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敏潔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日本月刊

今年是乙未戰爭130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與臺灣光復迎來80周年。兩個承載著民族記憶的時間坐標在此交匯，為我們重新審視臺灣同胞的抗日斗爭提供了深刻的歷史契機。在這一特殊的歷史節點回望那段歲月，不僅是對歷史的致敬，更是對民族精神的溯源——可歌可泣的抗爭事跡始終昭示著：臺灣同胞的抗日斗爭，從來都是中華民族反侵略史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篇章。重溫臺灣同胞的抗日斗爭，具有多重深刻的時代意義。

這種回望既是對為民族解放英勇獻身的先烈們的深切緬懷，更是對那段波瀾壯闊抗爭歷史的永恒銘記。這段歷史始于1895年《馬關條約》的簽訂，日本據此攫取了臺灣主權并實施了長達半世紀的殖民統治。在那暗無天日的時期，臺灣同胞始終堅守著不屈的抗爭精神，以多樣形式持續反抗殖民統治：從武裝起義中的浴血奮戰，到文化抗爭中的根脈守護；從秘密地下運動，到積極尋求國際支援。每一種抗爭，都生動彰顯著他們對民族獨立和尊嚴的堅定追求，也構成了那段抗爭歷史中最鮮活的注腳。本研究立足于世界歷史的宏觀視野，旨在通過厘清臺灣同胞抗日斗爭的歷史進程與國內外影響，深入闡釋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殖民地解放運動中的獨特歷史貢獻。

武裝抗爭：血染島嶼，牽制強敵

面對日本殖民者的高壓統治，臺灣人民以血肉之軀筑起了頑強的抵抗陣線。1895年爆發的“乙未戰爭”，是臺灣軍民武裝抗日的悲壯起點。臺灣士紳與部分留守的黑旗軍、清軍不愿屈服于日本的統治，自發組織起來，試圖通過武裝抵抗來阻止日本對臺灣的接收。從城市到鄉村，從士紳到平民，無數臺灣兒女自發組織起來，憑著“寸土不讓”的堅定信念和保衛家園的滿腔熱血，與裝備現代化武器、訓練有素的日軍展開了一場又一場殊死搏斗。日軍雖然最終憑借武力侵占臺灣，卻也付出了數千人傷亡的沉重代價。

1896年6月，臺灣云林爆發“鐵國山起義”。抗日領袖柯鐵率領義軍以大坪頂為根據地，多次擊退日軍進攻。6月16日，日軍調集重兵圍剿未果后，竟對斗六鎮及周邊70余村莊展開瘋狂報復。據日軍《蠻煙瘴雨日志》記載，在6月19日至23日的五天里，日軍“見人即殺，見屋就燒”，日志中描述為“五六百里間，無不盡成肉山血河”“九穹林莊成為焦土，村民血肉飛散”。這場慘案造成云林地區“人煙滅絕，田園荒廢”的凄涼景象持續多年。鐵國山義軍發布檄文，痛斥日軍“惟嗜殺戮”的暴行，進一步激發了全臺抗日斗志。云林大屠殺是日本殖民統治殘暴本質的血證，也展現了臺灣同胞不屈的抗爭精神。此后數十年間，武裝抗日的火種在臺灣各地持續燃燒。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等，是其中規模較大、影響較深的抗爭。這些此起彼伏的武裝斗爭，持續沖擊著日本的殖民統治秩序，迫使殖民當局不得不投入相當的軍警力量進行鎮壓和維持治安，構成了持續的治安壓力。

