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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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川行政區劃演變的歷史，深刻反映了歷代中央政府經略西南邊疆，促進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歷史過程。四川在歷史上屬《禹貢》九州中的梁州之域。秦滅巴、蜀以后，先后設立蜀郡、巴郡。唐代設立劍南東、西川道，到宋代設立益、梓、夔、利四路，才有了“四川”這一稱謂。從元代開始，元朝在四川設立四川行中書省，進一步加強中央對四川的治理。明、清以后，四川作為省一級行政區劃一直沿續了下來。

關鍵詞：四川；區劃地名；梁州；川峽四路

“四川”名稱的由來，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是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他所著《日知錄》卷三一《四川》說：“唐時劍南一道，止分東、西兩川而已。至宋則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謂之‘川峽四路’。后遂省文，名為‘四川’。”顧炎武認為，“四川”之名，與宋代設立益州、梓州、利州、夔州等“川峽四路”有關，故簡稱“四川”。清黃廷桂等修、張晉生等纂《四川通志》卷二，《大清一統志》卷二九一等地理總志也認為：北宋“咸平四年，分置益、梓、利、夔四路，總曰四川路。”以上觀點目前已得到學術界絕大部分學者的認可。不過，在歷史上，對“四川”得名還有另一種說法，認為它與四川有“四條水”有關，這其中以清代學者李元《蜀水經》卷七的說法最具代表性，他說：“川者，水也。四川者，四條水也。”后來出版的一些工具書或地理書如臧勵龢《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鄭勵儉編《四川新地志》、汪永澤編《四川省》等也贊同這種觀點，認為“四川”得名與境內有四條江有關。下面就“四川”名稱出現的歷史過程作一梳理，并就四川行政區劃設置特點略加概述說明。

一、天下“九州”：“華陽、黑水惟梁州”

我們知道，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科學價值很高的地理總志性質的著作《禹貢》，不僅是研究中國上古時期經濟、地理、社會性質的重要文獻，而且也在中國地理沿革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被視為中國地理學之祖。《禹貢》是一部托名大禹治水、制定貢法的著作，“禹制九州貢法”，將天下分為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等九州，記述了我國古代自然地理區劃、山岳、河流、湖泊、土壤、植被、物產、交通、貢賦、民族等自然與人文地理方面的內容。其中有“華陽、黑水惟梁州”，其范圍主要包括今天云、貴、川、渝大部分區域。當時劃分九州的依據主要是以山脈、河流、湖澤、海洋等“山川形便”作為天然分界線，屬于自然地理區劃；各自然地理區劃之間在氣候、土壤、植被、物產方面都有很大的差異性。它是《禹貢》制定各州田賦等級的重要依據。此后《逸周書·職方》《爾雅·釋地》《呂氏春秋·有始覽》都講到“九州”。讓人意外的是，以上諸書所講“九州”卻沒有“梁州”，而是出現了“幽州”，這與《禹貢》所記載的“九州”略有不同，說明在先秦時期，“九州”到底指哪九州還存在不同的說法。宋末元初馬端臨《文獻通考》早已看到這個問題：“昔堯時禹別九州，至舜分為十二州，周職方復分為九州而又與禹異。”但沒有對此作出解釋。從行政區劃來講，無論是《禹貢》劃分的“九州”，還是《逸周書·職方》等所劃分的“九州”，以及《尚書·舜典》記載的“肇十有二州”，在當時都沒有真正實現過，不屬于行政區劃地名。它是當時人們在大一統政治理想下所設計的服務國家統一的政區制度。雖然“九州制”或“十二州制”在此后也沒有真正實行過，但天下分為“九州”這種說法成為幾千年來中國人心中認可的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統一的、疆域遼闊的國家觀念，并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直到今天，“九州”已成為華夏兒女心目中盛世“中國”的代名詞。戰國時齊人鄒衍還提出過“大九州”的觀點。他說：“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見司馬遷所著《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赤縣神州”包括的范圍比《禹貢》“九州”更大，后來人們就稱中國為“神州”或“赤縣神州”。

