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日本戰后具有思想家氣質的文學評論家，加藤周一（1919-2008）的代表作《日本文學史序說》等學術著作在日本及海外學界影響深遠。他始終堅持戰后民主與和平主義立場，晚年與大江健三郎、鶴見俊輔等人共同發起“九條會”，致力于維護日本憲法第九條的和平理念。作為理解加藤的重要文本，其自傳《羊之歌》（含續篇）最初連載于1966-1967年的《朝日周刊》，后于1968年由巖波書店出版文庫本。

《羊之歌》描寫了作者童年到日本戰敗的1945年之間的生涯，《續 羊之歌》則從戰敗寫到60年代日美安保條約時期。這兩部連貫的作品，既是他個人的成長記錄，也是日本那段多舛歲月的珍貴歷史檔案。作者在后記中曾寫道，撰寫本書并不是僅僅為了回憶敘舊，而是想記錄下作為一個作為"平均水準的日本人"的經歷。作品取名《羊之歌》，是因為作者出生在羊年，又認為自己性格中也有像羊的穩重的一面。本書是巖波書店青版文庫中最為暢銷的品種之一，出版以來已經重印六十余次，也被不少日本中學、大學收入學生必讀書目。今年4月，該書中文版也在中國推出新版。

現任立命館大學加藤周一現代思想研究中心顧問的鷲巢力（わしず つとむ）與加藤周一有著長期密切的交情，他不僅主持編纂了《加藤周一著作集》《加藤周一自選集》等，更長期面向公眾主持并參與研究中心每月舉辦的《羊之歌》精讀會。

近日，從事加藤周一及其周邊研究的青年學人、復旦大學外文學院博士生董悅，在研究中心見學及查閱資料期間與鷲巢力教授進行了一次對話。本次訪談不僅聚焦《羊之歌》，也探討了“雜種文化論”的核心觀點及影響。值得一提的是，鷲巢力正是去年4月中文版《雜交種文化論》（譯自1974年日文版）的推薦者（譯者經他推薦促成翻譯）。基于其編纂經驗、與加藤的交往、精讀會積累及對相關著作出版歷史的深入了解，鷲巢力就《羊之歌》揭示的加藤周一的思想原點、文化論歷史語境及作品承載的時代記憶分享了見解。

加藤周一（1919-2008）

鷲巢力（1944- ）

一、戰后日本知識人的精神獨立與主體性構建

鷲巢教授，您好！您長期深耕加藤周一研究，并曾參與編纂《加藤周一著作集》《加藤周一自選集》等著作，能否談談您最初接觸加藤周一作品的契機？

鷲巢力：我最早閱讀加藤周一的作品是在1966至1967年。當時，《朝日新聞周刊》連載了《羊之歌》，但我并未每期都閱讀。在1968年巖波書店相繼出版了《羊之歌》和《續羊之歌》后，我才完整地讀完了這部作品，并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這種印象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措辭之秀美。加藤先生年輕時或曾有志于成為詩人，因此他的文字極具詩意、富有節奏感，讀來優雅雋永。即便今天再讀，我依然認為他的文筆極為優美。其次是行文之曉暢。作家大江健三郎就曾表示，加藤的文章“精準而優美”。一般來說加藤的文章以清晰明了著稱，而《羊之歌》尤為如此。對此，我深以為然。然而重讀過該書后，在如今的我看來，加藤的文章并非那樣的直截了當，反而有著諸多微妙復雜的表達、并存在一定的跳躍性，未必是簡明易讀的文本。毋寧說，理解起來有著相當的困難。

在中國，《羊之歌》的譯本廣受歡迎，許多學者和年輕人希望通過這本書來理解加藤周一。請您談談當年《羊之歌》連載期間，日本國內的反響如何？

鷲巢力：《羊之歌》不僅是一本暢銷書，更是一本長銷書。即便是在今天，也仍在不斷增印。我想，該作出版時獲得廣泛讀者的原因，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首先，日本自戰時起至1945年8月一直處于戰爭時期（即鎖國狀態），其后至1952年又處于占領之下，因而海外旅行并不自由。直到1964年東京奧運會以降，日本才實現海外旅行的自由化。可即便如此，出國行也并未立刻得以普及。因此，該書中描繪的海外生活，自然成為了許多人的憧憬。

加藤自小家境殷實優渥，且頭腦伶俐，是東京大學的學生精英。書中還寫到，加藤曾遠渡海外，過著受到女性歡迎的生活。當時的年輕人聚集在一起，共讀加藤的著作。大概有不少人心想，“我也希望過這種生活”。雖說自己不太能辦到，但若能實現便也愿去一試——這樣的心愿很是熱切。盡管如今看來，《羊之歌》中包含相當多的虛構成分，但在當時，許多讀者都將其視為真實的個人回憶錄。

其次，作為戰后迅速登上文壇的作家，加藤可謂“時代新星”般的存在。在那個他的每篇文字、每句話語都得到關注的時代，在理解加藤的入門書定位之加成下，《羊之歌》成為了暢銷作品。

