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巴特是20世紀全世界最為活躍的田野工作者之一，也是族群研究繞不過的人類學家，他的經典著作《族群與邊界》不僅開創族群研究新紀元，同時也是最讓人類學學生“頭禿”的專業著作。和他極度克制、冷靜、簡潔的文字不同，活躍在田野和課堂的巴特是一位風趣、幽默、真誠且熱情的學者。

該書以時間為線索串聯起巴特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幾次田野調查經歷和學術事件，同時對巴特與同時代人類學家之間的互動著墨不少，以實際事例描繪了一個始終堅守學術道德規范、勇于創新、深耕田野、筆耕不輟的學者形象，以及一代學科“創業者”的學者群像。

《游牧的人類學家：巴特的人類學旅途》，[挪威]埃里克森 著，馬建福 譯，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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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理論家

20世紀60年代中期是巴特職業生涯中最繁忙的時期。他在國內外寫作和演講。在倫敦和美國人類學協會的講座是最重要的，但他也去了其他地方，并且讓卑爾根的交流活動繼續下去。1964年，他為弗斯和經濟學家巴茲爾·亞梅編輯的一本書撰寫了一章關于巴賽里人經濟的內容，同年，他撰寫了一篇關于巴塞恩人和俾路支人領地邊界的民族過程的文章，發表在喬治·莫根斯蒂納紀念文集里。他還為區域民族志的丹麥讀者寫了另外兩篇關于巴賽里人的文章和一篇關于中東的長篇文章。盡管在蘇丹待了一年，但這期間他不再從事田野工作。與此同時，這些忙碌的歲月似乎只帶來了成功。這無疑增強了他的信心，但他也發現了一些其他忙碌的人可能會認同的道理，即做很多事情的人總是會找到做更多事情所需的能量——只要他們能在正在做的事情上取得成功。后來，這種現象通過心流心理學得到描述。巴特本人這樣描述20世紀60年代中期：

那是一個非常豐富多彩、鼓舞人心和富有挑戰的時期，發生的許多事情也許可以說讓我有點虛榮和自負，因為事情進展得非常快，每次都有成功的可能，我似乎每次都會成功——無論是在研究地、在皇家學會、在美國人類學協會、在社會科學學院的部門和委員會。似乎沒有什么能夠限制一個人的成就。

對巴特來說，他的野心隨著成功越來越大。關于他專注和高效的故事達到了神話般的程度，但事實是，他認為自己基本上是一個相當悠閑、幾乎懶惰的人。他必須給自己設定最后期限和目標，并強迫自己去實現它們，這一方面似乎頗為有效。另一方面，如果巴特在20世紀60年代大量的寫作和演講展現了他巨大而持久的能量爆發，那么他在卑爾根的同事們的生產力就明顯下降了。卡托·瓦德爾是一個例外，他發表甚多，但卻野心不大，最終只發表了挪威語文章。社會學家歐文·漢森曾做漁業項目研究，從未提交一份完成的出版物。布隆沒有發表多少文章，但發表了幾篇文章，其中一篇是社會語言學的經典文章。后來，約翰·甘珀茲、哈蘭、西弗特斯、格倫豪格和亨里克森都將發表專著和文章，但無人像巴特那樣雄心勃勃。在卑爾根的公共休息室和走廊里，人們有時會說，尤其是回想起來，大家寫東西只是為了放在抽屜里，因為他們害怕弗雷德里克會對他們的業績說些什么。很難判斷這究竟是借口還是解釋，答案可能是兩者兼而有之。

雖然巴特沒能把他的同事變成多產的作家，但至少確保他們做了田野調查。在20世紀60年代，哈蘭去了蘇丹，西弗特斯去了墨西哥和秘魯，布隆去了挪威和巴哈馬的山谷，格倫豪格去了土耳其和阿富汗，瓦德爾去了紐芬蘭，亨里克森去了加拿大的納斯卡皮（因努），揚瓦爾·拉姆斯塔德去了美拉尼西亞，貢納爾·索博在蘇丹做了田野調查，齊格魯德·貝倫岑幾年后在卑爾根的一所幼兒園也做了同樣的工作，而努爾夫·古爾布倫森去了博茨瓦納，他們在方法和理論上都受過良好的訓練，甚至在五六年的時間里，巴特成功地在一所周邊的小型大學里建立了一個充滿活力的人類學社區，這被許多人所羨慕。

巴特只有30多歲，但他已經在人類學領域活躍了15年了，他已經確立了自己作為一個重要人物的地位。因此，1967年初，當他向溫納格倫基金會申請資金，組織一個有十幾個斯堪的納維亞同事參加的關于族群關系的研討會時，申請立即獲得批準。事實上，他還被鼓勵提出申請。這次研討會成果最終匯編成冊，成為至今仍是世界上被引用最多的人類學文獻之一，即《族群與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