二、從巴、蜀古國到巴、蜀二郡的設立

巴、蜀既是一個地域概念，又是一個文化概念，包含了地、人、族、國、文化等豐富的內涵。從地域范圍來看，今重慶市和四川省古稱巴蜀，在《禹貢》為梁州之域。巴、蜀在先秦時期還是西南地區重要方國。漢揚雄《蜀王本紀》、東晉常璩《華陽國志》等史書記載古蜀國先后經歷了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五個時代，都各自存在了數百年。巴國為周王室所封子國，為爭奪鹽泉資源，長期與楚國發生戰爭。公元前316年，秦滅蜀、巴二國，將郡縣制推行到西南新占領的地區，先后設立蜀郡和巴郡，這是四川境內真正出現行政區劃的開始。當時的蜀郡治所在成都，而巴郡治所并不是一開始就定在江州（今重慶市渝中區），而是在閬中，直到秦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巴郡治所才由閬中遷至江州。自此以后，巴和蜀不僅是一個行政區劃概念，而且也是地域和文化概念，直到今天，仍然成為川東、川西的地域、人群和文化代稱。

三、益州：天下謂之“天府”

西漢武帝繼位后，實行了一系列對內鞏固政權、對外經略邊疆的措施。他參照《禹貢》《周禮》所設計的九州區劃制度，在全國實行十三州制，今四川之地設立益州刺史部，東漢、三國時仍稱益州，故四川在歷史上又稱“益州”。不過，當時益州管轄范圍非常大，包括了今四川、重慶、云南、貴州以及陜西漢中大部分地區，治所在今四川省成都市。西晉時，為了更好地加強對西南地區的統治，朝廷將蜀漢時設置的益州分為梁、益二州，其中梁州地域范圍大致包括今陜西南部、四川東北部以及甘肅東南部的部分地區，這一區域是以漢中盆地為中心，連接秦嶺、大巴山南北，溝通關中與巴蜀的交通要道，對維護西晉王朝西南邊境安全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而益州涵蓋范圍主要包括今四川大部、重慶全境以及云南、貴州部分地區。益州作為西南地區的中心，因其物產富饒、商業繁榮、地理條件優越而享有“天府之國”的美譽，對鞏固中央對地方的統治、加強西南邊疆地區開發治理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我們時常提起的“天府之國”，最早是指關中地區。在《戰國策·秦策一》中，蘇秦欲說服秦惠王采納“合縱”戰略，稱雄天下，“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史記》卷五十五《留侯世家》也說：“夫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晉書》卷一一六《姚萇載記》：“三秦，天府之國。”隨著戰國以來“棧道千里，通于蜀漢”，秦朝不斷加強關中與漢中、巴蜀地區的經濟文化聯系，通過蜀道向蜀地大規模移民，在蜀地推行《為田律》等，有力地促進了巴蜀地區經濟發展和城市繁榮。到東漢末年，當時的益州已經有了“天府之國”的美譽。陳壽《三國志》記載諸葛亮《隆中對》：“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三國志》卷三十七《蜀書·法正傳》：“資益州之殷富，馮天府之險阻。”《晉書》卷八十三《袁喬傳》記載：“蜀土富實，號稱‘天府’。”《華陽國志》卷三《蜀志》：“其地東接于巴，南接于越，北與秦分，西奄峨嶓。地稱‘天府’”，“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時至今日，“天府之國”已成為四川（當時稱為益州）的專屬名稱了。

