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都開始不夠用了？

如今連20年深埋的垃圾都要開始“返工”，從“垃圾圍城”到如今四處找垃圾“下鍋”，到底發生什么，這么缺垃圾？

垃圾不夠用了

2025年上半年的調研數據顯示，國內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的平均產能利用率僅為60%左右。

一座建成四年的垃圾焚燒廠，負荷率長期徘徊在60%左右。當初設計規劃超前，加上周邊新廠分流，讓它陷入“吃不飽”的窘境。

該廠已開始焚燒政府協調的一般工業固廢，并探索為周邊企業供熱，而令人驚訝的是，這是當下中國垃圾焚燒行業的縮影。

中國垃圾焚燒能力在過去十年經歷了爆炸式增長。2009年，廣州還只有一座垃圾焚燒廠，而到2019年，一口氣投產了5個垃圾焚燒發電廠，成為全國首個垃圾零填埋城市。

而全國垃圾焚燒廠數量從67座激增至1010家，日處理能力從3.3萬噸增至86.18萬噸。

生態環境部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10月，中國垃圾焚燒處理能力已達111萬噸/日，遠超“十四五”規劃設定的80萬噸/日目標。

然如今國內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的平均產能利用率僅60%左右。在陜西渭南，光大環保能源焚燒廠設計年處理能力21.9萬噸，去年實際處理量僅5.3萬噸，24%的利用率如同一個巨大諷刺。

更嚴峻的是，2024年全國2172座焚燒爐中，107座全年停運超半年，徹底淪為“鋼鐵廢墟”。

那怎么現在還沒垃圾可用了？

全國陷入“垃圾荒”

曾幾何時，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垃圾終點站”，巔峰時期吞下了全球45%的固體廢物。

2015年數據觸目驚心：僅進口洋垃圾就獲得再生紙2335萬噸、再生塑料749萬噸，相當于少砍2100萬噸原木，省下千萬噸石油！

這本是一筆“雙贏”買賣：西方付點運費就能卸掉“燙手山芋”，中國靠低廉成本支撐起龐大的制造業。但隱患也隨之埋下：我們的環境與生態付出了沉重代價。

而如今從垃圾“吃不下”到“吃不飽”，戲劇性的背后一來是政策規劃。

準確地說，垃圾焚燒廠面臨雙重壓力，垃圾短缺與補貼退坡。中國垃圾焚燒廠收入主要來自兩部分：發電收入（含國補）和地方政府支付的垃圾處置費。

2012年政策規定，每噸生活垃圾折算上網電量280千瓦時，執行全國統一垃圾發電標桿電價0.65元/千瓦時，其余上網電量執行當地燃煤機組電價。當基本電價不足0.65元時，國家補貼填補差額，即“國補”。

但2020年“426號文”規定，生物質發電項目并網滿15年后不再享受中央財政補貼。這直接沖擊了焚燒廠收益模式。

“國補退坡后，垃圾處置費從每噸六七十元漲至百元左右，有的地區達150元。”一位籌建過垃圾焚燒項目的負責人透露。

一個三口之家一年產生約一噸垃圾，需支付數十元處置費，而地方政府則面臨支付壓力陡增的困境。

全聯環境服務業商會的數據顯示，全國生物質發電行業補貼缺口高達400-500億元，嚴重影響企業平穩運行。現階段我國生活垃圾處置費平均70～80元/噸，不足發達國家的十分之一。

甚至不少回收渠道斷裂，廢舊塑料瓶回收價三年暴跌60%，很多直接被當成普通垃圾燒掉也是常有的事。

二來便是垃圾分類抽薪，好比這上海等大城市廚余垃圾占比達30%，分類后僅四分之一進入焚燒廠。

另外便是大眾消費習慣的轉變，“光盤行動”使北京人均垃圾量降至1.2公斤/日，上海餐廚垃圾量腰斬。

所以當焚燒廠設計藍圖遭遇現實減量浪潮，產能過剩成為必然苦果。

自然，如今這新鮮垃圾不夠用時候，一場圍繞垃圾資源的暗戰悄然打響。在湖南，焚燒廠向垃圾轉運站支付回扣爭奪市政垃圾，江蘇多地焚燒線開啟“燒三停一”的省料模式。

更有企業將觸角伸向歷史填埋場，金華計劃開挖26萬噸陳腐垃圾，廣州興豐填埋場啟動350萬立方米存量垃圾開采。

這種自救凸顯行業困境，所以為求生，行業開啟突圍，華北某焚燒廠為周邊工廠提供蒸汽，將垃圾熱能轉化為工業動力。

上海環境集團研發的FAST工藝，將含重金屬的飛灰轉化為工業鹽，填埋量驟降95%......

哈爾濱的實踐預示轉型方向。該市九城區日垃圾量5000噸，焚燒能力卻達7050噸/日。

過剩產能倒逼出“焚燒+”模式：焚燒余熱為城區供暖，年處理190萬噸垃圾發電7.2億度，爐渣制成環保磚，飛灰經螯合處理后安全填埋。

衡陽則開辟新賽道，投資5億建設再生資源循環經濟基地，“互聯網+回收”模式打通城鄉回收鏈路。手機預約上門收廢品，大數據優化運輸路線，115萬噸年處理能力帶動3000人就業。

當垃圾焚燒從終點站變為中轉站，誰又能想到，從前3小時便能填滿的垃圾坑，如今得需要一天，且從曾經的“垃圾圍城”到如今的“無垃圾可燒”，只得說，大眾見證的是一個城市系統的代謝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