第三，加藤在書中自塑為自由而獨立的個體，而這正是彼時大眾所追求的形象。這一點，我認為也可以部分解釋為何這部作品在中國依然受到歡迎。自改革開放以來，國家間的交流日益頻繁，想必有不少讀者能從加藤的作品中感受到趣味。

此外還有一個理由是，該書以平實易讀的文體寫就，因而給人以論誰都可一讀的感覺。不過事實上，加藤的作品并不好理解，而只是給讀者以“讀懂了”的錯覺。

《羊之歌：我的回想》，[日]加藤周一著，翁家慧譯，北京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400頁，59.00元。

加藤周一于1966年開始在《朝日新聞周刊》上連載《羊之歌》，當時他年僅47歲。一般而言，往往是較為年長的階段開始撰寫回憶錄或自傳更為普遍。對此，您如何看待他的寫作動機？

鷲巢力：確實為之過早。《羊之歌》最初以“連載小說”的形式發表，結集付梓的單行本才附上“我的回憶”這一副標題。即便是自傳體小說，小說和回憶錄之間還是有所區別。副標題很可能是編輯海老原光義所加，而非加藤本人所擬。若要撰寫嚴格意義上的自傳，勢必需要詳細考證事實，而加藤當時就職于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不僅資料有限，也缺乏充分的時間進行考證，因此最終不得已選擇了以自傳體小說的形式進行創作。

他之所以在47歲撰寫自傳體小說，我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

其一，與他此前的創作經歷有關。在連載《羊之歌》之前，加藤曾創作《三題噺》，書中描繪了三位歷史人物：建造詩仙堂的石川丈山、室町時代的高僧兼破戒僧一休宗純，以及江戶時代的學者富永仲基。我個人認為，這部作品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加藤對“可能的人生路徑”的思考。石川丈山原是戰國時代的武士，曾參與大坂之役，因而深切體悟到人生無常。此后，他隱居于京都東山的詩仙堂，直至九十歲去世，終其一生未曾跨越一次鴨川，亦即從未踏足京都。加藤正是將“欲棄絕俗世、隱居度日”之心愿寄托于石川身上而寫下了這段故事。一休宗純則在古稀之年，與名為“森”的盲女共同度過了一段愛情生活。我認為，這同樣是加藤“本來或許也能經歷的人生”。至于富永仲基這一富有原創性的學者，加藤亦曾一度憧憬作為一名學者的生活。換言之，《三題噺》正是他在構想“自己或許也曾有可能實現這些人生”的思緒中寫下的。在描繪完這些“可能的人生”之后，他便萌生了想要書寫現實中實際存在著的自己的人生的沖動，由此誕生的便是《羊之歌》。

其二，《三題噺》中各篇文體各有不同。描寫石川丈山的篇章采用的是森鷗外風格，一休宗純的篇章則具有谷崎潤一郎式的文體，而富永仲基的部分則采用了東京新聞記者的訪談形式。至于加藤所撰寫的“后記”，在文體上可以說極具個人特點，思想上也已臻于成熟。從中不難感受到加藤已然達到了某種內在上的成熟與定型。也正是在這一基礎上，他萌生了想要書寫自己如何成長、如何成為今天的自己的想法。無論是自傳，還是帶有自傳性色彩的小說，若無“自我已經完成”的意識，是無法動筆的。而這正是他寫作《羊之歌》的第二個動因。

《羊之歌》的寫作地是在加拿大溫哥華，對于無法查證的部分，或是可能牽涉他人、不便言明的內容，則以虛構的形式處理。至于后半部分所涉及的“女性問題”，我認為其中大部分是虛構的。

自1966年開始連載的《羊之歌》為何在內容上只寫到了1960年便停筆了呢？

鷲巢力：《羊之歌》連載于1966至1967年，而內容上之所以止步于1960年，是因為對于更為近期的歷史事件，尚難以進行客觀整理。因此，他選擇以1960年為界，完成這一回顧性敘述。同時，1960年對日本社會而言，是一個具有重要節點意義的年份，對加藤個人亦然。這一年，日本經歷了安保斗爭，革新派最終敗北，導致日本政治格局發生深遠變革。然而，這一變化并非突如其來，而是逐步積累、發展而成。從戰后日本歷史來看，1960年是政治和社會的重要轉折點。加藤周一始終以“世界中的日本”這一視角思考問題，而1960年進一步強化了他這一思考方式。這一年既是日本社會的分水嶺，也是加藤個人思想上的轉折點。在安保斗爭這一歷史語境下，他開始思考自己在日本社會中的定位，以及未來學術工作的方向。正是在這樣的思考過程中，他開始構思《羊之歌》。

在《羊之歌》的后記中，加藤希望把自己作為方法，探討究竟是何種條件造就了像他這樣接近現代日本人平均狀態的人，您對此有何見解？另外，請結合您的專著《加藤周一如何成為“加藤周一”》，談一下戰爭體驗對個體個性形成的影響。

