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位知名基金經理踏上了“公奔私”的道路。

近日，安信基金旗下的百億固收名將張翼飛卸任所有在管產品，離職后下一站或去往私募機構，引發行業關注。

2025年開年，公募基金行業就掀起一場“離任風暴”，多位知名基金經理相繼清倉式卸任旗下產品，離職人數創下近年來的新高。

在這其中，“奔私”成為不少離職基金經理的重要去向。從管理規模達到百億元的行業頂流到深耕細分賽道的“黑馬”，這些公募基金經理選擇褪去光環，轉身投入私募江湖，試圖開啟新的職業篇章。而這一現象背后，不僅是個人職業選擇的變動，更折射出行業格局的深刻變化。

那么，過去那些“奔私”的基金經理如今怎么樣了，是否還能延續在公募賽道的榮光？哪些因素影響著他們的業績表現，又會對行業帶來怎樣的影響？《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每經記者）就此展開調查。

離職潮涌：政策與市場雙重驅動下的行業洗牌

2025年的公募基金行業，正經歷著一場深刻的人才流動變局。

根據Wind數據，截至7月15日，年內離任的基金經理數量已經達到了196人，即將突破200人。這一數據也達到了近年來的歷史峰值，較2024年、2023年同期分別增長11.4%、20%。

在這其中，不乏知名基金經理“清倉式”卸任。例如建信基金周智碩、泰達宏利基金王鵬、華商基金周海棟、景順長城基金鮑無可等，都是備受行業和投資者關注的名將。而在這些離任的基金經理中，轉戰私募基金的不在少數。

縱觀近年來公募行業的人才流動，尤其是績優基金經理的離任頻率，通常都和市場牛熊周期存在一定關聯。過去十余年間，“公奔私”曾出現過幾輪顯著高潮：

第一輪浪潮始于2007年的牛市，開啟了公募基金經理轉向私募領域的早期探索。

第二輪浪潮自2012年左右啟動，并在2015年達到頂峰。與首輪相比，這一時期“奔私”的知名基金經理數量大幅增加，王亞偉、胡建平、馮剛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第三輪“公奔私”的序幕則在2020年牛市行情中悄然拉開，并延續至2022年。在此期間，董承非、崔瑩、周應波等多位知名基金經理陸續離開公募行業，或自主創辦公司，或加盟私募平臺，成為行業關注的焦點。

而這一次，從去年開始至今，一批公募老將的相繼離任，已經掀開了又一輪基金經理“奔私”的熱潮。

安爵資產董事長劉巖指出，這一現象是由監管政策、市場與行業結構等主要因素共同推動的結果。

“2025年5月實施的《推動公募基金高質量發展行動方案》是關鍵轉折點。新規要求主動管理權益類基金全面推行浮動費率制，基金經理薪酬與三年期業績強綁定，業績低于基準超10個百分點，績效薪酬顯著下調。”劉巖表示，這一機制直接打破了“旱澇保收”的行業生態，迫使業績不達標的基金經理主動離職或被淘汰。

同時，頭部基金公司憑借投研資源和平臺優勢形成“虹吸效應”，使得中小基金公司生存空間大幅壓縮。2025年一季度非貨管理規模前十的公募機構市場集中度升至58%，造成中小公司知名基金經理為尋求更好的資源支持，大量選擇跳槽至頭部機構或“奔私”。

與往年相比，之前的基金經理離職潮多是因個人或市場等單一因素引發，而今年的離職潮更多是在行業從粗放式擴張向高質量發展轉型的背景下，行業整體對投研模式、人才結構等進行主動調整的結果。“比如，很多基金公司為適應新的發展要求，有意加大投入構建團隊化、平臺化的投研體系，提高投研人員占比和專業水平，這使得相當一部分與新體系不匹配的基金經理離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離職潮中，新老交替加速的現象更為明顯。一些經驗豐富的老基金經理離任，而新任基金經理平均任職年限相對較短，行業經驗斷層問題開始顯現。這也反映出基金行業在發展過程中，人才梯隊建設面臨新的挑戰和機遇。”