四、唐置劍南、山南道與“二川”“三川”名稱的由來

西晉以前，益州管轄范圍太大，西晉時分設益、梁二州，東晉仍舊，這為唐代行政區劃設置奠定了重要基礎。唐太宗貞觀元年（公元627年），“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等十道，其中劍南道由原益州所改，管轄益、嘉、眉、邛、簡、資、巂、雅、南會、翼、維、松、姚、恭、戎、梓、遂、綿、劍、合、龍、普、渝、陵、榮、瀘等州；山南道由原梁州所改，管轄荊、峽、歸、夔、澧、朗、忠、涪、萬、襄、唐、隨、鄧、均、房、郢、復、金、梁、洋、利、鳳、興、成、扶、文、壁、巴、蓬、通、開、隆、果、渠等州。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朝廷將山南道分為山南西道和山南東道兩部分。唐肅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改蜀郡為成都府，設府尹。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朝廷將劍南道分為東、西兩川，置劍南東川道和劍南西川道節度使，治所分別在梓州（今四川省三臺縣）和成都，于是四川就有了“兩川”之稱。如唐代宗時崔旰之亂，朝廷派杜鴻漸為山南西道、劍南東西兩川副元帥和劍南西川節度使，此后又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兼劍南東川節度使，“以平蜀亂”。

漢唐時期，中國政治中心長期在關中地區，西南地區成為漢、唐王朝優先發展的方向，蜀道成為連接西北與西南，關中與漢中、巴蜀的交通要道，并帶動了其沿線經濟文化的發展。尤其是到了唐代，金牛道沿線已發展成為全國著名的城市經濟帶，四川更成為唐朝重要的戰略腹地和支撐唐朝國運的物資供給地。

尤其是安史之亂時，關中米貴，衣冠士庶都從關中南下入川求食，山南、劍南道路相望，“升合斗儲，皆求于蜀人”。安史之亂以后，由于江淮漕運不時受阻，劍南東、西川和山南西道更成為唐朝重要的物資供應地。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五下著錄唐代詩人杜甫所撰寫的一篇政論文章《東西兩川說》，其中有“兩川縣令、刺史有權攝者，須盡罷免，茍得賢良，不在正授，權在進退聞上而已”。杜甫寓居成都時，劍南東西兩川已經合并，杜甫所說的“兩川”實際上指的就是劍南東川和劍南西川兩道。此后，唐代宗又將劍南東川、劍南西川和山南西道等原三道統一設三道節度使，又稱三川節度使，或簡稱“劍南三川”，從此四川又有了“三川”之稱。宋司馬光《資治通鑒》記載：“先時，劉辟以劍南支度副使將韋皋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辟致微誠于公，若與某三川，當以死相助。’”胡三省注：“劍南東川、西川及山南西道為‘三川’。”《新唐書》卷二○一《杜甫傳》載：“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可知四川在唐代已經有“三川”的說法。在此之前，“三川”特指“河、洛、伊”，秦兼天下，置三川守，曾任命李由擔任三川守之職。

此外，在唐代，四川歷史上還出現了“蜀川”這一稱謂，往往見于詩人作品中，如唐王勃《王子安集》卷三有《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詩，唐皎然也有《詠數探得七》詩，其中有“鶴駕迎緱嶺，星橋下蜀川"之句。《舊唐書》卷一百《畢構傳》記載：“卿孤潔獨行，有古人之風，自臨蜀川，弊化頓易。”畢構，字隆擇，河南偃師人，景云元年（公元710年）任陜州刺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充劍南道按察使，所任均有治績，曾受睿宗璽書嘉獎。這里所說的“自臨蜀川”，即指畢構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充劍南道按察使時所管轄的劍南道所在區域。唐杜佑《通典》卷九《錢幣下》專門解釋“益州，今蜀川之地”，卷十四《州郡序》“益則蜀川是”，蜀川成了益州的代稱。宋代以后，“蜀川”這一名稱仍然被使用，如相傳北宋李公麟所繪《蜀川勝概圖》即以“蜀川命名”。

五、宋代“川峽四路”設置與“四川”專名的誕生

從先秦時“九州”之一的梁州到蜀郡、巴郡的設置，從漢代置益州到唐代設劍南東、西川和山南西道，以及衍生出來的“天府”“蜀川”“兩川”“三川”的代稱，既反映了四川行政區劃演變的歷史過程，同時也反映了四川在政區文化地域稱謂的變化，最終迎來在北宋誕生“四川”這一區劃地名的高光時刻。