鷲巢力：事實上，很少有人會將他視為“日本人的平均數”。若他真是日本社會的平均水平，日本社會或許會發展得更加理想。從我的理解來看，加藤作為日本人擁有日本式思維方式的同時，又具備國際視野。這不僅是他自身的特質，其中也隱含著一種啟示，即每個人都有機會培養自己的國際化視角。

他以自身經歷展現了“如何塑造自我”的路徑，這對于年輕人來說尤為重要。正如波伏娃所言，女性并非生來具有女性意識，而是在成長過程中形成性別認同。同理，男性也是在社會環境中建構對自我的身份認同。加藤同樣是通過不斷塑造、積累，成為今日之“加藤周一”。這一過程向讀者傳達了一個信息——“你也可以塑造自己”。

在您的著作《加藤周一如何成為“加藤周一”》中，您以圖示方式揭示了加藤一生思想發展的三個重要階段，及其與昭和時期日本重要歷史事件的交匯點，這一圖解極具啟發性。例如，加藤于1931年進入東京府立第一中學之時，正值“九一八”事變；1936年考入舊制第一高等學校，與“二二六”事件同期；1940年進入東京大學醫學部，恰逢太平洋戰爭爆發。您認為，這一系列的歷史演進如何影響了加藤的思想形成與創作活動？這些歷史事件又如何在他的作品中得到體現？

鷲巢力：加藤周一雖出身醫學專業，卻廣泛涉獵自然科學、文學與社會科學。然而，他一生始終圍繞著一個核心主題展開探究，即“日本人的思維方式究竟是什么”。這一問題意識的形成直接源于他的戰爭體驗。

與鶴見俊輔關注大眾不同，加藤將目光聚焦于知識人（或稱知識階層）。這一選擇源于他對戰時日本知識人的反思。當時盡管許多知識人內心并不支持戰爭，最終卻仍被時代洪流裹挾前行。親歷這一現象的加藤，迫切希望探尋其背后的根源。此外，摯友戰死的悲劇，更促使他不斷追問：為何厭惡戰爭者仍難逃被卷入的命運？——這構成了他思考問題的原點。

加藤的學生時代（1931-1945）恰與日本的“十五年戰爭”完全重合。這段經歷對他個人思想與世界觀的塑造具有決定性意義，不僅成為其思想發軔的起點，更奠定了后續理論建構的基石。正是基于這深切的戰爭體驗，他在五十年代提出了“雜種文化論”、撰寫了《戰爭與知識人》；六十年代經歷了思想的淬煉與成熟；最終在七十年代完成了《日本文學史序說》。

圍繞“日本人思維方式”這一核心關切，加藤在《日本文學史序說》《日本：其心與形》《日本文化中的時間與空間》中，分別從文學、美術以及時空意識的角度進行了深入剖析，我將其稱為“日本文化三部曲”。這些研究最終結晶為“雜種文化論”及《戰爭與知識人》等篇章，而其思想根源，始終深植于那段戰爭體驗之中。

您親歷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時代氛圍，又長期主持并參與立命館大學每月舉辦的《羊之歌》精讀會，這對您理解作品有何影響？

鷲巢力：組織精讀會源于對閱讀現狀的關切。日本自大正時期城市化加速，閱讀普及，但也催生了泛讀傾向和大學教育大眾化。我讀大學時（60年代）升學率很低（男10%+，女<10%），如今超50%。這帶來兩個問題：一是文理科生缺乏共同閱讀文本，時代共識消弭；二是快讀盛行，理解流于表面。例如讀福澤諭吉“天不生人上之人……”，本應深究“天”之含義及引述者背景。精讀會即為此而設，盡管理想狀態下應放慢閱讀節奏，但現實情況是每兩個月才讀完一章（約400字×20頁），這種精讀方式或許與時代潮流背道而馳，但我認為它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

此外，我希望推廣加藤文庫，打破大學壁壘，吸引社會各界參與。參與者中有許多擁有豐富人生閱歷的人，他們提出的問題也極具啟發性。同時，這也為年輕研究者提供了面向公眾報告、鍛煉能力的機會。加藤晚年也熱衷市民活動。我衷心希望年輕人能夠在與公眾交流的過程中不斷成長。

您為何選擇《羊之歌》作為精讀會的研讀文本？參與者的反饋如何？

鷲巢力：之所以選擇《羊之歌》作為理解加藤周一思想的入門書，是因為只要是對加藤感興趣的人，幾乎無一例外都會對這本書抱有興趣。與《日本文學史序說》等專業性較強的著作相比，它更易引發廣泛共鳴。在完成前半部分精講后，我們向參與者征詢下一步的閱讀計劃，結果絕大多數人都希望繼續研讀《續·羊之歌》，于是我們決定延續這一安排。

從反饋來看，精讀幫助參與者獲得了全新的視角，這正是我的初衷。同時，越來越多人認為精讀富有趣味，研究生們的報告技巧也有了明顯提升。初期，參與者之間的討論略顯生硬，甚至因批評意見而產生情緒波動，但隨著時間推移，交流變得更加順暢。這再次說明，經驗的積累至關重要。當然，有時也會遇到較難回答的問題。我們起初并不擅長應對這類提問，但隨著經驗增長，逐漸摸索出合適的應對方式，參與者也樂于接受這些討論。相較于報告內容的準備，現場問答更具挑戰性，因為問題往往無法提前預測。國會上的質詢通常會事先告知提問內容，而精讀會的提問則是即時產生的，這對研究者的臨場應變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年輕學者們通過這一過程逐步提高了應對能力。

