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義“人”？在哲學層面，對這個抽象問題的回答無疑可以列舉眾多理論和學說。當我們轉向日常生活會發現，雖然人們很少直接定義“人”，但其實也時刻在表述著關于什么是“人”的看法。比如，人們談起人生感想會以“人嘛，最重要的是開心”開頭，這是一種有關“人”的描述，只不過它定義的是生存目標和意義。與什么是“人”這一問題直接相關的，還是當人們在表達對某件事某種現象不滿時說的“不是人”（如“這是人能做出來的嗎”），這里的“不是人”也即“非人”。通過重申人與動物的不同，是定義“人”常見的一種方法。

當然，人也是動物。當早期的人擺脫野蠻，進入“人”的狀態，人這種動物與其他動物的差異也就產生了。

這種狀態意味著，作為人，人不能向同類施加暴力，但是被允許宰殺動物。在“非人化”心理研究領域，研究者認為，人性中有一套心理機制在約束人的暴力行為，所以一個人向另一個人施暴的過程也就是把對方“非人化”的過程，唯有把對方視為“非人”的對象（“不把人當人”），才可能沖破心理機制的強大約束，當然其最終犯下的行為，本身也是“非人”性質。哲學家史密斯（David Livingstone Smith）以“非人化”研究著稱，他將這一過程形容為“制造怪物”。黑人、猶太人都曾作為群像被視為“怪物”。

以下內容經出版方授權節選自《制造怪物》一書，內容為作者從自然世界開始談論暴力的機制。摘編有刪減，標題為摘編者所起，注釋見原書。

原文作者｜[美]大衛·利文斯通·史密斯

《制造怪物》

作者：[美]大衛·利文斯通·史密斯

譯者：余懷龍

版本：商務印書館 2025年6月

自然界的和諧與矛盾

當我寫下這些話的時候，我正坐在地板上，俯瞰著我在新英格蘭的家后面的大片林地。

兩只漂亮的紅尾鷹棲息在一棵高大的樹上，每隔一段時間，我就會看到一只俯沖下來，用爪子抓住一些倒霉的哺乳動物——松鼠、花栗鼠或田鼠——帶到棲木上，把還活著的動物撕成碎片，然后狼吞虎咽地吃掉。近處，我看到蜻蜓在院子里飛舞。這是一幅美麗的景象，但我知道這些在空中表演的雜技演員是兇猛的捕食者，是四處尋覓蚊子和其他昆蟲來吃的微型殺戮機器。蜻蜓吃的許多蚊子都很圓潤，因為它們肚子中的血來自在樹林里游蕩的鹿。再靠近一點，一群小螞蟻拖著一只扭動的毛毛蟲穿過我腳邊的地板，帶到巢穴里生吞活剝。

《動物王國》（

Le règne animal

自然界一點也不和諧。這是一個奇妙而又可怕的地方，在那里，生命不斷地以彼此為食。許多動物以其他動物的肉為生，即使是溫和的食草動物也會肢解和吞食植物。如果植物能尖叫，它們一定會持續地發出叫聲。有些生物與它們的獵物建立了合作關系。通過播撒種子，吃水果的生物能夠得到相應卡路里的熱量。但對其余大多數生物來說，天敵的存在意味著剝削或毀滅。這就是為什么阿圖爾·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將自然描述為“一個充滿折磨和痛苦的游樂場，生物只能通過互相蠶食來維持生命。因此，每一種邪惡的動物都是成千上萬其他動物的活墳墓，而它們只能通過以彼此為食來繼續生存，……并經歷痛苦的死亡”。或者，正如菲利普·基切爾（Philip Kitcher）簡要地指出的，“苦難不是生活中偶然發生的，而是命中注定的”。暴力是生命的存在條件。

智人也不例外。早在史前時期，我們奪走其他生物的生命，以獲取食物、防護品、材料，如把動物皮毛和植物纖維用于制作衣服、木材，把角和骨頭用于制作最終供娛樂的工具和裝飾品，并且我們屠殺它們用于祭祀，以取悅我們神靈的嗜血欲望。幾千年來，除了殺戮，人類一直在利用非人類動物的生理機能和肌肉力量，把牲畜當作行走的食物儲藏室、蛋源和奶源、犁地工具和交通工具。