排排網財富研究部副總監劉有華也告訴每經記者，公募機構專業人才紛紛轉向私募領域發展。這一趨勢主要源于私募基金在投資決策上更具自主性，且薪酬體系與業績掛鉤更為緊密，為專業人才提供了更大的價值實現空間。

那么，這些“奔私”的基金經理，究竟業績如何？

業績分化：平臺紅利褪去后的能力試金石

根據私募排排網數據，截至今年6月底，“公奔私”的基金經理人數已達到863名。

從這些人的職業路徑來看，“奔私”的基金經理主要有兩種選擇：自立門戶成立私募公司，或加盟已有私募平臺。一般來說，自立門戶者希望完全掌控投資決策，發揮個人風格；加盟成熟平臺者則可借助既有資源，降低初創期的運營壓力。

但無論如何，最終還是要靠業績說話。

排排網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年底，私募市場共有30995位基金經理，其中有公募從業背景，也就是俗稱的“公奔私”基金經理共有886位，占比約3%。幾種不同類型基金經理的全年收益情況如下：

據不完全統計，全市場886位有公募背景的私募基金經理，旗下有業績顯示的產品共292只，2024年全年收益均值為18.43%，在所有類型的基金經理中排名第二。但正收益產品占比卻是幾類基金經理中最低的，說明了產品業績分化比較大。

再來看看這些“公募派”基金經理在去年的業績情況。據統計，去年這類產品中表現最好的是楊萍管理的善擇先鋒3號，全年收益超過200%。此外，還有多只產品年度收益超過50%。

另據Wind數據，在全市場有數據可查、采取主觀多頭策略的3248只私募產品中，2024年凈值增長超過50%的達到132只，其中凈值翻倍的有32只；采取宏觀策略的有164只，其中2024年凈值增長超過50%的有39只，凈值翻倍的也有4只。

也就是說，雖然上表所示“公募派”的業績在公募背景的基金經理中已經是出類拔萃的，但放在整個私募行業來看，遠遠算不上頂尖水平，且個體業績差異顯著。

再具體一點，從近幾年“奔私”的公募名將表現來看，可謂是幾人歡喜幾人愁。

例如，中歐基金原知名基金經理周應波在2022年成立上海運舟私募，引發業內廣泛關注。隨后發行的首只產品開售首日即大賣30億元，公司也很快步入了百億私募之列。

不過在2023年，運舟私募被曝出旗下產品重倉股遭強平的市場消息，此后該公司火速辟謠。根據中基協官網數據，2024年運舟私募的管理規模已經回落至50億～100億元，當初和周應波一起“奔私”的另一位公募名將陸文俊也選擇了“單飛”。

據私募排排網和好買基金網，目前運舟私募旗下能查詢到業績的產品僅有運舟致遠1號1期，基金經理就是周應波本人。這只產品成立于2023年12月5日，階段收益如下：

由于產品成立時間并不長，因此從近一年、成立以來的收益來看，還是可以排進同類產品前50%；但如果看近半年等短期業績，幾乎就是在同類后30%的水平。相比之下，周應波在公募基金的代表作中歐時代先鋒、中歐明睿新常態等，任職回報在同類產品均排在數一數二的位置。要比較雙方業績，或許還得拉長觀察周期，但在今年A股市場持續回暖的背景下，運舟致遠1號1期交出的成績單只能算是平平。

還有曾被譽為“創業板一哥”的中郵基金前知名基金經理任澤松，2018年收購集元資產，轉戰私募賽道。中基協備案信息顯示，集元資產當前備案在管的基金有16只，管理規模在0～5億元，沒有向上突破。

幾年來，該機構旗下產品以“大開大合”出名，單周凈值漲跌幅超過二十個百分點也不是什么稀罕事。而根據Wind數據，由任澤松管理的3只產品任職以來虧損都超過30%，尤其這三只產品從2022年開始連續三年的虧損幅度都令人咋舌，也引發了業內對于他本人依賴高成長賽道策略的質疑。

