閩粵并貢的情況(以閩貢為主),但關于連株水運的實例全部來自閩貢(其他貢品都是干荔或蜜荔)[50],兩地的運輸難度由此可見分曉。其實針對唐代粵貢采取連株水運的這種推測,清代學人不乏質疑的聲音。如俞樾就阮福所論提出了從現實角度的思考:“此說雖若曲盡事理,然與鮑防詩‘朝離象郡夕函關’不合。且水陸并進,曠日持久,計春初即須發南海矣。荔枝本南產,一至北方,氣候不同,恐未必能按時結實也。”[51]還有一點是所有持嶺南說者都無法否定的,那就是唐宋史料對天寶貢荔方式的記載——無論巴蜀還是嶺南——均指向馳運,尚無一例提及水運。如果天寶貢荔真采用過連株水運,其成本耗費和社會影響只會比馳運更甚,唐宋時人不會沒有一點印象和反映,徽宗“何必紅塵飛一騎”的詩句也就無的放矢了。

在第三點商榷中,《獻疑》以漢代曾向嶺南取貢為據,認為既然存在超遠距離馳送荔枝的案例,那么唐代應該也能做到。不過,就像《獻疑》自己所評估的那樣:“11天(日程有低估)送達的荔枝,如果再加上合適的保鮮手段,縱使不算新鮮,也不能稱腐敗”[52],那么我們是否可以忽略鮮度流失的現實問題呢?以嶺南說引據的《唐國史補》言之,其完整敘述為:“楊貴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勝蜀者,故每歲飛馳以進。然方暑而熟,經宿則敗,后人皆不知之。”[53]嶺南說往往重視前句,而略去后句。如果這條記載屬實,“經宿則敗”固然夸張,但在時人眼中,嶺南貢荔無法有效保鮮是可以窺見的。

事實上,就像今天我們將新買的荔枝放進冰箱,數天后取出來與半個多月后取出來,口味肯定是不一樣的。或者我們去超市購買荔枝,一邊只到了幾天,另一邊已放了半個多月,作為一名嘗鮮的顧客,會作何選擇呢?以今天的冷藏技術尚存在鮮度流失的問題,那么在古代的保鮮條件下,荔枝的鮮度在運輸環節中隨著時日延長所產生的流失程度只會更甚。如果動用所有資源,以“奔騰阻礙、死者繼路”(當然,這是文人的夸張手法)的高昂代價將嶺南荔枝送達長安,其保鮮效果僅僅是不至完全腐敗,而從鄰近的巴蜀取貢卻能以遠低于嶺南的成本獲得更新鮮的荔枝,從邏輯上來說,哪邊成為主貢的可能性更大呢?這個時候,面對保鮮程度的明顯差別,荔枝品質的因素(其實唐宋時期的相關評價亦非定論[54])就不是最重要的了。

伍

天寶貢荔來自巴蜀還是嶺南,從古至今聚訟不已,面對史料歧義和現實矛盾,不乏持折中態度者。如嚴耕望先生推測:“然楊妃寵貴甚久,驛貢荔枝,時間先后,可能不只一地,先貢自涪州,后慕南海荔枝之美名,更貢自嶺南,然不能新鮮驛到,仍以涪州為經常貢地,或同時并貢,皆非不可能者。”[55]而類似看法在清代學人中已有先聲,如俞樾《唐貢荔支地》云:“其始命貢者必是南海,然為路太遠,不免色香味有變,則其后凡出荔支之地,如涪如忠如嘉戎等州,茍有可致,皆命入貢,亦事之所必有者。一騎紅塵擾及天下,千載后必欲斷定為何地,不亦泥乎?”[56]盡管無法證明偽實,但從情理上來說,唐代蜀粵并貢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為避免陷入俞氏所譏之拘泥狀,筆者對此題不下斷言。不過,就本文聚焦的現實問題即鮮荔的運輸成效而言,迄今為止包括《獻疑》在內的所有持嶺南說的著述,均未能否定巴蜀說依據的優勢。

最后,筆者想從另一維度闡述下論證的一般原則,作為結語。

如果要論證一個事件的成立,須將所有條件(如嶺南貢運的馳速、當時保鮮措施所能達到的時限、玄宗不計成本的決心等)往理想的方向推至極致來作為前提,那就是一個“弱論證”,其成立的基礎是比較薄弱的——不是說完全沒有成立的可能性,但是一個小概率事件。那么,要說服人們相信一個小概率事件比大概率事件更具成立的可能性,就必須給出(比大概率事件)更加堅挺或特別的理由。從本文的考察來看,《獻疑》的論證并沒有達到這個效果。