我們先來看宋代在今四川、重慶管轄范圍設立行政區劃的情況。宋初，沿唐制，雖有稱為“道”的區域，但僅為監察區，沒有唐代節度使那樣大的實權。到宋太宗末年，終于廢除道制，將全國劃分為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陜西、淮南、江南、湖南、湖北、兩浙、福建、西川、峽西、廣東、廣西等十五路，各路設轉運使。宋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平蜀，置西川路。開寶六年（公元973年），分置峽西路。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公元981年），合并為川峽路。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十二記載：“宋初，以轉運使領諸路，設西川路，后分東路，尋并之。”李燾所說與其他文獻記載“分置峽西路”不符。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又分西川路為東、西兩路，分峽西路為利、夔兩路，統稱益、梓、利、夔四路，此后益州路更名為成都府路，梓州路更名為潼川府路，四路治所分別在今天的成都、三臺、漢中和奉節，一般稱為“川峽四路”，后遂省文，簡稱“四川”。在“川峽四路”中，只有利州路長期分合不定，據《宋史》記載，利州路管轄興元府、利、洋、閬、劍、文、興、蓬、政、巴等州和劍門關，共三十八縣，南渡以后，管轄興元、隆慶、同慶三府，利、金、洋、閬、巴、沔、文、蓬、龍、階、西和、鳳等十二州，大安、天水二軍。紹興十四年（1144年），分利州路為東、西路：利州東路管轄興元、劍、利、閬、金、洋、巴、蓬、大安等府、州、軍，治興元府；利州西路管轄階、成、西和、鳳、文、龍、興等州，治興州（今陜西略陽），又置利州路階、成、西和、鳳州制置使，涇原、秦鳳路經略、安撫使。乾道四年（1168年），利州東、西路又合為一路，由興元府兼領。淳熙二年（1175年）復分，三年又合；淳熙五年（1178年）復分，紹熙五年（1194年）再合；慶元二年（1196年）又分，嘉定三年（1210年）復合。嘉定十一年（1218年）又分，端平三年（1236年）兵亂廢置。這種分合不定的情況主要與宋金戰爭期間南宋政治軍事戰略和疆域變動密切相關。而較早出現“四川”名稱的時間是宋徽宗大觀二年（1108年），在本年詔書中正式使用“四川”這一稱謂，這是目前所見將“四川”作為行政區劃名稱的開始。宋章如愚《群書考索》后集卷六十一《禁陜西鐵錢入川御筆》云：“比以四川鐵錢猥多，錢輕物重，若更許陜西鐵錢入川行用，則幣益以輕，物益以貴，非平價裕民之道。其陜西鐵錢可更不許入川行用。”《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十三之《茶事司辟官不許奏辟土人詔》云：“訪聞比來不顧公議，多引四川土人。”自此以后，朝廷任命的與四川有關的職官中，多授予“四川宣撫使”“四川制置使”“四川轉運使”等官職。如宋劉一止《苕溪集》卷四十三有《陳遠猷除四川轉運副使制》等。在北宋時，四川路還曾一度與陜西路合稱為“川陜路”，鄭樵《通志》卷六十六《藝文略》著錄有“《川陜路圖經》三十卷”可證。

到了元代。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設置中央行政機構——中書省，全國普遍建行省，是僅次于中央的地方行政機構。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在宋代川峽四路基礎上正式設置四川行中書省，又稱四川行省，簡稱四川省，省會設在成都。從此，四川始有稱省之名。明洪武九年（1376年），明太祖將四川行中書省改為四川承宣布政使司。清世祖順治二年（1645年），又恢復四川行省，簡稱四川省。此后四川省的名稱就一直沿用下來。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決定撤銷四川省，劃分為川南、川北、川東、川西四個行署及重慶市。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撤銷四大行署區，恢復四川省建制。1953年2月，成立西南行政委員會，駐地重慶，轄重慶直轄市，四川、云南、貴州、西康四省和西藏地區。1954年7月，重慶市并入四川省。1955年，撤銷西康省，金沙江以東劃歸四川省。1997年3月，將原四川省分為重慶直轄市和四川省兩個行政區域，形成了今天四川省和重慶直轄市分治的格局。