《羊之歌》后被收錄于《加藤周一著作集》中獨立成為一卷，從思想和文學的角度來看，您如何評價其重要性和獨特性？

鷲巢力：《加藤周一著作集》和《加藤周一自選集》的編輯工作都是由我負責的，我在編輯兩者時的理念有所不同。著作集的目標是匯編加藤周一的代表性作品，因此《羊之歌》《日本文學史序說》等皆被收錄其中。由于出版社要求將著作集限定為15卷，因而不得不在篇目上做出取舍。

我希望著作集本身能夠形成一個完整的樣態，而在編輯自選集時，我的思路則不同。如果當時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已經由其他出版社單獨出版了，那么即便該作品很重要，也未必一定要收錄進自選集中。例如，《羊之歌》作為單行本價格低廉、易于獲取，而一旦收入自選集，整套書的價格勢必上升。我認為沒有必要將已經廣泛流通的作品以更高價格再次出售，也無需重新收入那些原本就容易入手的文本。因此，《羊之歌》《日本文學史序說》等作品并未被收錄進自選集中。

在《加藤周一著作集》（平凡社）之后，出版了《加藤周一選集》（平凡社文庫），隨后又有巖波書店的《加藤周一自選集》。《選集》的跋文明確表達了希望以不同于《著作集》與《自選集》的方式，收錄此前未被納入后兩者中的作品。您能否詳細解讀這一編輯意圖，以及您在面對加藤作品時所秉持的獨特編選視角與選錄標準。同時，也請問目前是否有計劃出版《加藤周一全集》？

鷲巢力：著作集與自選集在編輯方針上還有另一層重要差異。著作集是按照主題進行編排的，每卷均圍繞特定主題遴選相關作品。而自選集則按作品發表年代排序，選入不可或缺的代表性著作。

《選集》同樣由我負責編輯，采用了五卷本的精簡構架。我的設想是，希望通過這五卷內容，讀者能夠對加藤周一有一個基本卻又足夠相對充分的理解。加藤先生曾夸獎該選集“編得很好”，但對《著作集》則未曾有過類似的評價，這讓我多少感到有些不安。編輯工作的理念因人而異，倘若由他人來編輯加藤的著作，自然會呈現出不同的面貌。編者的視角和判斷，必然影響最終的選錄內容。

至于出版《加藤周一全集》的可能性，目前來看較為渺茫。首先，日本出版業正面臨嚴峻挑戰；其次，距加藤周一逝世已有十余年，社會對其作品的認知度逐漸下降，難以形成市場需求；再次，現今出版社更傾向于回避缺乏盈利前景的項目。過去，曾有編輯不計成本地推動文化出版，但如今，減少虧損已成為行業共識。若要編纂全集，預計至少需30卷，按400字計算，字數可能超過五萬頁，當今的日本出版界恐怕難以負擔得起如此龐大的出版工程。

二、“三點觀測法”：“雜種文化論”的坐標意識與對話對象

前面提到，《羊之歌》寫到1960年便止筆，隨后加藤前往美國，并在1971年首次訪問中國。在他后期的文化論述中，美國與中國的經驗似乎成為不可或缺的參照。這兩種經驗對他思想觀念的形成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在他的文化論中，這種視角的重要性體現在哪些方面？您如何理解這一轉變？

鷲巢力：加藤先生的思想方法根植于比較文化研究。他之所以選擇赴法留學，正是希望通過外部視角深入理解日本文化。其學術方法即“三點觀測法”——通過三者相互比較，揭示各自特性。僅對比日本與法國是不夠的，他認為需要增加第三個參照系。他對中國的關注始于1950年代后期，并早早主張日本應承認中國。受戰前教育背景影響，加藤深諳漢文，從文章可見其漢文修養，甚至筆記中亦有漢文書寫。

在他對文化的思考中，中國與美國承載不同功能。江戶時代以前，中國始終是日本的文化母邦，缺失中國維度便無法理解日本文化內核。歷史上日本通過“吸收-本土化”的循環機制處理中國文化，但近代以降，文化參照重心轉向西歐。對于加藤而言，法國成為其核心參照系，這與其青年時代研習法國文學的學術背景密切相關。

相對而言，美國雖在戰后政治中占據要位，但初期并未進入其文化研究視野——這與其對美國文化認知有限相關。1960年后，他的認知發生轉變：1962年任教哥倫比亞大學期間，他通過與知識界的深度交流，意識到美國文化對理解戰后日本的不可或缺性。在政治思考層面，他更早認識到美國的全球影響力——國際政治經濟分析若回避美國因素，將喪失根本解釋力。

