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中共中央政治局2025年4月會議進一步強調“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這一政策導向標志著我國宏觀政策的重大轉變，具有里程碑意義。

在當前全球經濟格局深刻調整、國內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消費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其潛力與作用愈發受到關注。對此，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兼聘教授盛松成撰文，希望能為理解消費在我國經濟格局中的重要角色提供一些思路。

01

釋放消費潛力是未來一段時期

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在當前外貿不確定性增加、經濟增速放緩背景下，內需在今年經濟增長中將發揮更大作用。

但傳統投資對拉動經濟增速的邊際效應轉弱，新投資尚在發展形成中，提振消費更有利于實現需求穩定與經濟增長，并且消費還有較大潛力有待挖掘。

2024年我國消費率僅56.6%，顯著低于發達國家70%-80%的常態水平。我認為可以從經濟發展和收入分配兩個角度來做進一步審視。

◎ 從經濟發展角度看，消費與經濟增長密切相關。

國際經驗表明，隨著人均 GDP 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續提升，消費率也呈現上升趨勢。

我國人均 GDP 約為 1.3 萬美元，與主要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追趕空間較大。

◎ 從收入分配角度看，消費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收入分配體系。

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23 年我國人均 GDP 大致相當于主要發達國家上世紀 80 年代水平，而發達國家在這一收入區間時平均消費率已達 73%左右，遠高于我國目前的 56%左右。

這說明我國消費潛力釋放受到一定制約，收入分配體系有待完善。

02

收入分配改革有助于釋放消費活力

目前我國提振消費政策正在取得積極成效，消費保持恢復態勢。今年 1-5 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 5.0%，5 月當月同比增長 6.4%，這與消費品“以舊換新”、發放消費券等舉措有很大關系。

但消費持續回升內生動力仍偏弱，物價持續低位運行，5 月 CPI 同比下降 0.1%，環比下降 0.2%，1-5 月 CPI 累計同比下降 0.1%。

如何化解“政策激勵”與“居民消費意愿疲軟”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是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我認為，提高居民消費傾向是關鍵，完善再分配可能是化解矛盾的重要舉措之一。

在我國經濟發展現階段，“再分配”不僅可調節收入差距、促進社會公平，還能通過影響消費進而影響經濟增長。

我國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占比較低，而民生領域支出仍有較大提升空間。數據顯示，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與 GDP 之比（60.8%）顯著低于歐美等發達國家（70%-85%），且近二十多年來我國居民部門再分配后收入占比持續低于初次分配，這與再分配調節不很適當有關，居民部門在轉移支付環節中支出大于收入。

中低收入群體因預防性儲蓄呈現“消費抑制”傾向。因此，需有針對性地采取政策措施，完善再分配，以提振消費、促進經濟增長。

我曾多次呼吁適當調低中低收入群體稅率，將年收入 10-35 萬元個稅稅率降低 5 個百分點，稅收每年減少將不超過 1000 億元，對國家財政影響較小，卻能為中低收入人群帶來穩定且持續的增量現金流，穩定預期，與“以舊換新”政策、發放消費券等中短期舉措不同。

此外，我國居民部門儲蓄比例較高，若能實現部分存款向個人養老金賬戶轉移，可在不影響居民部門當期現金流情況下，提升個人養老金賬戶認繳規模，提高養老金整體替代率，進而提高人們當前消費傾向。

可考慮加大個人養老金賬戶稅收優惠力度，提高人們使用積極性，完善對養老金融產品管理人激勵機制，提升養老金產品業績穩健性和收益率，增加與個人養老金賬戶相關聯服務，鼓勵有關企業增加服務供給和創新。

03

增加優質供給，推動消費提質升級

中國在旅行、醫療等領域存在巨額服務逆差，中高收入群體海外高端服務需求旺盛，但國內優質供給不足。

中辦、國辦印發的《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提出“擴大電信、醫療、教育開放試點”。我認為，中國服務業開放可在一定程度上借鑒過去中國制造業開放成功經驗。