在這場抗爭中，臺灣的少數民族同胞不乏流血犧牲，堅決保衛自己祖輩生長于斯的土地。1896年至1933年，臺灣當地少數民族發動大小起義70余次。其中規模較大的屬1930年的“霧社起義”，賽德克人德克塔雅族在日警千余人與陸軍近千人的圍剿下，寧死不降，最終部落人數傷亡過半。面對臺灣少數民族的起義，日本殖民者采取嚴厲的圍堵策略和慘無人道的殺戮手段，試圖迫使其屈服。據不完全統計，日本殖民統治者先后動用軍隊7萬余人，傷亡超過3000人。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臺灣同胞的抗日斗爭進入新階段。1939年，李友邦將軍在浙江金華組建“臺灣義勇隊”，隊員為奔赴大陸的臺胞，主要開展了三方面意義重大的工作：首先是對敵政治工作，憑借成員精通日語的優勢，精準翻譯日軍文件；其次是醫療救助工作——義勇隊在浙江金華創辦“第一臺灣醫院”，此后又陸續在浙江衢州、浙江蘭溪以及福建建陽增設了三家醫院。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對于軍人、出征人員家屬以及貧苦民眾，就醫一律免費；再者是宣傳教育工作，他們通過講演會、紀念會等多種形式廣泛開展活動。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火蔓延至太平洋時，日本以臺灣為基地，實施“南進”戰略。島內持續不斷的反抗活動，增加了日本維持臺灣統治的成本和難度，對其后方穩定形成牽制。如1937年的宜蘭曠工暴動、1938年的高雄六甲工人暴動、1939年的高雄農民暴動及基隆民眾暴動等。臺灣同胞在極端困難條件下堅持的武裝抗爭，客觀上對日本殖民統治形成了掣肘，并以其自身的方式，匯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斗爭的洪流之中，付出了巨大的犧牲。

文化堅守：文脈薪傳，氣節長存

日本殖民者深知，欲亡其國，必先滅其史、亡其魂。在嚴酷的軍事鎮壓之外，一場旨在徹底抹殺臺灣人民民族認同的“皇民化運動”席卷全島。通過強制日語教育、逼迫改易宗教信仰、瘋狂壓制中華文化等手段，殖民者企圖從精神上徹底征服臺灣人民。

20世紀后，臺灣同胞在文化領域的反抗日漸興起。臺灣知識分子通過文學創作、教育實踐等方式進行抗爭。1920年，順應祖國新文化運動的浪潮，臺灣進步文學家組建啟蒙會、新民會等啟蒙組織，并模仿祖國《新青年》雜志創刊《臺灣青年》，其中不乏揭露殖民統治殘酷，喚醒民族意識的作品。1921年，臺灣文化協會成立（簡稱文協），這是臺灣文化抗日組織的代表。通過開展漢文教育等方式，文協頑強地維系著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在殖民者的高壓下秘密守護著文化的火種。文協匯聚了林幼春、蔣渭水等眾多知識分子和民族運動者，通過舉辦講演會、讀報社、文化劇團等形式，在全島傳播新知識、新思想，啟發民智，批判殖民統治，極大地促進了臺灣民眾的民族覺醒和權利意識。1923年至1926年，文協演講會逐年增加，1925年和1926年每年高達三百余場。同時林獻堂、蔣渭水等文協成員積極籌辦并領導臺灣議會設置運動,從1921年至1934年間向當局提出請愿達15次，累計簽名支持的請愿者高達近兩萬人次。文協的活動，是日據時期具有深遠影響的民族文化啟蒙運動之一。1934年，臺灣進步文藝工作者成立臺灣文藝聯盟（簡稱文聯），形成了島內文人空前團結的統一戰線。文聯創辦《臺灣文藝》，為臺灣的抗日文藝運動提供了重要的平臺。