僅通過比較法國文化與日本文化，能否構建完整的文化論？“雜種文化論”提出后，曾引發諸多學者的批評，其中不乏有人認為應該將比較的對象和標準擴展至英國、法國之外的其他國家和地區。對此，您有何見解？

鷲巢力：加藤在1955年提出“雜種文化論”時，主要比較的對象是英國、法國與日本的近代文化。他雖明確表示德國文化及蘇聯文化同樣值得關注，但因精力所限未能深入探究。其研究框架本意涵蓋整個歐洲后發資本主義國家及亞洲諸文明（特別是德國、俄羅斯、中國、朝鮮半島等），最終未能面面俱到，部分課題不得不留待后繼學者完成。

針對“雜種文化論”的常見誤解（認為文化混合具有普遍性），需澄清其核心論點在于：相較英美近代文化的“純粹性”，日本近代文化呈現出獨特的“雜種性”特征。理論初創階段未納入德、蘇文化，主要受研究時段限定。隨后加藤展開歷史溯源研究，通過《日本文學史序說》《日本：其心與形》等著作，在文學與美術領域多維度探索日本文化的雜種性源流。

在方法論層面，三點比較法較之兩兩對比更具闡釋效力。因此他選擇中國文化作為第三參照系——這一選擇深植于日本長期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歷史事實。

為何選擇中國，而非美國？

鷲巢力：在比較文化研究領域，若要將歐美與非歐美成熟文化體系進行對照，那么法國文化與中國文化分別構成兩大范型。相較而言，美國歷史積淀尚淺，不宜作為比較對象。而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影響深遠，且二者之間仍存在顯著差異——正基于此，加藤構建了以法國、中國、日本為支點的“文化三角”坐標系，試圖立體解析日本文化特質。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個人認為中國文化在某些方面反而比日本文化更接近歐美文化。以建筑美學為例：中國寺廟普遍采用左右對稱的伽藍布局，與歐洲大教堂的空間邏輯相通；而日本法隆寺則呈現非對稱結構，形成鮮明對比。語言結構同樣揭示深層差異：歐美語言與漢語共享主謂賓句式框架，日語卻采用獨特的主賓謂語序。

許多日本人對中國文化的誤讀，正源于“文化相似性”的預設迷思。2023年秋我重訪中國時，在中美博弈背景下深切感受到二者的文化雖存異質，但某些底層邏輯的共通性可能使相互理解進程快于中日。究其根源，中日兩千年交流史塑造了“似而不同”的復雜關系——若無中國文化滋養，日本文化必非今日形態，但文化基因的深刻差異使理解之路更為漫長。因此加藤的理論設計具有方法論意義：唯有通過法國文化的西歐鏡鑒、中國文化的東亞參照，日本文化的雜種性特質才能在文明對話中獲得真確呈現。

加藤周一曾在1956年《雜種文化》甫一出版時提到，明治維新之前在中國文化壓倒性影響下的日本文化并不具備雜種性，而明治以降受到西歐文化影響的日本文化才是“雜種文化”。您如何看待加藤早期的這一觀點？

鷲巢力：在文化演進層面，日本自古便深受中國影響，佛教與儒家思想的傳入尤為關鍵。16世紀基督教東漸，及至近代與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傳播，形成新一輪文化交融。這些外來文化均以“雜種化”模式被消化吸收——即在接納過程中完成本土轉化。但將“雜種文化”作為政治議題進行系統討論，則是戰后特有的思想現象。

若追溯更早的歷史階段，可以從日本文字的演變來觀察雜種文化的特性。長期使用漢字的過程中，日本衍生出片假名與平假名兩套音節文字，近代更吸納拉丁字母。假名系統本質是漢字的解構重組：如“安”演化為平假名“あ”，“阿”蛻變為片假名“ア”。《萬葉集》完全使用漢字表記和歌，其獨特處在于剝離漢字的表意功能——例如“安”字僅借其音讀而棄其本義。這種將表意文字轉化為純粹表音符號的創造過程，正是文化雜種性的經典呈現。

然而，加藤早期似乎并未將此視為“雜種文化”。您如何看待這一點？

鷲巢力：我認為這正是雜種文化的典型體現，因為片假名和平假名本質上是從漢字中衍生出來的。即便在當代日本，類似的語言現象仍然存在。例如，英語的“convenience store”在日本被簡化為“コンビニ”，而在中國則被翻譯為“便利店”，取其意而非音。

您如何思考文化論在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語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大眾時代”，文化論是否仍是必要的思想載體？若文化論需承擔塑造社會意識的功能，當代知識人應如何構建具有實踐性的文化論述？

鷲巢力：對于所有非西歐國家而言，如何在本國傳統文化與西歐“現代文化”之間尋求平衡，始終是無法回避的課題。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但中日兩國都必須面對，并在相互借鑒的過程中探索解決之道。在此過程中，知識人（或知識階層）的作用至關重要。

二十世紀下半葉，人類社會進入“大眾時代”，這是戰后世界普遍面臨的挑戰。因此，必須在這一歷史背景下思考文化論的意義。如何塑造自由、民主與和平的社會，是需要不斷探討的核心問題。正如人的身體和精神需要鍛煉才能強健，思想亦是如此——如果不加以培養，就會趨于薄弱。因此，知識人有責任不斷向公眾提出問題，并促使社會進行思考。

