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這高溫真夠猛的，還沒入伏呢，就已經熱得不行了。全國有 150 個氣象觀測站，測出的最高溫都打破了當地同期紀錄。7 月 15 號那天，河南鄭州更是熱到 44.2℃，有居民家的玻璃都被 “熱炸” 了，養殖戶的鵝在水塘里都能被熱死。不過要說熱，這溫度跟古代比還差了點。

就說乾隆八年（1743 年），那被稱作史上 “最熱” 夏天，北京的最高溫達到了 44.4℃，光是這場酷熱就奪走了 11400 人的性命。后來科學研究發現，乾隆年間正處在 “小冰河期” 的回暖階段，高溫天氣也就變得頻繁起來。

1972 年，中國近代地理學和氣象學的奠基人竺可楨，發表了《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他把中國近 5000 年的氣溫變化分成了史學、物候、方志和儀器觀測四個時期，還以古代王朝為線索，畫了一張氣候曲線圖，也就是 “竺可楨曲線”。

從這曲線能看出來，夏商、春秋戰國、隋唐、宋元交替、清中期都是溫暖期，而西周、魏晉、兩宋交替、明末清初和清末就比較寒冷。別看曲線坐標軸上的數據區間不大，可每一次驟升驟降，都意味著氣候和溫度發生了劇烈變化，給當時的社會帶來了不小的影響。

“7 月 14 日到 25 日，北京近郊和城里已經有 11400 人死于炎熱。”“北京的老人都說，從沒見過這么熱的天。” 這是乾隆八年，法國傳教士宋君榮寄給巴黎科學院的信里，描述的北京酷熱景象。

中國氣象局的古氣候專家張德二，根據宋君榮測量的數據推算，1743 年 7 月 20 日到 25 日，北京的最高溫連續超過 40℃，其中 7 月 25 日更是飆升到 44.4℃。

那會兒的老百姓，哪有能力應對這樣的熱災啊。京城之外，極端高溫也席卷了北方不少城市，給當地的人和環境造成了極大危害。

《天津縣志》里記載：五月天氣熱得難受，土石都像被烤焦了，桅桿頂上的金屬都快融化了，好多人熱死了。

山東《青城縣志》寫著：屋里的家具都發燙，風吹過樹木，朝西南方向的大多枯死了。六月間，從天津往南到武定府，好多人逃難，路上不少人熱死了。河北《高邑縣志》也有記載：五月廿八到六月初六，熱得讓人受不了，就算是墻壁背陰的地方也像火烤一樣，中午的時候鉛錫都能融化，好多人渴死了。這么看，乾隆八年熱災的死亡人數肯定不止 11400 人。這事兒也讓宮里的乾隆皇帝心煩意亂，還專門寫了首詩《熱》記錄下來：冰盤與雪簟，瀲滟翻寒光。輾轉苦煩熱，心在黔黎旁。眼看著災情越來越重，乾隆皇帝下了口諭：“今年天氣比往年熱得多，京城九門內外街上人多，恐怕中暑的人不少…… 準備好冰水和藥物，防止有人中暑。”

這里說的 “九門施冰”，冰主要來自北京城的官窖、府窖和民窖。官窖和府窖是朝廷的，給皇親國戚和京城衙門用，數量不少。民窖是老百姓自己管的，數量不多。為了應對酷暑，九門的官兵奉命把官窖、府窖開放給老百姓用，還在街道上設了救濟點，安排了執勤兵。

可這些措施也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只能稍微緩解一下。直到 7 月 26 日京城下了雨，最高溫降到 31.9℃，災情才結束，但高溫帶來的旱情影響還持續了很久。

從竺可楨曲線來看，乾隆年間正處在 “小冰河期” 的回暖期。對農業社會來說，這有個明顯的好處，就是糧食增產，康乾盛世的出現跟這也有關系。

但要是氣候變化超出了當時社會生產力能承受的范圍，就會釀成大災難。就像乾隆八年的熱災，還有小冰河期低谷時的明末。

根據竺可楨曲線，明朝中后期正處在小冰河期的降溫階段，年平均氣溫比現在低 2℃。別小看這 2℃，現在幾乎不會下雪封凍的淮南、兩廣地區，在明朝都能冰封千里。

清朝張廷玉主持編的《明史》里，“五行一” 第一章就叫 “恒寒”，里面記載：山東、河南、浙江、直隸、淮、徐這些地方下了好幾尺深的大雪，淮東的海邊結冰四十多里，凍死的人畜不計其數。《廣東通志》也有記載：明正德元年（1506 年）冬天，廣東瓊州府（海南）萬州下了雪；正德四年（1509 年）冬天，廣州潮州下的雪有一尺多厚。

嚴寒讓中國絕大多數水道凍了好幾個月。《江寧縣志》記載，天啟六年（1626 年）官府派人去鑿京杭大運河南京段的冰，解救被困在河心的商船，可一天只能鑿三四尺。

明朝中后期，京杭大運河、長江水道冬天會結冰，封凍期最長能到 110 天，嚴重影響了漕運貿易。更嚴重的是，寒冷導致糧食減產，還引發了旱災、饑荒、鼠疫。

為了解決農業問題，明朝萬歷年間開始引入并推廣玉米、馬鈴薯、甘薯這些抗寒、高產的農作物，稍微緩解了糧食危機。但因為氣溫一個勁兒降，又沒有什么突破性的技術，農業還是擺脫不了對氣候的依賴。

崇禎元年（1628 年），明朝官員馬懋才被派回陜西老家調查災情，他寫的《備陳大饑疏》里，把當時的慘狀說得很清楚：有人把兒子扔了，把妻子賣了；有人挖草根喂馬，采白石充饑，這還不算最慘的。老百姓爭著采山里的蓬草吃，那東西又苦又澀，吃了只能勉強活命。

賣兒賣女、交換孩子吃；上山當強盜、起來造反…… 大規模的災情造成了無數慘劇。好多底層百姓因為沒法靠農業活下去，四處流浪甚至死去，導致明末人口減少，社會越來越動蕩。

法國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說過：“多少世紀以來，人類一直受氣候、植物、動物種類、農作物以及整個慢慢形成的生態平衡的束縛。”

地球的規律決定著氣溫的升降。在生產力落后的古代，人們面對極端氣候災害幾乎沒辦法，只能看著悲劇發生，大多數救災措施也只是杯水車薪。

現在我們生活在地球的溫暖上升期，高溫天氣越來越多。但好在工業技術發展了，有了空調、風機、恒溫恒濕大棚這些高效的防暑防災設備，大大降低了自然變化對生產生活的影響。

雖然人類發展一直受環境制約，但文明的進步讓我們有了更多應對辦法，不再只是大自然的 “被動接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