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三輝圖書

轉自：三輝圖書（ID：sanhuibooks）

反抗極權產生的盲目傲慢和愚蠢的斗爭，是一場永遠也無法大獲全勝的戰斗，但這是一場一旦放棄，人類將自食惡果的戰斗。民主是對付傲慢的最有力量的方劑，它的目的就是要人們免受欺壓。——約翰·基恩《生死民主》

“一個好的政治制度，甚至能夠讓魔鬼不做壞事”

文 / [澳] 約翰·基恩

選自《生死民主》

本文為節選，標題為編者所加

我們從民主的歷史中得到的教訓之一是，與這個世界上其他各種政治制度相比較，民主極為特殊，它是平等之人的自我管治——這些人不受強權、暴力、不公正、教義或其他形而上的信仰的束縛，民主要求人類更多的付出，很多時候，這一要求似乎超出了人們的愿望和通常的能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最黑暗的時刻，愛爾蘭學者C.S.劉易斯（C.S. Lewis，1898—1963）寫道，“我是民主黨人，因為我相信人類的墮落。我相信大多數人為了相反的原因成為民主派。對民主的熱誠信念主要來自對人民的看法……相信民主的人認為，人類是如此之智慧和善良，因此每個人都有資格參與政府的統治。以此為根據來為民主辯護的危險是，這個根據不成立。”路易斯還說：“民主的真正理由在于……人類是如此之墮落，所以不能信任任何人對其他人擁有絕對的權力。亞里士多德說過，有些人只配當奴隸。我不反對他的觀點，但是我反對奴隸制，因為我看不到有任何人配當主人。”對于人類的惡和蠢，某位民主派人士對我說：“政治和生活一樣，我們永遠不能肯定所做的決定是否正確，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要保證能從政府中剔除那些做出錯誤決定的人。”他還說：“鄧小平曾經告訴我，一個好的政治制度，甚至能夠讓魔鬼不做壞事。而在一個壞的制度中，情況卻相反，妖魔當道，好人不能做好事，甚至被迫要做壞事。我同意這個觀點。”

c.s.劉易斯

民主對絕對權力及其危險的懷疑具有某種初看起來讓人震驚的含義，即民主不可能是“純粹的”或者“真正的”，因為它永遠也不可能完全地、百分之百地控制住權力這群猛獸。被人稱為“巴爾的摩圣人”的美國諷刺作家H.L.門肯（H.L. Mencken），以調侃的語氣將民主政府比作性高潮，他說這兩樣東西的名聲之大，遠遠超過了它們真正能給人帶來的快感。民主從來都不制造幸福，它也從來都不會帶來寧靜、安定和滿足。民主不是一種可完成的狀態，從來沒有一種民主和以往曾經有過的民主一模一樣。對所謂“完全型”“過渡型”或“失敗的”民主的種種定義，甚至對“好”民主和“缺陷型”民主的時髦解釋，本身都充滿了疑惑，我們不能將它們固化為教條。沒有任何“好”民主和“完全”民主能夠徹底免疫，不受內部腐敗和外部壓力的影響；那些生活在好民主社會的人認為，他們的民主永遠不夠好，永遠不夠完全——因此，他們永遠肩負著改造和更新民主的重擔。