注釋:

[1] 于賡哲:《再談荔枝道:楊貴妃所吃荔枝來自何方》,“澎湃新聞·私家歷史”,2015年11月21日。

[2] 馬伯庸:《長安的荔枝》,湖南文藝出版社,2022年,于賡哲序第3頁。

[3] 于賡哲、王昊斐:《巴蜀還是嶺南——唐天寶荔枝貢來源獻疑》,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49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304-323頁。

[4] 嚴耕望:《天寶荔枝道》,《唐代交通圖考》第4卷《山劍滇黔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986年初版于臺北),第1029-1032頁。

[5] 比如,同為2024年發表的一篇持嶺南說的論文(齊文娥、周松芳:《歷代貢荔新論》,《學術研究》2024年第4期,第126-134頁),即以唐人所記為主要依據,輔以晚近清人對嶺南說的表述,再次否定了巴蜀說。其他還有一些持相同論據的著述,此不贅引。

[6] 徐邐成:《長安荔枝的歷史真相與文學書寫》,“澎湃新聞·私家歷史”,2025年6月25日。相關論述主要集中于該文“用典還是寫實?唐人詩句中的長安荔枝”一節。

[7] 同上。

[8] 前揭于賡哲、王昊斐:《巴蜀還是嶺南——唐天寶荔枝貢來源獻疑》,第311頁。

[9] 同上,第311頁。

[10] 同上,第311-313頁。

[11] 同上,第315頁。

[12] 同上,第321頁。

[13] 同上,第322頁。

[14] 同上,第322頁。

[15] 同上,第323頁。

[16] 前揭嚴耕望:《天寶荔枝道》,第1037頁。

[17] 如藍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線史》,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70頁;劉慶柱、王子今主編,李久昌著:《中國蜀道》第1卷《交通線路》,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584頁,等等。

[18] (唐)蘇颋:《改元開元元年大赦天下制》,(宋)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卷四,中華書局,2008年,第21頁。

[19] (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卷一八七《州郡八·范陽郡》,中華書局,1998年,第4709頁。《太平寰宇記》記作兩千五百四十五里。

[20] (唐)李吉甫撰,賀君次點校:《元和郡縣志》卷四《新宥州》,中華書局,1983年,第106-107頁。

[21]《元和郡縣志》卷四《天德軍》,第115頁。

[22] 關于北宋的驛速設計,史料記載:“赦降入馬遞,日行五百里。事干外界或軍機,及非常盜賊文書入急腳遞,日行四百里。如無急腳遞,其要速并賊盜文書入馬遞,日行三百里。”見(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五七,皇祐六年四月丁酉,中華書局,1993年,第10939頁。

[23] 程民生:《宋代官方的通信速度》,《山東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4期,第59-72頁。

[24] 陳希豐:《南宋朝廷與地方間文書傳遞的速度——以四川地區為中心》,袁行霈主編:《國學研究》第45輯,中華書局,2021年,第159-182頁。

[25] 同上,第181頁。

[26] (宋)李心傳撰,徐規點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九《金字牌》,中華書局,2000年,第650頁。

[27] 張大鉌《巴蜀旅程談》(《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校友會雜志》第2輯,1916年,第26頁)記作1017里,其他還有記作1024里、1080里等。

[28] (宋)王象之撰,趙一聲點校:《輿地紀勝》卷一九〇《洋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905頁。

[29] (宋)吳曾撰,劉宇整理:《能改齋漫錄》卷一五《方物·貢荔枝地》,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87頁。

[30] (宋)曾鞏撰,陳杏珍、晁繼周點校:《曾鞏集》卷三五《奏狀·福州擬貢荔枝狀(并荔枝錄)》,中華書局,1984年,第497頁。

[31] 前揭于賡哲、王昊斐:《巴蜀還是嶺南——唐天寶荔枝貢來源獻疑》,第314頁。

[32] 杜文玉:《楊貴妃、高力士與荔枝的情節》,《南方論壇》2008年增刊一,第8頁。

[33] 前揭于賡哲、王昊斐:《巴蜀還是嶺南——唐天寶荔枝貢來源獻疑》,第321頁。

[34] 天一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課題組校證:《天一閣藏明鈔本天圣令校證?廐牧令卷第二十四(校錄本)》,中華書局,2006年,第303頁。