在武裝抗日暫時無法取得成功之時，活躍于新民會、文協、文聯等文化團體中的知識分子成為20世紀臺灣文化抵抗的中流砥柱，著名作家賴和的小說《一桿“秤仔”》以寫實手法揭露殖民統治的黑暗，楊逵的《送報夫》則反映了臺灣底層民眾的苦難生活，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描寫日據時期臺灣知識分子從認同殖民教育到民族覺醒的心路歷程。小說采用現實與象征結合的手法，通過主人公最終發瘋的結局，深刻揭露了殖民統治對臺灣知識分子的精神摧殘。此外，包括朱點人的《脫穎》《島都》、張深切的《鴨母》、呂赫若的《牛車》等作品，其影響力不僅于島內，甚至延及祖國大陸。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日本當局開始取締中文報刊，并嚴格控制臺灣人民思想，禁止臺灣文人使用中文寫作，這種高壓政策致使臺灣新文學遭受滅頂之災。在如此艱難的條件下，諸如楊云萍等抗日文人堅持用中文寫作，保存了中華文化的根基。同時，民間存在由抗日進步知識分子主導發起的讀書會活動，以讀書交友為名義建立秘密圖書館和藏書點，閱讀進步思想書籍，并印制反日宣傳資料、傳播反殖民與民族解放思想，形成廣泛的文化抗戰網絡。

“三代民族英雄、百年臺灣世家”指臺灣霧峰林家，這是文武雙全的愛民族愛國家的家族。甲午戰后臺灣被占領，第六代林朝棟率軍抗日。其子林祖密變賣家產助臺灣義勇軍，支持孫中山革命，被任閩南軍司令。1913年，他在廈門棄日籍復中國籍，遭日方沒收大量家產，仍持續捐助義勇軍，投身實業。林祖密五子林正亨投筆從戎，參加昆侖關戰役、遠征軍入緬作戰，身中16刀，被部下從死人堆救出，事跡感人，盡顯愛國情懷。“海南才子”“臺灣三大詩人之一”霧峰林家第七代林幼春，其孫林銘聰曾說：“祖父用一輩子的力量，傳承中華傳統文化，保存及弘揚漢文化。”他參與創“櫟社”詩社，是臺灣最著名三大詩社之一。之后，又創立“臺灣文社”，創刊《臺灣文藝叢志》，是日據時期保存與弘揚漢文學的主要刊物。他擔任《臺灣民報》董事長，代表臺灣人民的聲音，持續批判和抗爭日本的殖民。因為“治警事件”，他兩次被關入監獄，在獄中創作的《獄中十律》詩，以民族英雄文天祥浩然正氣自勉，堅守民族精神。如今，第九代傳人林銘聰先生作為臺灣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會長頻繁往返于兩岸之間。他積極引領臺胞，不斷分享先祖們的抗日壯舉，大力傳播“兩岸一家親”的深刻理念。

臺灣的反殖民文化抗爭一直持續到日本戰敗，通過文學作品批判了日本殖民統治，展現了知識分子的文化擔當，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這些作品在精神層面筑起了反抗殖民統治的銅墻鐵壁，有力回擊了日本法西斯文化侵略的意圖，彰顯了中華文明強大的生命力，也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文化抗爭樹立了光輝榜樣。

聲傳寰宇：世界關注，共同抗爭

臺灣的抗日斗爭，不是一座孤島的抗爭。他們的吶喊，穿越殖民者的封鎖，激起了海內外的回響。20世紀風起云涌的國際反殖民思潮，成為傳遞臺灣聲音的有利背景。

在中國大陸，不同政治力量的媒體都成為宣傳臺灣抗日的重要陣地。延安方面，《解放日報》于1941年以《紀念六一七臺灣人民反日斗爭日》《臺灣的今昔》等報道，系統介紹了臺灣的歷史、日本殖民統治的殘酷現實以及臺灣人民的持續反抗，著重闡述了臺灣與大陸人民在抗日斗爭中緊密相連的關系，并發出呼吁：“臺灣人民將始終與廣大的中國人民站在一起，為打倒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而奮斗到底！”1942年的中國青年反法西斯大會上，臺灣代表的出席與發言被廣泛報道，彰顯了臺灣在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的重要地位。