盡管監督式民主時代有了對權力進行公共監控的大量實驗和新手段，但它同樣不能擺脫這一規律。不論是在辦公室還是在田野，在董事會還是在戰場，在民主的承諾和民主能夠取得的成就之間，在充滿期待的民主可能性和令人不滿的民主現實之間，仍將有相當的距離，人們將繼續感受到民主的戲弄甚至欺騙。尤其是在某些地方，“民主”一詞遠遠沒有思想家所闡述得那樣深邃，比如在南非人口密集的城鎮，或者巴西擁擠的貧民窟，民主就是人們的生死——是清潔的供水，是艾滋病毒的真相，是大赦換取槍支計劃，是像樣的醫療服務，是面包和穩定的供電。我們不用驚訝，在這些國家，人們將民主和他們得不到的物質聯系在一起。印度的公民們會說，民主就是繼續爭取“BiPaSa”（bijil：電；pani：水；sadak：路）——即“電、水、路”的斗爭。從物質意義上看，這一表達準確地抓住了民主的精髓，民主就是人們在所有的場所，在每一個角落——無論是議會的廳堂，還是窮鄉僻壤，或者是湛藍的天空，不斷地追逐民主。民主的理念中包含了無數對追求改進和完美的哀嘆與失敗。但是，無論你是否相信，這正是民主力量之所在。民主只有在它意識到自身的不完整、不完美時才特別具有活力。那些指責民主虛偽，攻擊民主沒有效率的人完全沒有看到民主是一個過程，它永遠在運動著，從來沒有完成自己的表演，每一場行動都是在排練和預演。它不會固步自封，不是一個可以任之自動運轉的穩定機制。民主必須可以再次民主，它是一個接著一個的行動，而不是那種可以完工和收藏的物品，比如庫房里的金子。

巴西貧民窟

但是，既然民主只能是一連串的失望，它對人類的要求似乎超出了人們愿意的付出，我們為什么還要為民主費心呢？人們為什么如此這般追求民主？既然民主從來沒有完全兌現過自己的承諾，那么為什么人們要求更多的民主？民主今天的衰弱說明了一個事實，即以往對民主的標準解答已經失效。有些舊理論說某些民族自然有民主的氣質，或者某段歷史站在民主一邊，或者基督教的上帝給了信徒自我管理的權力（還可以讓其他人支付管理的代價）。這些陳詞濫調，外加那種認為未來必定屬于更高、更純和更深刻的民主的教條，都已經過氣了。

在代議民主紛紛垮臺的年代，英國小說家福斯特（E.M. Forster，1879—1970）琢磨過民主這個題目，他在紛亂中看到了一條正途，他這樣說：“為民主歡呼兩聲。第一聲為了它承認多樣性，第二聲為了它允許批評。有這兩聲就足夠了，沒有必要再來第三聲歡呼了。”

福斯特陳舊的貴族理想已然褪色，我們就不再對之說三道四了，但是我們要說，事實上，真有必要給民主第三聲歡呼，因為這已經成為民主越來越重要的特征：民主地分享權力，是迄今為止人類所發明的反抗永遠與不受制約的極權同行的愚昧和狂妄的最好武器。

反抗極權產生的盲目傲慢和愚蠢的斗爭，是一場永遠也無法大獲全勝的戰斗，但這是一場一旦放棄，人類將自食惡果的戰斗。民主是對付傲慢的最有力量的方劑，它的目的就是要人們免受欺壓。民主是向公眾揭露腐敗、虛偽、盲目信仰、錯誤決策和有害行為的最佳武器。它在復雜組織的運行和制度設計中注入批判性思維和追尋真相的原則。此外，民主也是應對那些目前沒有共識、更無答案的問題（如氣候變遷）的不可或缺的手段。民主所主張的不是“人民統治”——這是君主制時代和極權時代的民主定義，民主是“沒有人治的管治”。民主拒絕承認任何人可以受命于神，受命于傳統、習俗、財富、智商或暴力而對他人行使權力。所以，民主的歷史有一半是在講述如何馴服“大佬們”的故事。

法西斯

狩獵和采集社會要趕走那些因為過度自戀而暴怒不已的成員；蘇美爾國王有時要下令祭司掌摑自己，提醒自己勿忘謙卑；歐洲中世紀的君主們時不時要向上帝起誓，賭咒自己絕不濫用權力。對付傲慢的權力，民主派則喜歡更老老實實的方法，而且也更有平等的效果。希臘的民主黨人在任命官員之前對他們進行評估，剔除那些華而不實的人，而公民可以向人民大會提交對官員和其他公民品行不端的抱怨；希臘民主制度中普遍使用有酬陪審員、公共場所言論自由、投票表決、抽簽表決、由選舉產生或經過挑選的陪審員斷案等規則。