知識人不僅要洞察時代背景與政府動向，更需具備前瞻未來的能力。盡管近年來有觀點認為“知識人的時代已經終結”，但我對此并不認同。我認為，知識人依然承擔著重要的社會責任，其使命正是為當代問題提供建設性的方案。

在思考“雜種文化論”時，我們是否需要將其與一般意義上的文化論進行區分？

鷲巢力：“雜種文化”不僅涵蓋文化現象，也涉及政治文化領域。加藤周一的“雜種文化論”正是在戰后語境下提出的，其思考范圍包括民主化及民主制度的構建。要理解加藤的理論，必須考察日本歷史上“雜種文化”的延續性。例如，《萬葉集》中的詩歌均以漢字書寫，這本身便可視為雜種文化的體現。此外，平假名與片假名的形成亦是值得關注的現象。擁有自身的文字體系是一項重大的文化創造，對任何國家而言都至關重要。文字不僅承載思維方式，也使得思想的表達與傳播成為可能。

西歐國家的歷史亦提供了類似的案例。例如，中世紀時《圣經》主要以拉丁文書寫，而宗教改革推動了其被翻譯成各國語言，極大促進了基督教思想的傳播。這說明文字不僅影響文化發展，也深化了社會的思想層次，提高了大眾的理解能力。

“九條會”成員之一的大江健三郎曾評價加藤“創造了新的文化”，這也蘊含著戰后日本對新文化建構的追求。由此可見，“雜種文化論”不僅關涉文化，也具有政治維度——它關涉如何在日本社會中確立民主主義。民主制度源自西方，而如何在日本社會中將其有效落實，成為戰后日本面臨的重要課題。這也是“戰后民主主義”問題的關鍵所在。

1964年，中根千枝提出“縱向社會”理論，并在日本引發廣泛關注，成為暢銷著作。而1974再版的《雜種文化》同樣作為講談社發行的文化論系列之一，其銷量遠不及以前者為代表的強調日本文化特殊性的文化論著作，對此能否談談您的看法？

鷲巢力：這可以從中根千枝“縱向社會”論的成功原因談起。“雜種文化論”與“縱向社會”理論的社會接受度存在明顯差異，這種差異很大程度上源于理論表述方式的不同。《縱向社會的人際關系》之所以暢銷，關鍵在于其直觀地揭示了日本社會的人際關系特征。

由于每個人都親身體驗過家庭關系、親屬關系和企業組織生活，讀者很容易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日本社會“縱向結構”的切實存在。相比之下，加藤的日本文化論需要讀者具備相當的文學藝術修養才能深入理解，而其所分析的作品也并非大眾所熟知。更重要的是，加藤的“雜種文化論”更具抽象性，而中根千枝的理論則聚焦于具體的社會結構分析，這種差異直接影響了兩種理論的傳播效果。

中根千枝的《縱向社會的人際關系》（講談社，1967年）與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化論雖然在研究方法和對象上存在差異，但二者的結論并不矛盾。加藤通過分析日本文學藝術作品，揭示了日本人思維中的“集體主義”和“此時此地主義”特征；而中根千枝則從社會人類學視角，通過比較日本與中國、印度、英美等國的社會結構，得出了“日本是縱向社會、單一社會”的結論。實際上，“此時此地主義”與“縱向社會”“單一社會”這兩個觀點是相互補充而非對立的。

展望日本社會未來發展，我認為如何突破“縱向社會”結構仍是一個關鍵課題。雖然這種社會結構已出現松動跡象，但在企業組織等領域仍表現顯著。值得注意的是，中根千枝在提出這一概念時并非全盤否定，她也明確指出了這種社會結構的積極作用。

與《雜種文化》于1956年首次出版時的歷史語境不同，1974年再版之時日本社會乃至國際上的政治、文化氛圍都發生了很大變化，您如何思考這一評論集再版時在日本思想界、文化界所處的位置？另外，在進入21世紀后，加藤仍然持續探討關于日本文化雜種性的問題，您對此如何理解？

鷲巢力：在日本出版界，書籍的文庫化過程通常需要編輯深度參與并與作者充分協商。因此《雜種文化》的再版并非加藤周一單方面決定，而是在充分認可編輯建議后實施的舉措。

戰后圍繞日本文化的討論主要分為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日本文化已經衰敗，另一種則主張日本文化具有獨特優勢。這種討論并非僅限于戰后，而是貫穿整個近代日本。例如，戰后時期，作家志賀直哉曾提議將法語作為國語，本質上是對日本文化的反思與批判。加藤本人也曾對日語的局限性提出質疑，這反映了當時日本文化批判思潮的高漲。但1949年湯川秀樹獲諾貝爾獎、同年古橋廣之進打破游泳世界紀錄、1952年橋爪四郎奧運摘銀等事件，讓日本人重拾文化自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加藤提出“雜種文化論”并非基于這種特定語境，而是源于更宏大的文化視野。