六、元朝建立與四川行省產生的曲折過程

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十月，蒙古入蜀，改成都府為成都路，成都路立總管府，設錄事司管理路府治所城市戶民。此后宋蒙于四川地區征伐多年，當時關中為忽必烈封地，立有陜西四川宣撫司，兼理川蜀領地軍民，蒙哥汗七年（1257年）罷。元朝建立后，總共設置了十一個行省，包括嶺北行省、遼陽行省、河南江北行省、陜西行省、四川行省等，其中，四川行省的設置和最終確立經歷了一個相當曲折的過程。元中統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先后立陜西四川宣撫司、秦蜀行中書省。中統三年（1262年），改宣撫司為宣慰司。至元元年（1264年），罷宣慰司，其后川陜時有分合，合則為陜西四川行省，分則改立四川行省。至元三年（1266年）、八年（1271年），曾兩度改四川行樞密院為行省。至元十年（1273年），罷陜西四川行省，至元十三年（1276年），別置四川等處行中書省。至元十六年（1279年），恢復陜西四川行省。至元十八年（1281年），分設四川行省，尋改立四川宣慰司，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仍合為陜西四川行省，立四川行樞密院，治成都。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又建四川行省。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遷四川行省治重慶，兩年后復移四川行省于成都。大德三年（1299年），四川行省一度撤銷，改立四川宣慰司都元帥府，并歸陜西行省。大德七年（1303年）復故，重立四川行省。四川行省的設立經歷了如此曲折的過程，終于穩定下來。

七、四川行政區劃設置特點分析

兩千多年來，四川行政區劃設置與變動，無不與當時的自然地理環境和政治、經濟、軍事密切相關。

第一，四川行政區內部的劃分往往遵循山川形便的特點。如歷史上的四川省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川西高原、秦巴山地和云貴高原北緣，其中四川盆地內部是由多個小地理單元組成，而這些小的地理單元往往成為歷代劃分政區的依據，也成為盆地內部不同文化亞區的分界線。如秦漢時期巴、蜀的劃分，唐代劍南東、西川的劃分，宋代益、夔、利、梓州四路的劃分，基本上都是遵循山川形便，以某一小地理單元為主體，結合其邊緣地區而成。不過，在四川省與其他省的疆界劃分上，并不是首先考慮山川形便，而是采用“犬牙相制”的劃分策略。如四川盆地北緣大巴山與秦嶺之間地區統稱為秦巴山地，這是一個從自然和人文方面都類似于四川盆地的小地理單元。秦嶺以南的漢中盆地先秦以來屬于巴蜀，歷代在漢中設置政區。在元代以前，漢中一直屬于四川，即使在古蜀國以及后來在成都建立的偏安政權三國蜀漢到五代前后蜀時期，漢中一直都處在上述政權的實際控制之下。唐代分設山南西道，治所設于興元府（今陜西漢中），管轄今陜西漢中、四川東部、重慶西部等地區。直到元朝才打破“山川形便”原則劃分疆界，漢中開始改隸秦嶺以北的陜西行省。自元代設立行省后，漢中地區就不再屬四川等處行中書省管轄，而劃歸陜西行省，這反映出中央政府在省級區劃設置上并不是根據歷史沿革、文化傳統和山川形便來劃分，而是采取一種“犬牙相制”的方法來加以制衡，目的是為了防止在地方上出現尾大不掉和分裂割據的局面出現。又如在明朝建立貴州行省以前，長期屬于四川的遵義也因為這樣的原因在清初劃給了貴州。雖然今天的漢中和遵義在行政區劃上早已不屬于四川，但由于這兩個地方長期屬于四川行政區管轄范圍，故在文化上與巴蜀有著極大的相似性，其本身就屬于巴蜀文化區的范圍。所以我們會發現巴蜀文化區與四川自然地理區、四川省級行政區在地域上并不完全重合，而是呈現犬牙交錯的狀態。