如果不傷害其他生物，我們就無法生存。但同樣正確的是，作為社會動物的人類，如果對同類的暴力行為沒有受到強有力的約束，我們是無法生存下去的。對大多數群居動物來說，在攻擊和克制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不是問題，因為進化賦予了它們一系列處理這種平衡的本能。黑猩猩生來就不會殺死同伴，而是喜歡吃被它們獵殺的疣猴。它們不必懷疑——實際上也沒有能力懷疑——剝奪生命是不是被允許的。它們只是在遵循本能。但我們智人不同，我們不像其他靈長類動物那樣受到本能的束縛，我們比其他動物擁有更多的行為能動性。我們必須做出選擇，并被迫尋找理由來證明我們的選擇是合理的。

關于動物處境的解釋

在我們人類歷史進程的某個時刻，我們的祖先面臨著這樣一個難題：為什么可以殺死某些生物，而不可以殺死另一些生物？無論多么深奧，他們都需要一個合理化的說法，一個關于殺生行為規則的解釋。在當今的一些采食文化中，人們發現了這樣一種合理化說法（這種說法在史前的狩獵－采集文化中可能很常見）：作為獵人的人類和獵物之間存在著合作關系。動物出現在獵人面前是因為它們想要被獵殺。因此，人類殺死動物是在滿足動物的愿望，這是動物自己在奉獻出它的生命，而不是人類奪走了它的生命。宗教研究學者格雷厄姆·哈維（Graham Harvey）寫道：

在一些地方，薩滿的一個工作任務就是說服動物，讓動物自己被獵人發現，并為了人類的利益而放棄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說，薩滿在說服動物和人類，獵殺和被獵殺都是一種犧牲。死亡是不受歡迎的，而且往往是毫無意義的。但犧牲是神圣的、超然的、高于生命的。因此，薩滿可能要學會找到對他人來說隱藏的東西：在遠處的動物。一旦他們知道作為目標的動物在哪里，薩滿通常會試圖說服隱藏的獵物與獵人見面，并說服獵物放棄自己的生命。在文化上，薩滿向獵物表達了適當的尊重，并承諾在獵物死時和死后采取進一步的尊重行為。

在一些版本中，動物在被殺死后，它們的靈魂會在來世繼續存在，并一定會得到安撫。在另一些版本中，它們轉世為其他動物，在死亡和重生的無盡循環中輪回。

反思掠殺動物的紀錄片《地球公民》（

Earthlings

當然，獵人都知道，動物試圖不被殺害，并且害怕那些想要殺害它們的人。而每個獵人都知道，被刺穿身體的動物在死前會遭受痛苦。動物把自己作為獵物的想法是一種意識形態建構，目的是使人類對它們的捕殺合法化。這是一種信念體系，其功能是使一個群體（即人類社會）受益，并使另一個群體（被人類剝削和殺死的非人類動物群體）做出犧牲。雖然這聽起來可能很奇怪，但這樣的信念具有“壓迫”動物的功能。你可能覺得用“壓迫”這個詞來描述我們與非人類生物的關系并不合適。當然，你可能認為這個詞只適用于我們與其他人類的關系。但你的這種想法與我在第九章中所闡述的等級框架觀念是不一致的。“只有人類才會受到壓迫”，這種直覺是基于一種深刻的、或許是不可避免的偏見，即我們人類在宇宙秩序中占據著比其他生物更高的位置。

在某個時期，也許是隨著畜牧業、農業和階級社會的出現，一種新的殺戮觀誕生了。事實上，這種觀念是非常強有力的，以至于在今天仍然影響著我們。自然等級觀念為物種間的暴力問題提供了更為高明的解決方案。對其他生物施暴的合法性被認為是由它們在“存在巨鏈”中的等級所決定的。羚羊可以被殺死和吃掉，因為它們是非人存在者，但殺死和吃掉人類社會中的成員是不被允許的。就像動物把自己當作獵物的觀念一樣，“存在巨鏈”觀念也是一種意識形態。這是一種過去和現在都在重申的信念體系，因為它使人類對其他生物的暴力合法化了，進而為對人類有利的行為提供系統的支撐。