隨著經濟高速增長催生民族主義思潮，“亞洲解放戰爭論”等歷史修正主義觀點開始流行。五十年代日本聚焦“反思戰爭、確立民主”，到七十年代則轉向民族主義高漲。在此語境下，加藤決定再版《雜種文化》。

五十年代的“雜種文化論”在七十年代重新被提出，表明其論述在后一時期的日本社會依然具備有效性和現實意義。進言之，這一理論至今仍具有參考價值，在中國社會亦可能具有同等重要意義：日本與中國都在歐美列強沖擊下開啟近代化，但選擇了不同的路徑（日本急速西化，中國通過洋務運動漸進調適）。“雜種文化論”所關注的核心議題——如何協調本土傳統文化與西歐近代文化之間的關系——仍是非西歐國家普遍面臨的挑戰。

2024年，《雜種文化》的中譯本在中國出版。您如何看待“雜交種”一詞的譯法？加藤先生在選用“雜種”一詞時是否有其特殊的用意？

鷲巢力：該書的譯者翁家慧曾向我咨詢翻譯書目的建議，我推薦了《雜種文化》。關于“雜種”一詞的翻譯，我想請教一個問題：在中文語境中，“雜種”是否主要用于形容犬貓等動物？它是否帶有某種“品質下降”的負面含義？在日語中，“雜種”通常帶有“質量低劣”的意味，而“雜種文化”這一表述可能讓人聯想到文化的退化。然而，加藤選擇這個詞正是出于一種挑釁性的修辭策略。實際上，他完全可以使用“混合文化”或“融合文化”來表達相似的概念，但他有意采用“雜種”這一帶有貶義的詞匯，以引發更深刻的思考。這種表達方式在他的寫作中并不罕見，例如他使用“作壁上觀”來形容某種冷眼旁觀的態度，也帶有負面意味。譯者或許正是出于避免“雜種”可能帶來的誤解，而選擇了不同的表達方式。

三、從“明治百年”到“昭和百年”：《語言與坦克》中的歷史詰問與戰后民主的存續之思

加藤周一開始執筆創作《羊之歌》的1966年，正值日本經濟高速增長，同時也面臨即將到來的1968年“明治百年”慶典和1970年大阪世博會，而越南戰爭也在這一時期趨于激烈。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下，他于1969年出版了《語言與坦克》，深入探討了語言與戰爭的關系。您認為這些歷史因素對他的寫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他的作品又是如何反映這些影響的？

鷲巢力：戰后，日本致力于構建民主國家，但這一理想在現實中不斷面臨挑戰。加藤始終關注如何維護戰后民主主義，以防其逐步瓦解。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運動，對日本知識界的民主討論產生了重要影響。他認為，捷克民主化的成敗與日本民主制度的鞏固息息相關，而該運動的最終失敗促使他更加深入地思考日本民主制度的存續之道。

自日本國憲法制定以來，保守勢力便一直試圖推動修憲。1955年自民黨成立時，就將自主修改憲法納入黨的基本綱領，并專門設立憲法調查會。隨著日本經濟實力增強，這一動向也逐步強化。歷史經驗表明，經濟崛起常伴隨著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日本也不例外。面對“被強加的憲法”等論調，加藤堅決主張必須捍衛憲法第九條。

1968至1969年是全球的重要歷史轉折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普遍爆發學生運動，這些運動源于青年一代敏銳的社會洞察力和較少的社會束縛，本質上是對日益強化的管理社會化趨勢的抵抗。與此同時，發達國家的優勢地位逐漸削弱，發展中國家開始崛起。加藤對這一時期的歷史轉型有著深刻認識。

在分析國際局勢時，加藤特別注意各國反應的差異性。他指出東歐國家并非鐵板一塊：1956年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引發波蘭和匈牙利的動蕩，而捷克的民主化運動則遲至1968年才爆發。在越南戰爭中，北越既要對抗美國，又不得不依賴蘇聯和中國的援助，這種依賴性限制了其外交自主權。同樣，古巴卡斯特羅政權也面臨類似困境。加藤通過研究這些案例，將其與日本戰后民主問題聯系起來。

這些國際觀察深刻影響了加藤在《語言與坦克》中的論述。20世紀60年代后期正值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后半階段。日本能夠成為經濟大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其極低的軍費開支，這使得國家資源能夠集中用于經濟發展。同時，當時的低油價也為經濟增長提供了有利條件。然而歷史充滿悖論：正是因為沒有軍事負擔，日本才能實現經濟騰飛；而成為經濟強國后，重整軍備的討論反而甚囂塵上，這一發展軌跡頗具戲劇性。

關于1968年，慶應義塾大學的小熊英二教授曾在其著作中將它視為近代向現代轉折的關鍵節點。這讓我想到了加藤在《日本文學史序說》中使用的“轉換期”這一概念，您是如何理解這一時空界定方式的？2026年將迎來“昭和百年”，關于這一歷史節點的社會輿論也引人關注，能否談談您的看法？