[35]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五《尚書兵部》,中華書局,1992年,第163頁。

[36] 劉復生:《宋代“廣馬”及相關問題》,《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85-93頁。

[37] 前揭杜文玉:《楊貴妃、高力士與荔枝的情節》,第9頁。

[38] 如于先生在2025年茂名荔枝嘉年華上以“一騎紅塵妃子笑 緣是茂名荔枝來”為題的發言。

[39] (唐)段公路撰,(唐)崔龜圖注:《北戶錄(附校勘記)》卷九,中華書局,1985年,第37頁。

[40]《通典》卷一八七《州郡一四·南潘郡》,第4940頁。

[41]《舊唐書》卷四一《地理四》,中華書局,1975年,第1742頁。

[42]《通典》卷一八七《州郡一四·高涼郡》,第4921頁。

[43] 唐代嶺南諸郡通往兩京的越嶺路線有三,如《元和郡縣志》卷三四《廣州》記載:“西北至上都取郴州路四千二百一十里,取虔州大庾嶺路五千二百里。西北至東都取桂州路五千八十五里。”(第886頁)故史料所記潘州至長安的路程可能是取較遠的大庾嶺路。

[44] 黃寬重:《晚宋軍情收集與傳遞——以<可齋雜稿>所見宋蒙廣西戰役為例》,《漢學研究》第27卷第2期,2009年,第137-142頁;前揭陳希豐:《南宋朝廷與地方間文書傳遞的速度——以四川地區為中心》,第179-180頁。

[45] (宋)梁克家修纂,福州市地方志稿編纂委員會整理:《三山志》卷三九《土俗類一·土貢》,海風出版社,2000年,第632頁。

[46] 前揭于賡哲、王昊斐:《巴蜀還是嶺南——唐天寶荔枝貢來源獻疑》,第321頁。

[47] 前揭齊文娥、周松芳《歷代貢荔新論》(第129-134頁)也有述及連株水運法,并介紹了清代閩供采用此法的案例。

[48] (清)阮元撰,鄧經元點校:《揅經室集》四集詩卷十一《嶺南荔枝詞》,中華書局,1993年,第963頁。

[49] (清)愛新覺羅·弘歷:《御制詩四集》卷八三《荔枝》,《清代詩文集匯編》第32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99-400頁。

[50] 前揭齊文娥、周松芳:《歷代貢荔新論》,第131-133頁。

[51] (清)俞樾著,李烈初、李也紅點校:《茶香室續鈔》卷二五《唐荔支貢地》,趙一生主編:《俞樾全集》第21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921頁。

[52] 前揭于賡哲、王昊斐:《巴蜀還是嶺南——唐天寶荔枝貢來源獻疑》,第314頁。

[53] (唐)李肇等撰:《唐國史補·因話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9頁。

[54] 唐宋時期關于巴蜀荔枝與嶺南荔枝的比較評價,也不乏對前者品質的褒獎。如《太平寰宇記》涪州樂溫縣下記載:“縣地頗產荔枝,其味尤勝諸嶺”;《本草圖經》云荔枝“其品閩中第一,蜀川次之,嶺南為下”;《證類本草》云荔枝“蜀中之品,在唐尤勝”,等等。見(宋)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卷一二〇《涪州》,中華書局,2007年,第2392頁;(宋)蘇頌撰,尚志鈞輯校:《本草圖經輯校本》,學苑出版社,2017年,第537頁;(宋)唐慎微撰,尚志鈞等校點:《證類本草》卷二三《荔枝子》,華夏出版社,1993年,第564頁。

[55] 前揭嚴耕望:《天寶荔枝道》,第1029頁。持類似看法者還有藍勇:《楊玉環食荔產地考》,《古代交通、生態研究與實地考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79-582頁;李龍、蔡東洲:《楊貴妃所嗜荔枝貢地考辨》《西南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第86-90頁,等等。

[56] 前揭俞樾:《茶香室續鈔》卷二五《唐荔支貢地》,第921頁。

來源:重慶考古

文/圖:張 穎(重慶自然博物館專業技術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