重慶方面，《新華日報》積極開辟“臺灣光復運動專刊”，報道臺灣革命同盟會等組織的活動，呼吁全國同胞支持臺灣人民的復土斗爭。1942年《新華日報》傳遞臺灣志士如宋斐如的堅定呼聲：“臺灣革命的目標就是要回到祖國的懷抱中來！”桂林《大公報》也于1943年刊載宋斐如《如何收復失地臺灣——血濃于水臺灣必須收復》的雄文，諸如此類從臺灣人的視角力證回歸祖國的合法性與必然性，字字句句皆是赤子心腸。

在遙遠的南洋，依托龐大且心系故土的華僑社群，東南亞華僑報刊蓬勃發展，成為聲援祖國抗戰的重要平臺。新加坡《南洋商報》對臺灣同胞的斗爭尤為關注。1937年10月，該報以《臺灣同胞決定放棄服膺甘地主義 實行暴力抗御暴力》為題，報道了基隆的反抗事件，并刊載了中華臺灣革命同盟會有關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呼吁。1938年2月，《南洋商報》又詳細報道了七千余名臺灣礦工英勇反日的壯舉。這些來自南洋的報道，極大地增強了海外華人對臺灣抗日斗爭的認同和支持。

事實上，不僅僑胞媒體長期跟進臺灣地區的抗日斗爭，一些西方有識之士同樣對臺灣抗戰投以關注。英國媒體如《曼徹斯特衛報》在關注中國大陸戰局的同時，記者如斯坦因的深入報道，提升了西方社會對中國整體抗戰的認識。1938年重慶《半月文摘》的《日寇鐵蹄下的臺灣》專欄翻譯發表了愛爾蘭作家威廉·蒂林的作品《日本和臺灣》，以西方人的視角記錄了臺灣民眾與大陸民眾血濃于水的關聯。

外界不斷關注臺灣地區抗戰的同時，臺灣革命志士也更主動向世界發聲。臺灣革命同盟會等組織，利用重慶中央電臺等平臺，用日語、英語、閩南語等多種語言向全球廣播，控訴日本暴行，呼吁國際社會關注臺灣命運，支持光復運動。盡管受制于戰爭環境和殖民者的嚴密封鎖，國際主流通訊社的直接報道有限，但通過中國官方、政黨、海外華僑媒體以及國際廣播等多渠道、多語種的持續努力，臺灣人民英勇不屈的斗爭事跡，終究為世界反法西斯陣營所知曉。

史音回響：豐碑永鑄，啟示恒存

臺灣人民長達五十年的抗日斗爭，是一部用血與火、淚與歌鑄就的悲壯史詩。從乙未戰爭的刀光劍影，到文化疆場上的筆劍交鋒；從島內此起彼伏的武裝烽火，到跨越重洋的國際呼號——這場斗爭以其空前的堅韌性、廣泛的聯動性和巨大的犧牲精神，深刻融入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洪流，成為全球反殖民運動史上不可或缺的華章。

從世界史的角度看，臺灣抗日斗爭主要具有三重意義：其一，是中華民族反侵略斗爭的一部分，體現出中華兒女在國破家亡之際的團結與抗爭；其二，是全球殖民地人民追求獨立與尊嚴的重要篇章，反映出東方人民抵御帝國主義壓迫的韌性與力量；其三，是反法西斯世界戰線中的一道堅強防線，尤其在精神層面對全球反殖民、反奴役思想的傳播起到了推動作用。

我們需要繼續深化臺灣同胞抗日斗爭史研究，以更多高質量的成果來還原歷史真相，傳承歷史記憶。2025年兩岸多地共辦“臺灣光復80周年”展覽，臺灣義勇隊檔案入選《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彰顯抗日精神作為兩岸歷史共識的紐帶價值。在當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我們更應當銘記歷史、珍視和平，繼承和發揚臺灣同胞在抗日斗爭中展現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氣節，共同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不懈奮斗。這段用鮮血和生命鑄就的歷史，必將永遠激勵著兩岸同胞攜手同心，共創民族復興的美好未來。（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院長、東方研究中心主任）