代議民主時代有自己的民主創新：在選舉委員會的監督下實行定期選舉，在發生利益沖突時要求官員必須辭職或接受彈劾，司法獨立和媒體中立是公民質疑權力、控訴冤屈、組織反對當選官員的力量的保障。這些成熟程序的目的都是要防止當權者逾規越矩。

隨著監督式民主的興起，千百萬人開始相信，無論定期選舉、政黨競爭和議會這些傳承多么重要，但僅僅依靠這些手段還不足以應付不受制約的權力這個惡魔。所以，盡管有種種挫折、失望和未能克服的困難，民主必須開發新制度——調動各種看家犬、向導犬、吠犬，讓公民有更大的力量約束在政府、公民社會和其他領域操控權力的人。監督式民主中這些較量機制是否足以防范未來的敵人、災難和困境，還有待觀察。如今有誰知道妥善處理廢棄核武器的方法？誰知道怎樣才能結束經濟非理性的增長？誰又知道怎樣才能讓世界走向更可持續、更均衡和更公平的社會發展？在法律、政府、武器、經濟和社會生活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世界正在經歷新的繁榮，民主是否知道有新的發明來管理跨國界的權力？世界是否會看到跨國界的媒體和公共辯論文化的繁榮，甚至能否見到一個世界公民社會——一個由記者、專家、民選和非民選代表以及非黨派活動家組成的世界網絡？在必要的時候，他們是否能夠關注某些地區的不公正問題，協調市場，培育民意，凝聚行動，在全球范圍上擔當民主生活看家犬的角色呢？

德謨克利特

我們還無法回答這些問題，但是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民主的歷史不是一部僅僅關于設計制約權力的制度、法律和程序的歷史，它也是一部驚心動魄的演職人員表，這些人開發了民主的思想，展示了具有約束權力的驕橫、愚蠢和殘暴的潛力。他們中間許多人都是蘇美爾王國的城鎮拉爾薩、尼普爾和巴比倫的普通百姓，這些《古蘭經》的信徒挽救了大會民主瀕臨滅絕的生命，時間的長河淹沒了他們的名字，在民主的典籍中沒有留下自己的絲毫痕跡。再后來，出現了第一個有記載的大會民主，這段時期的人物中有智者派，為了讓傲慢的權威懂得謙卑，他們耍弄唇槍舌劍，盡情調笑，甚至用在公共場合放屁的方式戲弄當權者；有來自曼提尼亞的德謨納克斯，這位立法者為昔蘭尼的農民確立了通過大會自我管治的權力；有雅典的祭司們，帶著祈禱者向德謨克拉女神祈禱；有“大笑的民主派”德謨克利特，一位窮困潦倒的公民；有阿布·納賽爾·艾爾法拉比，第一位在希臘人的民主含義基礎上談論民主的穆斯林。

民主的歷史上那些將代議民主付諸實踐的人們特別值得大書一筆：那位帶著假發、撲著發粉的貴族德·阿讓松侯爵，第一次給了民主一個名字；斯堪的納維亞的農民努力地維護自己的議會（tings）；勞騰巴赫的曼尼戈德，這位謙遜的修士認為反叛暴君就是服從上帝；蘇格蘭的加爾文派教徒發展了“公約”原則；英國的普通百姓們為處死查理一世歡呼叫好。還有一些頭腦冷靜的人物，如喬治·克羅特，一位兢兢業業的銀行家和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寫作和出版了十二卷本的《希臘史》；那些美國賓夕法尼亞州鄉下釀制私酒的人，扛著鏟草叉子、焦油掃把和槍桿子，為了保護自己的權利，反抗聯邦政府派出的官員，不料卻開啟了民主—共和黨社團的發展和壯大。