還有部分機構從數十億元甚至更大規模逐步下滑，從烈火烹油、鮮花著錦走到門庭冷落、銷聲匿跡。

今年3月，猛犸資產主動注銷牌照。該機構由興全基金（現改名為興證全球基金）前知名基金經理陳揚帆創辦，也曾名噪一時。憑借曾經“公募男神”的光環以及過往管理產品的業績加持，僅2015年上半年猛犸資產備案的產品就達到20只之多，顯示出強大的市場號召力。但在成立后不久，猛犸資產和陳揚帆本人就陷入了“非常規提成事件”風波，此后這家機構就很少出現在公眾視野中了，直至今年注銷。

華安基金原總經理童威也曾在2021年創立相程私募，但不到三年就主動注銷了管理人登記，7只產品全部清算，匆匆為這場創業畫上了句號。

另外，去年8月，泓德基金原副總經理、知名基金經理鄔傳雁正式“奔私”，成立了深圳市一諾私募。將近一年時間過去了，根據中基協官網，目前一諾私募旗下一共成立了5只私募基金產品，其中僅有1只是今年成立的，公司管理總規模在0～5億元，屬于穩扎穩打但步子走得比較慢的代表。

事實上，私募基金賽道競爭也是相當激烈。除了星石投資、淡水泉等早期的“公奔私”機構經過近20年牛熊歷練，憑借長期累計的正收益坐穩百億規模，大部分轉戰私募賽道的基金經理和機構情況其實都和一諾私募相似。

潮起潮落，人來人往，才是這個行業的常態。而在這種分化背后，“平臺依賴度”是關鍵變量。

雙向流動：行業生態重構中的平衡之道

在劉巖看來，“奔私”基金經理在公募時期的高收益中，平臺紅利的貢獻比例因個體差異和市場環境而異，綜合行業特征與典型案例來看平臺紅利對其業績的貢獻率可能在30%左右。

他拆解了平臺紅利的幾大構成：在投研覆蓋廣度方面，公募基金公司通常擁有百人級投研團隊和全行業覆蓋能力，而私募的研究團隊規模普遍只有10～30人，公募基金經理轉投私募后，可研究覆蓋范圍可能會比之前縮減50%以上，導致其賽道打法失效。

而在交易執行和風控體系方面，公募基金的智能交易系統和多層風控體系是業績穩定的重要支撐。頭部公募的算法交易系統可實現毫秒級訂單執行，且風控系統能實時監測持倉集中度、流動性風險等指標。而私募因成本限制，往往使用第三方交易系統，在極端行情下可能出現訂單延遲或風控盲區。

“平臺依賴現象在公募‘奔私’經理中普遍存在，特別是在他們從公募轉向私募的初期，這種依賴往往成為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總的來說，大型公募公司往往為其基金經理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從專業的投研團隊、先進的交易系統到強大的品牌背書與廣泛的銷售渠道，上述種種優勢疊加，構成了明星基金經理過往高收益的‘安全墊’。”劉巖總結道。

也正因如此，投資者需要理性看待“明星基金經理”轉投私募現象。劉有華提醒，部分投資者出于對公募時期業績的追捧而盲目跟投，這種決策方式存在較大風險。需要認識到，公募與私募在運作機制上存在本質差異：私募產品的投資策略更為靈活多變，其業績考核標準、市場應對方式與公募存在顯著區別，這導致部分轉投私募的基金經理可能出現“水土不服”的情況。

另一方面，隨著基金經理的離任以及資管人才流動成為常態，這場“公奔私”浪潮并非單向遷徙，而是資管行業生態重構的開始。劉有華預測，未來3～5年公私募行業將呈現人才雙向流動的新格局。在市場環境波動和監管要求趨嚴的背景下，私募機構的部分專業人才可能重新選擇公募平臺的穩定性。與此同時，私募領域靈活的投資機制和更具吸引力的收益分配模式，仍將持續吸引公募精英加入。

這一趨勢將促使兩類機構各自優化發展路徑：公募機構需要著力打造系統化的投研平臺，通過工業化運作模式降低對個別基金經理的依賴；私募機構則需在保持策略靈活性的同時，重點提升合規經營水平，健全風險管理框架，并建立以投資者利益為核心的專業品牌形象。他表示：“這種差異化發展將推動整個資產管理行業形成更加健康、多元的生態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