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你真打算單槍匹馬去南京？”——1936年五月的一天夜里，白崇禧拍著早已花白的老師李任仁的肩膀，小城桂林的油燈閃動，映出兩張同樣倔強的臉。李任仁抿了一口涼茶，只丟下一句：“不去，誰來逼蔣委員長答應抗日？”這一幕，后來在軍政兩界傳為佳話，也讓蔣介石對這位個子不高卻脾氣極硬的廣西人心生忌憚。

李任仁1887年生于桂林臨桂，祖上是行醫世家。家里藥鋪的木柜、藥臼聲伴著他度過童年。窮歸窮，腦子好使，十三歲背《左傳》能一字不錯。因為交不起學費，他早早輟學幫父親抓藥，白天稱藥、晚上捧書，硬是憑自學考進桂林師范。那種“白天干活、夜里啃書”的勁頭，廣西老鄉到今天還拿來教育后輩。

師范畢業后，他在鄉間辦起小學，課桌是自己劈木板釘的。第一批學生里就有瘦瘦的白崇禧。小白家境寒酸，連鉛筆都削到握不住。李任仁索性把學雜費全免，還從藥鋪掙的微薄收入里扣出幾塊大洋給學生買書，一度被父親埋怨“賠本買賣”。正是那堂關于拿破侖的課，點燃了白崇禧的軍旅夢。多年后，白崇禧稱自己“半個父親”就是李任仁，這并非客套。

辛亥槍聲一響，南疆山城也跟著震動。李任仁抱著《三民主義》，在桂林城頭大聲宣傳“民族自救”。1927年清黨風暴席卷，朋友半夜傳信：“名單里有你，快走！”他只帶兩套衣服，從湘桂線一路漂泊到廣州，再輾轉回桂林。蔣介石得知他仍活躍廣西，既氣又忌，暗示桂系“最好把老李看緊點”，卻沒人敢真動手——誰都清楚李任仁在師生、鄉紳、商號里的號召力。

蔣桂戰爭后，桂系想搞內政獨立，先抓教育。李宗仁與白崇禧合計半夜敲門，請李任仁出山任廣西省教育長。老李提三條：學制改四年制師專、請進新派學者、允許學生議政。三條一出，廣西校園像換了土壤。有人跑去南京告狀：“廣西要赤化！”蔣介石氣得拍桌子，卻找不出直接證據。李任仁身體也在連番折騰后出現痼疾，他索性辭職，把教育廳讓給后輩，但桂林街頭的讀書風氣已再難扭回舊模樣。

1936年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很多廣西代表擔心被扣留不肯北上。李任仁站出來說：“我先去，蔣委員長若不放人，算我一個。”會上，他當面遞交五項抗日主張，字字戳心。蔣介石面沉如水，卻只得敷衍“留中參考”。從那天起，“桂林老李”在南京成為敏感名字，但連同行的中央系官員都私下佩服：“他說的是實話。”

烽火一旦燒到家門口，他更閑不住。周恩來赴桂林聯絡文化界時，李任仁主動把家里的大客廳讓出來當“文化供應社”。社里暗暗聚著不少地下黨員，刊物文章犀利，桂系右派幾次想封，他出面頂回去：“查我家先祖的牌位，看有沒有‘赤’字再說。”桂林淪陷前夕，他護送編輯們分批突圍，八成都安全抵達后方。周恩來后來評價：“文化供應社能活下來，掩護功勞在李任仁。”

1949年廣西解放，廣西省人民政府組建，中央推薦他任副主席。有人勸他“年紀大了歇歇”，他甩手一句：“荒年新官上任，就是要有人肯跑。”他跑得真勤。一次下鄉看到稀疏的秧苗，他蹲在田埂邊問老農：“為啥不想多種？”老農憋了半天說：“高級社分不公。”李任仁回城立刻寫報告，要求“先穩初級社，再談高級社”，把廣西合作化節奏硬生生放慢兩個月，避免了大面積撂荒。干部會議上有人抱怨他“保守”，他拍桌：“農民餓了，文件也白紙一張！”

進入六十年代，他仍按習慣自己翻閱文件，從不讓秘書代簽。眼睛花了，他用放大鏡，一下午能看厚厚一疊材料，晚上還能口述要點，同行干部直呼“活字典”。可天有不測。1968年8月8日，桂北暴雨成災，他照例深入低洼地查看堤壩，突遇山洪。隨行人員拉也拉不住，洪水卷走了這位老人的身影，終年81歲。當天夜里，許多桂林老百姓自發點著油燈守在岸邊，希望奇跡出現，終究沒等到。

如今提起李任仁，廣西老人常說：“那是個敢當面嗆蔣介石，又肯幫老百姓出頭的怪脾氣。”怪脾氣里有倔強，也有擔當：辦學救國、勸和促統、陪著農民蹚稀泥，再到洪水里獻出生命。權位對他像浮云，學生、書本、鄉土才是根。或許正因如此，蔣介石不敢怠慢他，新中國格外倚重他，而八桂大地也把他的故事當作家常話題，代代傳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