梁啟超

代議民主制度的發展也是虔誠的基督徒，廢奴共和派，拒絕血汗工資的工人，以“四海之內皆兄弟”和民主自由名義建筑街壘、揮舞紅旗的無神論造反者共同推動的結果。有些人則沒有這樣躁動，他們專注于給代議民主的機器添加潤滑油：比如威廉姆·尤仁、胡安·烏塞蒂赫、威廉·羅賓遜·布思比、蘇庫馬爾·森。安德魯·杰克遜和馬丁·范布倫這些人，是第一批政黨政治的政客；新聞記者威廉·勞埃德·加里森，為了抗議奴隸制，他在美國國慶節公共集會上焚燒了美國憲法；梁啟超，一位農家子弟成為中國當時擁有大量讀者的作家；還有受人尊敬的領袖范·德·卡佩倫；有格里高利兄弟——后來升任教皇庇護七世，他讓法國獨裁者自己給自己加冕；有亞伯拉罕·林肯；有發明了“杯葛—抵制”的神父約翰·奧馬里；還有弗朗西斯科·馬德羅和何塞·巴特列·奧多涅斯。這些人中還有詩人，如約翰·彌爾頓、曼努埃爾·何塞·金塔納，當然還有寫下“戰鼓響！向前進！民主，揮出復仇之劍”的沃爾特·惠特曼。讓我們也不要忘記那些終于打破男性偏見之門的婦女們：安吉麗娜·格里姆克，她號召婦女以反抗奴隸制來實現自己的公民權利；埃斯特·霍巴特·莫里斯，她也許是代議民主時代的第一位女法官；在英國倫敦特拉法爾加廣場上參加集會、爭取言論自由和投票權的勇敢女子們，她們佩戴上紫色和綠色的絲帶，追隨那些大無畏的女性榜樣——比如來自澳大利亞的移民穆里爾·馬特斯，她算得上是第一位在英國下院發表演說的婦女，當然是在她將自己用鐵鏈鎖在婦女旁聽臺的欄桿上之后，而且還將鑰匙塞進了自己的內褲。

圣雄甘地

下面還有我們同時代的男女人物，對極權進行批評的人們給監督式民主帶來了生命：圣雄甘地；中國的劇作家和文學評論家張彭春——他參與了安排民主和人權的婚姻；莫斯科、華沙、布拉格那些守著老式打字機、圍坐在香煙繚繞的公寓房間里的大胡子異見分子們。不能忘記的人中還有羅莎·帕克，她終于受夠了歧視，不再在公車上給白人讓座。艾麗絲·斯圖亞特（Alice Stewart，1906—2002），英勇、飽受攻擊的牛津流行病學家，她在20世紀50年代第一次表示不存在什么無害的放射物質。在美國，年輕的黑人學生和白人學生冒著生命危險，突破警察設置的鐵絲網；穿著藏紅色袈裟的佛家修士，打著赤腳，念著經文，為了反抗殘暴獨裁者的力量生存下去而向佛教徒化緣。當然還有領袖人物，丘吉爾、羅斯福夫人、尼赫魯、曼德拉、圖圖大主教、昂山素季。還有一些沒那么有名氣的人，比如多麗絲·哈德道克（Doris Haddock，圖132），她曾經是一位辦公室的文員，在年屆九十的時候，她用一年多的時間從洛杉磯走到首都華盛頓，這位老壽星沿途向公眾發表演講，反對允許富豪資助政治競選，說這實際上是將民主出賣給了富人。這位籍籍無名的小民主黨人，一路風吹日曬，為了在21世紀降臨之際能夠站到國會大廈前的臺階上，最后一百英里才坐上了飛機。在國會前，她向一小群人數有限、但熱情洋溢的公眾發表了一個簡短的演說，最后，在平靜地離開之前，她指著國會的大門告訴大家：“它正在變成一家窯子。”

對這些人來說，馴服權力就是一種生活方式；這不是一種繼承而來的財富，更不是能夠標價收購或出售的商品或服務。這些人不愿意忍受愚妄，他們也不認為自己就是天使，或者圣徒。他們拒絕了被偉人化的誘惑，不喜歡大話空話，很少有說教味。他們相信簡單的尊嚴。他們不認為社會不平等不可避免，堅信人類能夠也應該自己管理自己。他們意識到當權者的缺陷，相信無權力者的力量。這就是為什么，在監督式民主面臨考驗的時刻，忘記這些人展示的民主精神——將他們埋葬在民主生死錄下一章的書頁下面——是一樁無法容忍的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