我認為，這就是為什么“存在巨鏈”觀念能如此廣泛地傳播，以及為什么它能如此強大地控制著人類思想。生命以生命為食，自然的等級觀念是一種工具，其作用就是使我們賴以繁衍和生存的暴力行為合法化。

超級社會性

我們是超級社會性動物。事實上，沒有任何一種靈長類動物，沒有任何一種哺乳動物，能像智人那樣擁有如此高的社會化程度。為了在高度社會化的群體中生存，我們必須擁有能夠適應社會交往的思想。有研究確切表明，在單獨監禁的情況下，囚犯表現出來的狀態包括“焦慮、退縮、極度敏感、思慮過重、認知功能障礙、幻覺、失控、易怒、攻擊性強、憤怒、偏執、絕望、情緒崩潰、自殘、自殺意念和自殺行為”。事實上，我們是如此強烈地渴望社會交往，以至于我們傾向于看到根本不存在的人。“我們把月亮看成人臉，把云朵看成軍隊，”大衛·休謨注意到，“如果不通過經驗和反思加以糾正，我們就會根據一種自然傾向，將惡意與善意歸因于一切傷害或愉悅我們的事物。”

《暴力史》（

A History of Violence

群居動物必須避免對其社群成員進行致命或接近致命的攻擊，否則社群就不可能存在。因此，人類的超級社會性約束了人與人之間的暴力行為。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天生喜歡順利的合作行為。社會學家蘭德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在他對人類暴力行為的大量研究中寫道：“人類的基本傾向是彼此在相互關注中成為焦點，并被彼此的身體節奏和情感語調所吸引。”柯林斯認為：

這些過程是無意識的和自發性的，也非常具有吸引力。最令人愉快的人類活動是人們被一種明顯的微互動節奏所吸引：共同的語調，流暢的對話，笑語中的默契，人群的熱情，相互的性喚起。通常，這些過程構成了一種互動儀式，至少在當下產生了主體間性和道德團結的感覺。面對面的沖突之所以難以發生，首先是因為它違背了這種共同意識和身心愉悅感。……有一個明顯的障礙阻止我們陷入暴力對抗。它違背了人類的生理規律，即違背了人類在本能上就具有的……團結合作的傾向。

反法西斯電影《美麗人生》（

La vita è bella

暴力對抗的極端形式是身體暴力，最嚴重的是殺戮行為。因此，如果柯林斯是對的，那么人類對社會團結的偏好必然會造成一個問題，即如何激發人們的軍事戰斗能力。事實的確如此。美國陸軍歷史學家馬歇爾（S. L. A. Marshall）在 1947 年出版了一部對人類影響深遠的著作，即《人與戰爭的對抗：戰斗指揮問題》（

Men against Fire: The Problem of Battle Command

他就是由他的家庭、他的宗教、他所受的教育、他所處社會的道德規范和理想塑造的。我們必須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即他來自一個文明社會，在這個文明社會中，奪取生命的侵害行為是被禁止和不可接受的。他對侵害行為的恐懼是如此之強烈、如此之深入、如此之長遠——幾乎就像他母親的乳汁對他的影響一樣——這是正常人情感構成的一部分。這是他參加戰斗時的一大困難。他扣動扳機的手指停了下來，盡管他幾乎沒有意識到這是對他的一種束縛。因為這是一種情感上的障礙，而不是認知上的障礙，所以這種障礙不能通過“要么殺人，要么被殺”這樣的認知推理來消除。