鷲巢力：在《日本文學史序說》中，加藤交替使用“??時代”與“轉換期”的概念來劃分日本歷史階段。他將第一次轉折期定位于9至10世紀，第二次在13世紀鐮倉時代初期，第三次是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中葉的江戶幕府建立時期，第四次則以19世紀的明治維新為標志。盡管加藤本人沒有明確表述，但我認為，他會將20世紀后半葉視為“第五次轉換期”。

在六十年代中后期，日本學界更關注明治維新百年紀念，而非戰后20年。從國家發展軌跡來看，近代日本始終圍繞著“富國強兵”這一核心主題：1868年至1945年以“強兵”為主導，戰敗至1968年則轉向“富國”為重點。因此，在討論明治百年時，必須將戰后二十年的發展納入整體考量。

今年是戰后80周年，而明年（2026年）將是昭和時代開啟后的第100個年頭。如何評述這80年的歷程，成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可以預見，關于戰后80年的討論必將廣泛展開。不過隨著時間推移，人們對“戰后80年”這一時間節點的歷史意識可能會逐漸淡化。即便如此，我們仍然需要重新審視和深入探討對戰后歷史的理解與認識。

1968年是明治維新百年，當時日本社會對明治時代進行了重新評價。其中一種觀點認為，明治時期的日本文化尚未受到歐美文化的充分影響，因為難以與平安時期日本對中國文化的吸收相提并論。對此，您如何理解？此外，您如何思考“明治百年”與“戰后二十年”這兩種說法背后隱含著的文化斷裂抑或連續的問題？

鷲巢力：從不同的角度來看，戰前與戰后既可以說是斷裂的，也可以說是連續的。1945年之后，日本首次確立了男女平等原則，女性獲得選舉權，同時進行了財閥解體和農地改革。從這些制度變革來看，戰前與戰后確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然而，正如加藤所強調的，日本社會的思維模式并未發生根本轉變，特別是對普遍性問題的深層思考能力仍然欠缺。從這個意義上說，戰前與戰后又存在著本質的連續性。當然，政治制度的變革是顯而易見的，政治自由度也發生了實質性變化，這些差異確實構成了兩個時代的分野。

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需要具體分析社會各領域的變化程度：哪些方面發生了實質性轉變，哪些方面仍維持原貌。基于這樣的分析，我們才能明確哪些積極變革需要堅守（如《日本國憲法》確立的民主原則），哪些陳規陋習需要改革（如對權力的盲目服從）。這種社會轉型絕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個需要持之以恒的長期過程。

2025年重讀加藤周一的意義何在？尤其是在當代日本社會及中日關系的背景下，您認為加藤周一的思想應如何被重新評價？他的思想觀念對當下日本、中國甚至其他國家的現實問題能提供哪些啟示？能否結合具體案例談談您的看法？

鷲巢力：加藤的思想觀念基本在于擺脫權力、獲得自由和重視個體的獨立性。然而，就現狀而言，日本人對這兩個方面思考得并不多。加藤周一曾提煉出“此時此地主義”這一概念，用以描述日本人思維的基本特征。倘若缺乏從“天狼星的高度”俯瞰社會的視角，個人便難以真正獲得獨立，也無法擺脫權力的桎梏。

如前所述，加藤一生關注的核心問題是：“日本人的思維方式究竟如何？” 他深知并非所有人都渴望自由，總有人愿意服從權力、接受現狀。然而，倘若有人希望從權力中解放出來，并確保個人的獨立性，那么我認為，重新思考加藤先生所探究的這一主題，便具有重要意義。

知識人擁有表達的能力，而知識階層雖然未必具備同樣的影響力，但他們在學校、職場或社區中往往具有成為領導者的潛力。正如丸山真男所言，這些人構成了社會的“中間階層”。如果要推動民主與自由的價值觀，就需要在學校、社區和職場中建立思想上的共同體。這是一種思想運動，而出版亦是其中重要的一環。我認為，唯有持續向社會傳播自己所堅信的價值觀，才能逐步推動社會變革。

近年來，加藤周一和丸山真男的思想在中國逐漸受到關注，但影響范圍仍較為有限。如何才能讓加藤的思想觀念在中國獲得更廣泛的讀者？

鷲巢力：“知曉”是理解的第一步。要想讓更多人理解加藤周一和丸山真男的思想，首先必須大規模出版他們的著作。如果沒有閱讀的機會，理解的深度和廣度都無從談起。最初可能僅有少數知識人關注，但隨著時間推移，這些思想會逐步影響更廣泛的知識階層，最終走向大眾。

此外，還可以通過學術研討會、專題研討、論文發表、新聞報道等多種方式，探討加藤和丸山在日本社會中的作用，并思考其在當代中國的意義。在這一過程中，觀點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但通過爭論才能促成新的思考，吸引更多人的關注。這種推動公共討論的過程，本身也是一種社會啟蒙運動。

對于任何國家而言，深入理解外來文化并非易事。這一過程需要長期的積累與持續的努力，而非一蹴而就。只有通過不斷的閱讀、探討和交流，才能真正掌握其思想的復雜性，并超越單一標簽式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