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塔米·布魯斯當地時間7月22日發表聲明稱，美國已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阿祖萊通報了美國退出該組織的決定。根據相關程序，美國將于2026年12月31日正式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美國就是星爺電影里的那個方唐鏡對吧——我加入/我退出……沒完沒了了。

想想也是，現在的美國，既無教育，也不科學，更沒有文化，退這個群太正常不過了。特朗普同志半年整的活，比老拜登四年的總和都多。

美國這種反復的退群行為，反映的不僅是美國對國際組織的“工具化”思維，還折射出國際多邊合作機制在面對強權時的脆弱與韌性。

美國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關系，用“分分合合”都不足以形容了。

1984年，里根政府第一次退出，理由是教科文組織“管理混亂”“反美傾向嚴重”。

當時的背景很微妙：發展中國家在教科文組織中的影響力逐漸上升，推動了一些讓美國不舒服的議題，比如建立“新世界信息秩序”，這直接觸動了美國媒體巨頭的利益。

美國覺得，與其在組織里被“掣肘”，不如直接退出，省心省力。

2003年，小布什政府又帶著美國重返教科文組織。原因是“9·11”事件后，美國意識到，像教科文組織這樣的平臺，可以用來傳播美國的價值觀，修復國際形象。

換句話說，美國需要教科文組織，前提是它能為美國服務。可惜好景不長，2011年，教科文組織接納巴勒斯坦為會員國，美國隨即停止繳納會費。

2017年，特朗普政府直接宣布退出，理由是教科文組織“反以色列”“預算失控”。

2023年，美國又重新加入，但僅僅兩年后，現在又再次宣布退出。

這種反復橫跳的操作，說白了就是美國在用“退群”當籌碼，逼迫教科文組織按它的意思改規矩。這次的退出決定，仍然是這一套“以退為進”的延續。

美國這次退出的直接導火索，是教科文組織被指“反以色列”“推行分裂性的社會文化議題”。但這些理由其實只是表象，背后藏著更深層的動機。

教科文組織近年來在巴以問題上的立場，比如把希伯倫老城列為巴勒斯坦世界遺產，確實讓美國和以色列感到不爽。

但更關鍵的是，美國覺得教科文組織正在推動一些“覺醒文化”議題，比如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而這些議題在美國國內已經被政治化，成了兩黨爭斗的焦點。

特朗普政府顯然認為，教科文組織的這些行動不僅不符合美國的政策方向，還可能削弱美國在國際輿論場的主導權。所以，與其在組織里“內耗”，不如干脆退出，省得被拖累。

除了文化議題，經濟上的考量也很重要。美國從2011年起就開始拖欠會費，到2017年退出時，累計欠款已達6.5億美元。

雖然教科文組織的預算近年來在努力分散風險，美國的出資比例從22%降到8%，但欠款問題依然是個硬傷。

對特朗普政府來說，退出教科文組織不僅是為了“省錢”，更是為了向國內選民展示一種“強硬姿態”：我不僅在保護美國利益，還在幫納稅人省錢。這種操作，說白了就是政治作秀，但它確實能拉攏一部分選民。

從長遠來看，美國這種行為肯定是得不償失的，只是特朗普顧不了那么多了。

教科文組織的很多項目，比如人與生物圈計劃、國際海洋學委員會等，對美國的科研界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這些項目不僅提供了全球范圍內的數據共享平臺，還為美國科學家創造了很多跨國合作的機會。一旦退出，美國科研界可能會失去這些資源，而這些損失是短期利益無法彌補的。

更現實的問題是，美國的國際形象會因此受損。教科文組織雖然不是個“超級大國”，但它在全球文化、教育和科研領域有著不可替代的影響力。

美國頻繁退出國際組織，會被外界解讀為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這種退群慣性會嚴重削弱美國的軟實力，畢竟，誰愿意和一個動不動就拍桌子走人的伙伴長期合作呢？

對教科文組織來說，挑戰和機遇并存。

美國退出對教科文組織的沖擊是顯而易見的。首先是資金問題。美國拖欠的巨額會費，短期內確實會讓教科文組織的預算捉襟見肘。

不過，這幾年教科文組織也在努力擴寬融資渠道，比如拉攏中東和亞洲的新興經濟體。這些國家的加入，不僅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資金壓力，也讓教科文組織的決策權更加多元化。

對美國來說，這種趨勢可能是個壞消息，因為它的影響力正在被稀釋；但對教科文組織來說，這未必是壞事。畢竟，權力的分散可能帶來更廣泛的代表性，也讓組織的決策更加平衡。

并且從另一個角度看，美國的退出也給其他國家提供了機會。像中國、阿聯酋、卡塔爾等國家，近年來在教科文組織的影響力顯著上升。

它們不僅在資金上支持教科文組織，還在推動新的合作議程，比如人工智能倫理、海洋生態保護等。這些新興議題，不僅填補了美國退出后的權力真空，也為教科文組織注入了新的活力，沒了美國人的干擾，興許干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