馬歇爾對士兵在心理上抗拒殺戮行為的解釋，與他那個時代正統的行為主義觀點是一致的。這種觀點認為，除了少數先天條件反射外，人類的所有行為都是通過適應環境習得的。

抑制暴力的心理機制

一些來自發展心理學的證據表明，嬰兒天生就具有合作精神和利他精神。心理學教授、參戰老兵大衛·格羅斯曼（David Grossman）讓馬歇爾的思想引起了更多的關注。他不同意馬歇爾關于士兵為何常常難以痛下殺手的解釋。他認為人類天生就抗拒殺害他人的行為。格羅斯曼認為，這種抗拒是很強烈的。

《少年的你》（2019）劇照。

盡管馬歇爾和格羅斯曼的著作都很有真知灼見，但它們畢竟不是學術著作，書中所提供的證據充其量只是軼事。而且，馬歇爾關于士兵抗拒殺戮行為的說法還受到了強烈批評。然而，他們與其他學者有著非常相似的思想。頗具影響力的奧地利倫理學家伊雷納烏斯·艾布爾 - 艾貝斯費爾特（Iren?us Eibl-Eibesfeldt）的研究提供了另一個例子。他認為，我們智人天生就具有抑制殺戮（T?tungshemmungen）的本能——在生物學意義上對殺害同類的抑制，“人類的攻擊性行為被許多系統發育適應性有效地控制住了……我們天生就具有抑制攻擊性行為的能力”。

《啟示》（

Apocalypto

心理學家菲瑞·庫什曼（Fiery Cushman）及其同事在一篇題為《模擬謀殺》（Simulating Murder）的論文中很好地描述了人類是如何抑制攻擊性行為的。這篇論文記錄了他們進行的一項實驗，該實驗的目的是確定對暴力行為的厭惡是完全基于對受害者的同情，還是偶爾基于對暴力行為本身的厭惡。實驗中，受試者被要求模擬暴力行為，并觀看其他人所模擬的暴力行為。一種是拿起錘子，用力敲打實驗物的假小腿（“小腿”實際上是實驗物空褲腿中的一根塑料管）；另一種是拿起一塊大石頭，用力砸打從實驗物襯衫袖子中伸出來的橡膠手；第三種是用一把逼真的玩具槍“射擊”實驗物的臉部；第四種是用橡膠刀“割”實驗物的喉嚨；第五種是把一個栩栩如生的假娃娃的頭用力撞在桌子上。

在實驗過程中，心理學家會監測受試者的血壓和心臟活動。他們發現，即使受試者清楚地知道在實驗過程中沒有人會受到傷害，他們也會在生理上表現出強烈的痛苦跡象，尤其是當他們自己實施這些行為而不是觀看別人做這些行為的時候。實驗表明，引起厭惡的是暴力行為本身，而不是其道德后果。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的行為不會受到有害后果的影響，但這確實意味著，只關注道德同情心并不能說明全部問題。庫什曼及其同事在結論中指出：“對直接性傷害行為自發產生的強烈厭惡反應 , 可能可以解釋其他令人費解的人類行為。在戰場和假言道德判斷中，人們拒絕做出直接的傷害，盡管他們清楚地知道這樣做可以挽救許多生命。同樣，在我們的研究中，人們對模擬的傷害行為有強烈的厭惡反應，盡管他們明確知道這些行為不會真正造成傷害。這些案例都強烈表明，我們對行為后果的明確認知和我們對行為的自發情感反應是分離的。”

這些觀察結果意味著，正常人具有一種心理機制來自動調節攻擊行為，這種心理機制是自發運行的，不受意識的直接控制。這種機制可能是與生俱來的、由基因決定的，也可能是后天習得的，又或者可能是我們可以快速學會的。這一心理機制的起源問題在本討論中并不重要。關鍵是認識到這樣一種心理機制是存在的，并且它具有抑制人際間暴力行為的作用。

本文內容經出版方授權節選自《制造怪物》一書。原文作者：[美]大衛·利文斯通·史密斯；摘編：羅東；編輯：西西；導語部分校對：柳寶慶。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最近微信公眾號又改版啦

大家記得將「新京報書評周刊」設置為星標

不錯過每一篇精彩文章～

2024書評周刊合訂本上市！

點擊書封可即刻下單

了解《新京報·書評周刊》2024合訂本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