二十多年前我國入世時，制造業以中低端為主，技術、經驗不足，壟斷亂象普遍存在，生產效率偏低、關鍵技術薄弱、產業競爭力不足。

彼時鼓勵制造業開放，吸引外資進入，一方面國內市場化程度顯著提升，激活競爭機制，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知識外溢效應顯現，借鑒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國內生產效率和自主創新能力大幅提高。

2001-2019 年我國外資準入負面清單縮減 80%，帶動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年均提升 2.1%。

當前服務業亦是如此。與其讓有需求居民遠赴海外，不如鼓勵外資來國內試點辦高校、辦醫院，激勵競爭、打破壟斷定價，借鑒成熟商業模式，促進本土復制推廣，推動高端服務人才培養、擴大國內就業，增加高端服務供給，釋放消費潛力。

但需要注意兩點：一是增強優秀外企長期在華投資意愿，除優化營商環境、提供政策支持外，還可開拓“以資引資”模式，通過股權合作、債權融資等與外企建立合作機制，增強利益共享；

二是引導本土企業參與市場競爭，引入外資同時，關注本土中小企業發展，政策上鼓勵資源整合、協同創新，引導它們融入新市場競爭，提高服務供給質量。

04

促進消費和投資更好結合

需要強調的是，消費與投資并非互相排斥，而是動態地互相促進的關系，消費能帶動生產、就業乃至投資。

在資本積累早期，高儲蓄（投資）支撐高增長，但投資過度擴張導致邊際回報下降，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一大癥結。今年一季度，我國產能利用率為74.1%，低于正常水平（我國2006-2019年的產能利用率平均為77%左右）。

提振消費不僅是短期調節總需求、拉動增長手段，還能迭代出新生、豐富、高層次消費需求，引導出高質效投資。應認識到只有無效投資，沒有無效消費。

今年穩增長政策更側重促消費，而提高投資效益根本上是為了增加優質供給，兩者是一致的。我國高技術投資增速遠高于整體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尤其是高技術服務業投資保持兩位數增長，這也是目前經濟運行的一大亮點。

我國經濟持續回升向好基礎還需進一步穩固，應盡快疏通政策落實堵點，因地制宜激發經濟增長新動能、新優勢，增加新興產業基礎設施和傳統基建升級改造等領域項目儲備。

05

提高地方政府提振消費的積極性

當前，地方政府在激發消費活力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今年二季度以來，多地擴內需促消費舉措進一步加碼，甚至有建議提出將消費指標納入地方政府考核。

我認為，在制度安排上，未來中國可能出臺一些超預期政策，以進一步增強地方政府促消費的自主性和積極性。

隨著消費日益成為經濟增長主要驅動力，優化增值稅分配機制應當加快提上議程。2016 年我國全面推開“營改增”后，中央與地方形成增值稅“五五分享”格局，緩解地方財政壓力。

同時，1994 年分稅制改革確立的“屬地征收”原則延續至今，增值稅歸屬地始終是機構所在地或注冊地，而非消費地。

例如，北京消費者購買上海生產的汽車，增值稅最終分配到上海財政，而非北京財政。屬地征收原則有助于調動地方政府扶持本土企業生產積極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對地方消費活動關注和支持。

在優化增值稅分配方面，建議考慮建立更為科學、合理的消費地補償機制，增強地方政府鼓勵消費動機，使其更積極制定和落實促消費政策，直接拉動地方消費增長。

新增稅收來源還可有效補充地方財政，使地方政府擁有更充裕資金用于再分配，提高收入分配公平性，進一步為地方消費注入活力。

鑒于我國區域發展不均衡，推行消費地原則可能導致部分地區承擔較大稅收損失，因此應進一步探討建立相應補償機制，例如適當調高增值稅中歸屬地方比例，緩解稅制改革帶來的沖擊。

總而言之，消費對推動經濟增長的潛力巨大、作用關鍵。通過收入分配改革、服務業開放、優化增值稅分配機制等多方面舉措，可以有效釋放消費活力，促進消費和投資更好結合，推動經濟保持平穩增長。

未來，我們應繼續關注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不斷探索和完善相關政策，為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支撐。

內容來源｜第一財經

圖片來源｜Pexels

高金項目火熱招生中…

歡迎點擊小程序了解更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