第二，四川行政區劃設置與當時全國政治、經濟中心東移南遷的大趨勢有關。漢唐時期，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長期在關中，巴蜀地區成為朝廷優先發展的方向。四川由于本身優越的農作條件，在人類不斷地開發之下，經濟發達，交通暢通，城市繁榮，成了全國重要的經濟區，其中成都平原以及金牛道沿線形成了一個在全國都有重大影響的城市經濟帶；尤其是川西成都平原的自然條件明顯優于川東山地峽谷，無論城市數量還是重要性都居于全川之首，以成都為中心的川西地區縣級政區分布眾多，市鎮密集，故川西在發展上步步領先，甚至在全國范圍內都是一個發達地區，從漢代四川有“天府之國”的美譽，到晚唐發展到“揚一益二”的高度，充分反映了劍南東、西川和山南西道在全國所占有的舉足輕重的地位。盡管關中通過米倉道、荔枝道等蜀道也加強了與川北、川東北、川東地區的聯系，地處四川東部的巴渝地區經濟開發也得到加強，但與以成都為中心的川西地區相比，在城鎮數量和重要性上仍然存在明顯的差距。在唐代行政區劃設置上，劍南東川道的治所并沒有設在以江州、夔州為中心的川東地區，仍然是以川北梓州（今四川省三臺縣）作為治所，這一行政區劃分布格局到了宋代才被打破。

入宋以后，隨著全國政治中心由關中轉到開封，南宋又轉移到江南的杭州，關中與巴蜀的聯系因此受到削弱，蜀道雖然因宋金戰爭仍然被重視，但其重要性較之唐代有明顯下降。而以重慶為中心的巴渝地區，無論是通往中原的陸路還是通往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水路都比成都有著更加便捷的區位優勢，川江水道成為巴蜀地區聯系長江中下游地區的重要通道。故潼川府路（原梓州路）到南宋時其治所從梓州移到了瀘州，川東的重慶、夔州等沿江城市發展成為水陸交通中心城市。歐陽修《峽州至喜堂序》寫道：“然后蜀之絲織文之富，衣被于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尤其是“川益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由“水運達荊南······每年下運布帛高達百萬匹”。甚至到南宋末年，重慶等川東地區的發展“支持西蜀且四十年”。隨著四川東部和南部地區的開發，這一地區城鎮得到更多發展機會，四川城鎮分布格局和經濟發展重心繼續向東向南方向轉移。四川經濟文化的發展和繁榮，實際上使其成為南宋政權重要的戰略區。這個戰略區不僅長期為南宋主要的財賦來源（占到當時全國財賦總收入的三分之一），而且在后來四川軍民抗擊蒙古內侵、延續宋祚四十余年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入明以后，隨著長江航運水平的提高，重慶因位于四川盆地出口，擁有更便利的對外聯系和更廣闊的經濟腹地。同時，因明代貴州設立行省，重慶成為貴州省物質供給最重要的基地。因此，重慶在川東眾多城鎮中脫穎而出，成為繼成都之后的又一個中心城市，形成了西有成都、東有重慶的雙中心城市分布格局。

第三，四川行政區劃的設置與調整與當時所處的政治、軍事情勢密切相關。漢武帝時，派唐蒙、司馬相如開發西南夷，打通另一條經身毒通往西域的通道，避開被匈奴控制、交通時斷時續的河西走廊。唐蒙出使夜郎，說服夜郎王歸順漢朝，同意在夜郎都城鄨邑設犍為郡，下設南夷、夜郎兩縣和犍為都尉，后來犍為郡治從鄨縣向北遷到南廣。當時西漢北部邊境面臨強敵匈奴的巨大壓力，漢武帝被迫在朔方大規模筑城。由于南北同時大興土木，財政難支。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公孫弘堅決反對繼續修筑牂牁道、南夷道，朝廷不得不放棄司馬相如開拓的西夷道（今雅安以西一帶），僅保留南夷道上設置的犍為郡以及所管轄的南夷、夜郎兩縣和犍為都尉。漢代還分蜀郡置廣漢郡，唐代劍南道分東、西川；宋代利州東、西路時分時合。以上這些行政劃區設置與變化都與當時政治、軍事形勢有關。如唐代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十二月，嚴武被任為成都府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此時唐王朝為了集中力量應付吐蕃威脅，有意將劍南東川、西川合并為一道。至唐代宗廣德元年（公元763年），復并劍南東、西川為一，統一節度，不再分設劍南東川節度使和劍南西川節度使。到了元代，四川行省設置一波三折，也與當時元朝內部政治斗爭和宋元軍事戰爭情勢密切相關。

第四，四川行政區劃設置變化也與四川水陸交通發展密切相關。在明清以前，尤其是先秦、漢、唐時期，巴蜀與關中、漢中之間的蜀道交通相當暢通，有力地促進了蜀道沿線經濟發展，政區設置的等級和數量都明顯高于川東地區。安史之亂以后，尤其是兩宋時期，川江水上運輸更加繁忙，水道的重要性日益突顯，大大促進了川江干流沿線的發展，并進一步深入到對川江支流的流域開發。明清時期，重慶作為四川水上交通的優勢地位得到進一步確立和鞏固。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隨著國家統一局面的形成，大量湖廣移民來到四川。這些移民大都經由川江入蜀，川江航運對移民遷徙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清代康、雍、乾時期，隨著四川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川江航運又重新興旺起來，大批船幫涌現，重慶已發展成為川江航運業的中心。以重慶為中心的川東、川南地區繼續保持城鎮發展的總體優勢，大中城市的發展水平也迅速趕超西部傳統大城市。不過，成都、重慶雙城格局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川西地區仍然以成都為中心，川東地區則首推重慶。但如果從經濟發展規模和總量來看，重慶則明顯比成都更為重要。史書記載，渝州地處“水陸沖衢”，背靠巴蜀廣大腹地，成為全省貨物外運和東南各省貨物內銷的商貿中心，這里“百物萃聚”，“商賈云屯”，迅速形成了以重慶為中心包括江津、涪陵、忠縣、萬州、云陽、奉節、巫山等沿江城市經濟帶。同時，隨著明代貴州建省和持續開發，四川大量物資包括鹽、糧食等資源源源不斷地運往貴州，重慶成為聯系貴州的首選城市。明清時期，湖廣已發展成為全國重要的經濟區，四川與湖廣的經濟往來成為主要的對外聯系方向，而重慶正好占據了這個中心位置，從而加強了重慶作為四川東部地區交通樞紐的地位，造就了重慶府城可與成都城市相媲美的大城市。1890年，英國脅迫清政府簽訂《煙臺條約續增專條》（即《重慶通商條約》），將重慶開辟為通商口岸。1891年3月1日，重慶海關成立，并正式開埠，重慶從一個內陸碼頭商埠變成長江上游最大的港口城市。隨著重慶開埠和近代水上交通工具在川江上大量投入使用，重慶以其天然的水陸交通優勢，進一步促進了重慶城市經濟發展和近代化轉型，這一過程在抗戰時期又得到進一步加強。正是由于重慶充分利用了川江水上航道的天然優勢，從而帶動了以重慶為中心的整個川東地區的發展。

從成渝兩地的歷史發展中可以看出，成都與重慶，一西一東，山水相依，血脈相連，互為依存，命運與同，各領風騷，獨具特色，形成了一個相互依存、和諧包容、同謀發展的緊密關系，這為我們今天構建成都、重慶雙城雙核經濟圈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借鑒；同時從中也可以看到成渝兩地構建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既有極其厚重的歷史基礎，同時也具有更加深遠的現實意義。

作者：李勇先

來源：《文史雜志》2025年第4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宋柄燃

校對：杜佳玲

審訂：朱 琪

責編：賀雨婷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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